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法不利于增加由国外贸易得来的财富。一国在与外国通商时，就像个别商人之间进行交易一样，都得靠贱买贵卖来获得利润。在贸易自由不受限制时，贱买和贵卖的机会都是最大的。因为，当贸易自由不受限制时，就会鼓励一国以低价从国外输入其所需的物品，这时，还有可能出现买者都聚集在同一市场的情况，从而将大家都争相购买的货物的售价哄抬上去。
对于从英国输出英国产物的外国船舶，英国没有对其征收关税。以往，外国船舶在输出和输入货物时，通常还要缴纳外人税，后来颁布了许多法令，免除了大部分输出品的外人税。但是，航海法对国外贸易的危害，并不是免征部分关税就能够减轻的。由于我们以绝对禁止或以征收高额关税的形式阻止了自由贸易，所以外国商人就不能来我国售卖和购买了。如果这时刚好有个外国商人用空船来我国装货，那么他所花费的船费，就得由他自己负担。所以说，在售卖者人数减少的同时，购买者人数也会减少。这么一来，我们就要出高价购买外国货物，同时贱卖本国货物。但是，跟国富相比，国防要重要得多，所以，航海法也许是英国最明智的通商条例。
以上就是政府加在外国产业上的负担所产生的第一种有利用途。第二种有利用途产生在对国内生产物征税的时候。
对外国的同一产物征收同额税款也是合理的。这种措施，不会使国内产业独占国内市场，也不会使资财和劳动的流动方向发生改变。即使有了这种措施，流入某种特殊用途的资财和劳动，也不会比自然流入这种特殊用途的资财和劳动多太多。这种结果，反而会使资财和劳动尽力地自然流动；并使本国产业和外国产业能在纳税前后，有一个大致相同的竞争条件。在大不列颠，如果对国内生产物征收这种税，就会同时对国内的同类外国商品征收远远高于国内货物的税款。只有这样，国内商人和制造业者才不会担心要贱卖这种商品，自然也就不会不停地抱怨了。
有些人认为，对自由贸易的第二种限制，有时不应只局限于那些与本国的征税品相竞争的外国商品，还应该包括其他许多商品。这些人认为，如果对国内的生活必需品征税，那么就应该同时对由国外输入的同种物品及其他所有外国商品征税，这样必然会抬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从而使劳动价格随之上涨。这么一来，虽然本国其他商品并没有直接纳税，但由于生产各种商品的劳动价格上涨了，所以其价格也会因为这种赋税而上涨。所以，他们认为，虽然只有生活必需品缴纳了这种赋税，但事实上就相当于国内的所有商品都纳了税；要使国内外产业地位相等，就要对输入本国的所有外国商品都征税，税额与本国商品价格增高的数目相等。
对碱、盐、皮革、蜡烛等生活必需品征税，是否会提高英国的劳动价格，最终使其他所有商品的价格都随之上涨呢？这个问题，我将在后文考察赋税时进行论述。现在，我们无疑可以假定上述结果有可能出现。由劳动价格上涨而导致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是一种正常情况。不过，在下面这两种情况之下，特定商品因纳特种赋税而涨价的情况，就与普通商品价格上涨的情况有所不同。
第一，对于特种赋税能在多大程度上抬高特定商品的价格，人们总是可以作出准确的判断；但是，当劳动价格按照一般水平上涨时，各种劳动生产物的价格会受到多大影响，人们却无法准确判断。因此，即使国内商品的价格上涨了，人们也不能准确地按比例对同种外国商品征收相当的赋税。
第二，对生活必需品征税，和土壤贫瘠与气候不良一样，也会对人民的境况产生不良影响。无论是贫瘠的土壤，还是不良的气候，都必然会增加生产粮食的劳动和费用。对生活必需品征税也一样，它必然会抬高粮食的价格。即使人民因不良的土壤和气候而处于不好的状态，政府也不宜对人民的资本和劳动流向进行指导；同样地，当生活必需品因课税而缺乏时，政府也不宜指导人民如何使用其资本和劳动。在这两种情况之下，对人民最有利的事情，自然是让他们自己尽可能地适应环境，为其资本和劳动寻找更有利的用途，从而使他们能在情况不利时也能在市场上处于稍微有利的地位。人民的赋税本来就很重，如果再对他们征收新税，要他们对除生活必需品之外的其他大部分物品也给付高价，那么他们肯定会承受不住的。如果这种赋税高到一定程度，就会像土壤贫瘠和天时险恶一样，给国民带来极大的祸患。这类赋税，只有那些富裕而又勤俭节约的国家有能力征收，其他国家都经不起这样的折腾。打个比方，当饮食不卫生时，只有身体强健的人才能继续健康地生存下去。