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体布局的层面上，中国传统风水术中的理想择居模式很大程度上就是在选择具有特定气候条件的景观结构：建筑位于山的南坡，背山可以遮挡冬日北来寒流，面水可以引介夏日南来凉风，朝阳可以争取良好日照，近水可以取得方便的水运交通及生活用水，也便于引水灌溉，植被可以保持水土，调节小气候。类似的，相关研究指出，在川藏高原地区，喜马拉雅山与念青唐古拉山脉之间，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山原湖盆区域，在高原上具备最适合人居的小气候，因而尽管没有类似中原地区“风水”理论的指导，人居聚落还是自然地在这样的大地景观中发展起来。在高山多风地区，建筑聚落的选址往往充分利用地形地势而避风：建筑一般处于“重山四合”的向阳坡地，并远离邻近河岸1000~2000m以外，有效避开了凌厉的河风和西北风的袭击。由于紧凑的布局能够减少寒冷气候所造成的不良影响，降低风沙的侵害，故而高原地区建筑群落布局上多较紧凑密集。
在形态表相的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在特定的气候条件作用下，某一地段的景观风貌(主要是受气候影响较大的植被、地貌等自然景观形态)和相应的建筑形态之间往往有着某种关联。气候因景观环境而异，塑造着景观的形态风貌，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景观中的建筑的形象特征。
例如在气候温湿地区，温度宜人，降水充沛，树木繁茂，丰富的地面植被和其他景物往往呈现出小尺度的景观空间和细腻、亲切的景观肌理。
而这些地区的建筑为了适应气候条件、利于通风排水，在形态上大多开敞通透、出檐深远，由列柱支撑的空廊、亭台十分常见。这种轻盈灵巧的建筑形态与以植物、水体为主要特征、秀丽宜人的景观风貌具有相似的形象特质，从而显现出两者的形态整合。作为一个当代的实例，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在南太平洋新卡内多尼亚设计的让玛丽·吉芭欧文化中心(Jean-Marie Tjibaou)着名的“现代棚屋”，其特殊的构造和形态中包含了对于当地气候的适应，能够有效利用自然风促进室内空气流通，而在需要时亦能够阻挡过大的海风。而其形象则与岛上因气候而生的繁茂树木所形成的景观风貌特质相协调。在这里，将建筑形象与气候条件以及因气候条件而生的景观风貌整合统一起来，已经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诉求。
又如在高原山地干寒地区，气候温差较大，旱季长，降水较少，植被疏朗，山体多有裸露，地形地貌具有坚硬、险峻的形态特征。这里的自然景观与气候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而营建于此的民居为了适应气候条件，往往外表厚实封闭，建筑围护材料注重防寒，多采用泥石筑墙、石块盖房，开窗较小，外观厚重敦实。平顶采用土构，除了具有良好的热工性能，还便于充分利用阳光晾晒。建筑的这种形态表相和当地的自然景观风貌具有很强的契合性。
而在干热(类沙漠)地带，日照极强，气候干燥、炎热，降水稀少，风沙较大。景观往往具有开阔、广漠、干燥、植被极为稀少等形态特征，这种景观风貌和当地气候条件是相互显现、互为因果的。人们在这样的景观中营造的建筑为了适应气候条件，建筑往往使用厚墙以隔热防风沙；开窗面积很小以阻挡炽热的阳光，创造凉爽的阴影；体量低平以减少受热面积和蒸发，甚至采用掩土和埋入地下的形态。这样的建筑形态和景观形态同样具有和谐整合的特质。作为一个当代的实例，Auer+ Weber建筑事务所设计为ESO机构(European Southern Observatory，欧洲南方天文台)位于智利的一座大型天文望远镜设计了附属研究人员的旅舍。旅舍位于高原荒漠地段，当地具有极端严酷的自然气候条件：水与植被的匮乏、极强的太阳辐射、强烈而无法控制的风、每晚的降温、极低的相对湿度、地震的潜在可能性……建筑师声称要设计一种“大地艺术般的大地建筑(earth architecture as Land Art)”。建筑呈现低平、半地下的体量和内院布局，以适应严酷的气候。而建筑的形态则与荒漠景观相统一。
可见，自然力同时塑造了景观中的自然要素和人工营造的建筑的形态特征，使之具有形态上的相似性和相关性，在整体上呈现和谐统一的面貌。这种相关性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了某种审美准则。因而，美学上的和谐准则事实上有着深刻的物质基础和生态支撑。今日尽管我们在建筑技术上已经有足够多的手段来获得舒适宜人的建筑内在环境，这些手段的生态代价可能也足够合理，但这种“形态相关”的审美准则依然在发生着作用，指导着我们的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说，物质层面的合理性正是文化驱动力的重要成因和组分。
