搬迁移民后续生存发展融资困难。生态移民迁出地生存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搬迁农户多数以体力劳动为主，文化水平较低，劳动技能落后，自身积累能力较弱。移民搬迁初期，农户在生产生活资料购置、饲养圈舍改造、种养殖等方面开销较大，但初期种养殖收益不明显。同时，移民信用等级较低，又无法提供有效的抵押担保物品，难以获取银行信贷支持，资金压力较大。
（六）金融支持生态移民工程存在的主要问题
1.承贷主体不清，金融支持移民项目建设的渠道受限
银监会规范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文件规定，仅允许支持有偿还能力的公租房、廉租房、棚户区改造以及国务院核准或审批的重大项目或国家另有规定的领域。因此，以政府融资平台为承贷主体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银行贷款是生态移民项目前期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缺乏规范的承贷主体限制了金融机构尤其是政策性银行对生态移民项目的资金支持，不利于金融支持作用的有效发挥。
2.融资需求分散，生态移民项目贷款审批要件亟须完善
目前生态移民工程建设任务已具体分解至各市县，各地在项目立项、信贷审批、建设进度等方面差异较大，造成生态移民项目建设融资需求分散，银行与地方政府在移民项目施工进度等方面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各市县移民项目建设方案在获得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批复时往往不具备银行信贷审批所需的土地、环评等要件，造成移民建设项目达不到银行贷款准入条件。
3.抵押担保不足，银行信贷风险缓释机制有待逐步健全
农作物预期收益质押、牛羊等活物抵押等贷款担保方式尚处于探索期，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的移民贷款主要是农户联保贷款。生态移民搬迁后主要的固定资产是移民安置房，但政策规定移民住房10年内不得出租、转让，所以无法用作银行贷款抵押。移民安置区担保机构少、担保费用高，农业保险覆盖范围窄、投保金额低，生态移民获取贷款受限。
4.信息不对称加剧，生态移民贷款后续管理难度加大
部分搬迁移民获得迁入地户籍时未及时上交或销毁原属地身份证，一人持有两个身份证，增加了金融机构对移民贷款申请的调查取证难度。同时，金融机构无法及时掌握移民搬迁后具体生产经营状况和贷款实际用途，不能随时更新借款人联系方式、家庭住址等信息，移民贷款后续管理、清收难度加大。客观上容易助长部分移民的逃废债心理，增加银行移民贷款的违约风险。
三、青海三江源生态移民实践
（一）迁移背景
青海三江（长江、黄河和澜沧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三江源地区生态类型最集中、生态地位最重要、生态体系最完整的区域，是我国淡水资源的主要补给线，也是全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命脉。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由于先天的生态脆弱和后天人为的无序开发，致使保护区内生态与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并威胁到我国江河流域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三江源地区远离大中城市和工业基地，环境相对封闭。由于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生态环境问题多、服务机构不健全、基础设施较落后，整体投资环境并不理想，其小城镇建设仍然比较落后，处于低水平的自发状态。
三江源地区是全国典型的贫困人口集聚区，民贫、县贫、州贫共生共存。收入低，投资能力差，自我发展能力不强，长期陷入低收入、低储蓄-低投资和低收入-低购买力-市场狭小的贫困经济怪圈中。
为此，青海省政府决定从2003年开始，对自然保护区内的牧民进行整体搬迁，迁往保护区外生态条件相对较好、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州、县政府所在的玉树州玉树县、果洛州玛沁县等地，引导牧民转产，从事非牧产业。同时，选择一些条件较好的乡镇，移民迁入后，推广半舍饲畜牧业，草场实行季节性禁牧。
（二）迁入区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是以本省安置为主，地域范围较小，迁出区与迁入地两地的自然环境差异不大，虽然迁出区的生态环境恶化程度较高，草原退化严重。但就牧民而言，其人均草原面积大，仍然有维持生活的基本条件。