所以，只有一国的各种产业都具有最大优点时，这种赋税才不会影响它的繁荣发展。这种赋税最多的欧洲国家是荷兰。荷兰之所以能够继续繁荣，并不是因为这种赋税的存在，而是因为其他一些特殊原因。这些特殊原因，可以克服这种赋税的弊病，使它不能阻止荷兰的继续繁荣。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为奖励本国产业而给外国产业施加负担，一般是有利的。但是，在下述两种情况下，给外国产业施加负担是否有利于本国产业，则要视情况而定。一是把继续准许一定外国货物的自由输入控制在什么程度上是合适的；二是在自由输入已经中断了很长时间之后，用什么方法将其恢复、恢复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
当我国的某些制造品输入外国，却被该国以高额关税或绝对禁止的方式限制时，会考虑到上述的第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受到复仇心的驱使而想着报复，对他们输入我国的某些制造品，甚至是所有制造品，也同样征收高额关税或是绝对禁止其输入。这种报复手段，通常是各国普遍采用的，法国人尤其喜欢。法国人为了保护其国内产业，经常用它来对待所有能和其国内商品进行竞争的外国商品。这种限制输入的方法，好像占了科尔波特政策的很大一部分。科尔波特虽然很有才能，但也不免会被诡辩的商人和制造业者蒙骗。这些商人和制造业者，老是要求拥有对国内市场的独占权，即使这种独占权会危害到国内同胞的利益。现在，连法国最有才智的人，也认为科尔波特的政策根本不利于法国的发展。1667年，科尔波特公布了关税法，宣布对大部分外国制造品征收高额关税。荷兰人针对这一关税法，提出了减轻关税的请求，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于是，1671年，荷兰对法国的葡萄酒、白兰地和制造品采取了输入限制的措施。1672年，法、荷两国交战，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这次商业争论未达成一致。1678年，法、荷两国签订《尼迈哥合约》，规定法国按照荷兰的要求减轻各种关税，荷兰人废止限制输入的禁令。英、法两国为了压迫对方的产业，也相互采取了征收高额关税和禁止输入的政策，而且好像是法国首先采取行动的。从那时起，两国就相互敌视，双方都不肯降低关税。1697年，英国对弗兰德的呢绒采取了禁止输入的措施。当时的弗兰德还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弗兰德政府为了报复英国，采取了禁止输入英国毛织品的措施予以回击。1700年，英国废止了对输入弗兰德呢绒的限制，条件就是弗兰德同时废止对英国毛织品的输入限制。
高额关税或禁止输入，受到了普遍的斥责。而采取报复政策的目的，就是废止高额关税和禁止输入。如果它能达到目的，就可以说它是好政策。有时候，某些物品暂时的价格抬升，可能会给多方面带来一些暂时的困难。这时，如果大的外国市场恢复了，这种困难一般都可以解除。这种报复能否解除上述困难呢？这需要一定的条件。相比之下，政治家或所谓政客的技巧，比立法者的知识更能满足这一条件。因为，影响立法者思路的，一般是一些不变的理论；而政治家或政客，则像狡猾的动物一样，他们的想法一般只由事情的暂时变动所左右。即使输入限制不可能撤销，我们也不能不顾自身利益地去赔偿国内某些阶级的损失。因为，这样不仅不能挽回那些阶级的损失，反而可能伤害到其他阶级的利益。
当邻国禁止输入我国的某种制造品时，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禁止输入他们的同种制造品和其他几种制造品。因为，只有禁止输入他们的多种制造品，才能对他们产生明显的影响。这种做法，无疑鼓励了我国某些部门的工人，缓和了他们的竞争，抬高了他们的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售价。反过来，那些因邻国禁令而蒙受损失的我国工人，却不能从我国的报复政策中得到丝毫利益，他们和我国其他阶级的人民一样，都不得不以比从前高昂的价格来购买某些货物。所以，从对全国都实际征税的法律中受益的，并不是受邻国禁令之害的那一阶级。