1.4 社会文化机制
建筑与景观整合的自然生态机制揭示了建筑形态与特定的景观所具有的自然生态条件之间的对应和关联。这种气候、水文等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形成的整体特征我们也习惯上称之为“风土”——“风”为气候，“土”为地理。由于当代环境危机的日趋严重和生态科学的发展，也使得这种生态安全层面的整合机制尤为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被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
然而对世界各地的聚落形态的研究也指出：风土是影响介入景观的建筑形态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决定性要素。学者藤井明对于聚落形态的研究发现了这样的一些现象：
——不同形式的聚落并存于相同的风土环境下；
——相同形式的聚落并存于不同的风土环境下；
——与风土环境相对应的聚落形式，从生态上不一定是合理的，人居环境也不一定是舒适的。
上述三点中，前两种现象说明自然生态条件对于景观中的建筑形态的制约，以及某一种建筑形态模式对于自然生态条件的回应都是较为宽泛的，并不存在严格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只要满足一种基本的“适应性”即可。问题的答案往往是多解的，而第三种现象尤为引人注目。它表明存在着较之自然生态条件更具控制性和影响力的制约因素。对于建筑与景观的形态整合的解读，除了从生态安全和宜人的角度来理解之外，还必须将它置于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视野之中。
“文化”从广义上说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狭义上来说则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亦即“人化”。作为人化了的自然，作为人居环境的景观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文化的一种表征。所谓“文化景观”首先是在地理学的研究框架中提出的，是和未经人类改造的“自然景观”相对的。它一般是指人类为了满足某种需要而利用自然界提供的材料，在自然景观之上叠加人类活动的结果而形成的景观。所以它是一种类型概念。文化景观研究的代表人物苏尔(CarlO.Sauer)描述道：“文化景观是经由一个文化群体对自然景观的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是作用者，自然场域是媒介，而文化景观是其结果。”
因而，营造学科的研究和实践所面对的景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景观。文化改变着一个地区的景观，而它本身也通过景观来体现。建筑与自然共同构成的景观是文化的产物。人类营造的建筑更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是人类在大地上为自己营造的居所，是一个体现了多种动机、欲望和情感的复杂系统。文化是建筑形态生成的内在动力。
具体来看，社会文化要素对于建筑与景观环境的形态整合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考察。
1.4.1 世界观
在观念的层面上，建筑与景观环境的形态整合取决于人们对建筑与景观环境关系的理解。建筑与景观环境的形态关系从根本上说体现了人与世界的存在关系。两者的整合首先和人们的世界图景和存在意向相关联：世界呈现一种怎样的图景，人如何在世界图景中确立自身的存在。建筑是人们营造的、能够完全控制的内在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人在世界中存在的一个表征，而其“之外”的景观环境则是一个人们所不能完全掌控的世界，是人们存在的基础结构。人们在景观环境中营造建筑，意味着一种基础的、混沌的结构中建立起属于自身的结构秩序。“建筑的本质和居住的真实意义是将人的存在和天、地相结合。”因而建筑与景观的形态整合问题就和人们如何认知世界的秩序、并在其中安身立命、确立自己的存在的问题联系甚至等同起来。沈克宁指出：人类的宇宙观在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改造以及在人造环境的塑造过程中起着指导作用。