从自然保护区迁出的55万生态移民最突出的特点为：（1）在总人口中牧业人口占48.2万人，且长期从事单一、粗放式的游牧生产、生活。（2）95%以上的人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搬迁的牧民绝大部分不会说汉语，语言的沟通存在问题。（3）群众普遍信教，藏传佛教在这里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影响。迁入后必然存在牧民传统落后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陈旧的思想观念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而且迁入地城镇的建设滞后可能激化矛盾，制约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发展。
上述特点给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些相对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具体可归纳为五个方面：
一是移民缺乏信息来源和新的生产技能。据统计，在迁出的总人口中，藏族人口约占88.5%，其中95%以上的人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牧民绝大部分不会说汉语，没有接受过教育，整体科技文化素质很低。而且，移民基本上没有什么技能，生存手段单一，没有更多的信息来源和获取手段。移民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较高，稳定性较差。
二是移民转产安置困难，转产就业的渠道狭窄。由于多数移民的观念守旧，没有外出务工的习惯，劳动力流动较低，再加上迁入地普遍存在中小工商业数量较少，特色经济发展薄弱，民族手工业发展滞后等客观因素，难以发挥填补工业空白和缓解就业难的作用，导致移民转产就业的渠道狭窄，大部分牧民处于闲居状态。
三是移民子女受教育存在一定困难。一方面由于政府补贴有限，相当一部分移民没有经济能力送子女上学。另一方面由于迁入地城镇学校容量有限，无力接纳所有进城移民子女入学。
四是生态环境趋于恶化。迁入的牧民在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开始向自然界索取，加大对迁入地生态环境的破坏。
五是社会治安压力较大。由于大部分移民文化素质低，法律意识淡薄，短期内又无固定职业，给社会治安和公安机关的管理工作造成很大压力。
（三）资金供需情况
作为一项庞大的移民工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仅靠一个省份的力量是很难实现的。以2005年投资为例，青海全省GDP仅为543亿元，其中，西宁、格尔木等青海的中心区域占据相当一部分，而三江源地区的果洛和玉树两个州的GDP之和却不过20亿元。
尽管国家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拨付专项资金高达75亿元，但这75亿元资金主要用在22个建设项目上，其中50多亿元用于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退耕还林还草、森林防火、动物和湿地保护、草场鼠害治理、小城镇建设、牧民培训和牧民定居点建设等项目，投资时间从2005年到2010年三江源保护区工程建设结束。阶段性投资资金用完之后，如何保证生态保护和重建的持续性成为必需面对的现实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有专家建议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和建立三江源基金等形式来筹集三江源生态环境建设费用。从目前看，生态补偿机制已经开始在国内其他地区试行，而设立三江源基金也进入了决策者的视野。一旦这两项设想都能实现，就能从一定程度上缓解生态移民的资金压力。而设立生态补偿基金也正是国外很多国家已经尝试过的办法，国内生态移民工程亦可借鉴。
四、内蒙古生态移民实践
（一）移民开发背景
内蒙古生态移民工程启动于20世纪90年代末。1998年第1期生态移民工程，主要是为减轻阴山北麓生态脆弱区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2001年，内蒙古开始了大规模的生态移民，根据《实施生态移民和异地扶贫移民试点工程的意见》，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对荒漠化、草原退化和水土流失严重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实施生态移民，并提出从2002年开始，内蒙古将在6年时间内，投资上亿元实施生态移民65万人。
在自治区关于生态移民总体思路的指导下，内蒙古各主要盟市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具体的生态移民策略。如阿拉善盟明确提出了“适度收缩，相对集中”的转移发展战略，将一些边远牧区的失去人畜生存条件的牧民，搬迁转移到资源富集、条件较好的生态农业区和城镇郊区从事种植业或二、三产业的“围封禁牧，收缩转移，集约经营”生态移民战略。
（二）金融支持生态移民的实践