当所有能和本国的某些制造业竞争的外国商品，都被高额关税或禁止输入拒之国门之外，从而使得本国的某些制造业扩大到能雇用大量工人时，会考虑到上述的第二种情况，即在自由输入已经中断了很长时间之后，用什么方法将其恢复、恢复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
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按照人道主义的要求来恢复自由贸易，也许只能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进行恢复。因为，如果高额关税和禁止输入突然被废止，那么外国一些低廉的同类商品就会迅速流入国内，夺走我国人民的大量生活资料，并使国内很多人失业，引起极大的社会混乱。不过，由突然废止禁令带来的这种混乱，或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其中的理由有两个。
第一，有些制造品，即使没有奖励金的鼓励，也可以向欧洲其他各国输出，它们受外国商品自由输入的影响非常小。这种制造品在外国的售价，必定会和外国同品质、同种类的商品一样低廉。而其在国内的售价，必定更加低廉，足以控制国内市场。当然，有时难免会遇到一些特别爱好外国货的时髦人，在他们眼里，外国货比本国制造的同类价廉物美的商品重要，所以他们会选择购买外国货。不过，这种愚蠢的行为并不多见，因而不会显著地影响到一般行业。我国有很大一部分的毛织品、皮制品、铁器，每年都可以在不依赖奖励金的情况下向欧洲其他国家输出。也正是这几种制造品所在的行业，雇用的工人数目最多。在从自由贸易中受到损害的行业中，好像丝制造业的损失最大，麻布制造业次之。不过，后者所受的损失，远远少于前者。
第二，虽然快速恢复贸易自由，会使许多人突然失掉他们以往赖以生存的职业，却不会使他们失业或生计无着。例如，上次战争结束后裁减的海陆军官兵有十万多人，而大制造业刚好需要雇用这么多的工人。虽然他们平素赖以生存的职业不存在了，困难随之而来，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失业，更没有生计无着。而很大一部分水兵，也都逐渐流向了商船。所有被遣散的海陆军官兵，都找到了工作，成了广大民众的一员。这十万多的官兵，都是使惯了武器的人，其中有许多人还惯于劫掠；但是，当他们的社会地位发生那么大的变化时，社会却没有因此而发生大动乱，甚至没有发生显著的混乱，各地的流氓人数也没有明显增加。此外，据说只有商船海员的劳动工资因此而减少了。
官兵和所有制造业工人相比，后者转业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官兵一向都以军饷为生，因而往往流于怠惰、游荡；而制造业工人就不同了，他们得靠自身劳动谋生，往往非常勤劳、刻苦。如果是官兵转业到一个靠劳动谋生的行业，他就得一改往日怠惰与游荡的生活方式，变成勤劳的劳动者。这对他来说，自然比较困难。而制造业工人要转到另一种靠辛勤劳动谋生的行业就容易多了。我在前面说过，大部分制造业都有与其性质相似的旁系制造业，所以工人要从这种制造业转到另一种制造业，无疑非常容易。此外，这类工人有一大部分有时还会去从事农村劳动。这类工人原来从事的制造业的资财，也继续留在国内，只是被用来以另外一种方式雇用相同数量的工人了。这时，无论是国家资本，还是劳动需求，都基本和从前相同，只是使用地区和使用的职业发生了变化。
当然，被遣散的海陆军官兵，都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他们可以在不列颠或爱尔兰的任何地方选择任何职业。
海陆军官兵所享受的那种自由，就是天赋自由。而无论是同业组合的专营特权，还是学徒法令，都侵害了这种自由。还有居住法，它使在此地失业的贫穷工人，无法在彼地彼业顺利地就业；即使贫穷工人在某地居住、就业了，他们也会担心被迫迁移。如果人们的天赋自由被恢复，即同业组合被摧毁、学徒法令被废止，那么当某种特定制造业的工人偶然被遣散时，他们就能像海陆军官兵一样顺利转业，也不会蒙受太大损失；社会也不会蒙受什么损失。制造业工人对国家的贡献无疑非常大，但却远远比不上以血肉之躯保家卫国的那些人。所以，好像用不着让他们享受更好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