人类总是试图将自己的世界观投射在自己的家园上，使得周围的环境反映自己理解中的宇宙的图式，从而属于自己的世界。诺伯格·舒尔茨引述鲁道夫·施瓦茨(Rudolf Schwarz)的话道：“人们在他所发现的土地上安置了心中的大地，在外面的景观上重以心中的景观，于是两者合而为一。”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总结道：“房屋艺术与宇宙性质无法摆脱地交织在一起。”我们又注意到，人们最早的宇宙观来自于对于环境的认识、概括和想象。景观环境催生了人们的宇宙观和世界图景，而这些又反过来指导人们改造景观环境以及在景观环境中营造属于自己的建筑。这种建筑与景观的整合形态与世界图景之间存在的复杂的纠缠和对应关系，在对聚落形态的许多研究中得到证实。
与此同时，人们在景观环境中营造建筑时，总是希望与环境结构紧密关联，总是倾向于将自身的定位和栖居依托于景观环境中富有特征的、易识别的要素与结构，以取得某种安定感与归属感。“人类有将环境象征化的倾向。人类也倾向于对具有象征化的环境进行认同的活动。”因而我们可以理解景观环境中凸显的景观要素和景观结构——如高山、平地上兀立的大树、岛屿等——往往被神化而具有了特殊的含义(如神山、天梯、风水树、仙岛等)，并且成为建筑和聚落形态生成的统领。不仅如此，人们有时还有意识地强化这种环境结构。
例如在传统风水术中，如果觅得的基址无法完全满足理想模式的要求，人们就会用人工力量改造环境，有时甚至是象征性地补足，这在中国传统的风水术中就有表现。
建筑与景观环境的形态关系，又是一种“部分”与“整体”的从属关系。在一个系统和结构中，构成整体的各组成部分之间以何种方式组织起来，部分受到整体怎样的制约与影响，又如何调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都集中表现到建筑与景观的形态关系之中来。
建筑与景观的形态关系，也体现了有关“人工美”与“自然美”的形式审美判断。景观是由人工要素和自然要素共同组成的。尤其是当把它视为建筑的一种“背景”，在人工营造的建筑介入之前，景观呈现的是自然力作用下的面貌。而当建筑作为人工造物介入其中并确立下来，如何评价和处理两者在形象上的差异则成为必然，并直接影响着作为整体的景观的面貌。而这正是审美活动的范畴。
建筑与景观环境的形态整合，其最终目标是达成一种理想的景观形态，使之成为人们生存、安居的理想家园。这种理想状态——亦即整合的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中都是有所差异的，这种差异决定了人们对于建筑与景观环境的不同整合策略，从而形成了现今我们所见、并生存其中的景观环境的丰富面貌。
1.4.2 社会生活
在社会生活层面上，人类社会组织和运作的各方面都对不同性质的建筑与景观的形态整合产生影响。
集权社会代表政治权力的建筑往往需要在环境中彰显出自身的首位控制性，因而往往占据显位，建筑自身形成景观的中心性要素，而且对于在自然秩序中引入规则严整的人工化秩序并占据控制性的地位也是毫不犹豫的。宗教和纪念性建筑则需要利用景观的景象和空间形态来强化建筑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感召。作为两者兼备的例子，布达拉宫庞大的形体坐落在山峰之上，与其所在的山体融为一体，建筑是山体的延伸与强化，是在自然山体上延伸出来的人为之山，强烈地显现出它在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中同时享有的至高地位。而在它控制之下的民众则生活在它俯瞰的山脚之下的城市之中。类似的还有江孜城的白居寺，高大的建筑体量依托于背靠的山体，并且在形体上与山体具有某种同构的特征，两者相互烘托和强化。城市则展开在山前的平地上，主要街道都朝向山体和寺院。
作为一个饶有意味的类似，法国维兹莱镇(Vézrlay)的建筑群体由一座供奉着圣徒遗体的教堂所统领，仿佛是引领着羊群的头羊。这里的景观中没有像江孜城那样可供建筑倚靠的雄壮山体，但教堂本身依然是坐落在一个高地之上，成为大地景观中的统领。而汉传佛教和道教不具有太大的世俗影响力，寺观多有择址于山林深处，所谓“深山藏古寺”，利用幽深曲折的景观空间来营造超脱尘世的意象和体验，借此吸引和感召信众。
防御性，尤其是针对人类自身纷争的防御性，也是人类社会生活对建筑的一种功能要求。防御性的建筑往往需要利用地形地势之险，以求安全，多有坐落于险峻、坚实的山地地段者。
同时，其自身出于加强防御性的需要而呈现相对封闭、坚实、高峻的形态，恰好与其所在的自然景观形态相互呼应、和谐统一。西藏山南地区泽当县的雍布拉康，其防御性的碉楼位于山体高处，承接和延续了山体向上的动势，建筑材料、体量都与山体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