以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移民搬迁为例。浑善达克沙地是华北地区频繁发生沙尘暴的沙源地之一。为此，国家把浑善达克沙地列入生态治理的重点地区，相继实施环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还草、生态移民、舍饲禁牧等生态工程。其中，生态移民工程是国家为了彻底治理草原荒漠化、实现传统草原畜牧业向现代草原畜牧业转变而采取的一项重要工程。
敖力克奶牛村，原位于浑善达克沙地南部，可利用草场仅占总面积的30%，其余全部属于沙地，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极为困难，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92%。2001年12月，整体搬迁到桑根达来镇北侧207国道旁，移民资金主要来自于自治区扶贫开发移民扩镇专项基金200万元，旗财政配套181.17万元，牧民自筹20万元。全部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移民与住宅建设307.83万元，水、电、路与饲料基地的建设93.34万元。
为了使移民“迁得出、稳得住、富起来”，并且使迁出区的生态环境尽快得到恢复，旗政府免收迁入区土地征用费；对移民进行生产、生活补贴；减免移入区建设的建安税、各项管理费、发证费；为移民提供3年无息贷款用于购买奶牛；原承包草牧场继续由牧民承包使用；为移民办理城镇户口等，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五、陕西生态移民实践
（一）移民开发背景
陕西移民开发历程久远，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多年里，陕北从山区向沙滩地区移民就达10万户60万人，退耕还林（草）达20万公顷。如靖边县1998～2000年，多方筹资6030多万元，搬迁山区居民1860户12333人，建设移民点26处。在移民区造林固沙，拉沙造田，平整土地，兴修水利，使人均水地0.13公顷以上，每户分别拥有0.07公顷菜地和宅基地，解决了就医、用水、子女上学等问题，使移民安居乐业，还促进0.67万公顷坡耕地持续退耕还林还草。
（二）生态移民规划
随着2011年5月陕西南部三市（安康、汉中、商洛）移民搬迁工程的实施，未来10年，陕西将在陕南秦巴山区和陕北白于山区移民搬迁279.2万人，是三峡移民总量的两倍。2011年2月，《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安置总体规划（2011~2020年）》、《白于山区扶贫移民搬迁规划（2011~2015年）》获陕西省政府通过，正式对外公布。两个规划分别涉及搬迁居民240万人和39.2万人。按照规划，陕南地区搬迁涉及汉中、安康和商洛3市共28个县。到2020年，搬迁人数240万人，超过3个市总人口的1/4。
（三）金融支持生态移民的实践
据测算，陕南240万群众移民搬迁，需要1109.4亿元资金。目前，陕西已投入10亿元启动资金，其余移民安置资金主要通过省财政划拨、地方配套资金、银行贷款和群众自筹等方式来解决。
据悉，陕南移民搬迁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分别为陕西省财政厅和陕西有色金属集团。公司注册资本30亿元，陕西省财政厅和陕西有色金属集团分别出资10亿和20亿元，其余资金缺口将通过银行贷款解决，由陕西省有色金属集团提供担保。
在陕北移民搬迁中，陕西省、市、县和神华集团将共同筹资22亿元作为搬迁的启动资金，是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
六、甘肃生态移民实践
甘肃是我国生态环境相对恶劣，贫困人口相对较多的省份。以民勤县为例，该县是典型的贫困地区，严重缺水和日渐逼近的沙漠，让当地居民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劣。近年来，民勤县很多人把房子拆了，把值钱的东西卖掉，背着简单的包袱到外地谋生。1995～2002年仅一个乡的人口就从15万人下滑到8000人，实际常住人口仅有4300人。这些出走的人有着一个集体的名字——生态难民。
2003年1月，民勤县政府开始启动生态移民计划，有组织地把人口向新疆迁移。2003年初，甘肃民勤县的第四批生态移民还没有离开，移民工作就遭遇了最大的打击——迁移到新疆的部分移民回迁。回迁移民到达新疆后，发现那里“养不了家，没意思”。移民回迁不仅仅是民勤县贫困人口向新疆移民搬迁过程中遇到的“个案”，已经进行生态移民的其他地区都曾出现类似的情况。
就移民个体而言，出现移民回迁现象的原因大体有两方面：一方面，因为对迁入地生存环境的不适应，技能、资金缺乏。另一方面，对迁出地长期以来生活状态和周围环境的眷恋使迁移人口回归故土。
七、生态移民实践的启示
任何移民工程的成功，都是迁出地的推力与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对于生态移民来说，迁出地的推力往往难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决定性的因素是迁入地的拉力，即迁入地为他们创造的适合的条件，吸引移民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