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情既然对私人有好处，对一国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如果某种外国商品比本国的同种商品便宜，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一部分优势商品去跟他们交换。既然一国的总劳动和维持它的产业资本，总是保持一定的比例，那么当产业资本用于商品流通时，总劳动绝对不会减少。这就跟工匠的劳动一样，虽然工匠没有为自己做工，但他的劳动并没有因此而减少，而是花在了更加有利的用途上。如果别人制造的某种商品，比自己生产的便宜，那么人们就没有必要再自己生产了，反而是向别人购买更加有利。如果劳动者一定要亲自生产自己所需的物品，而不去生产更有价值的商品，那么他的年产物的价值，必然会有所减少。现在，假设从外国购买这种商品的费用，比国内制造更加低廉，这时，如果政府不对输入加以限制，而是任由国内产业自由发展，那么商人们就会拿出一部分国内商品，去交换这种商品。而当政府对输入加以限制时，就会使一部分国内劳动用在不利的用途上，还会减少其年产物的交换价值，而这恰恰违背了立法者的意志。
当然，在限制输入的情况下，有些特定制造业确立的速度会比没有这种限制时更加迅猛，并能在一段时间之后，在国内以极其低廉的费用制造出特定商品。而社会劳动在这种限制的作用下，虽然可以更快速地流入较有利的用途，却不会增加劳动和收入的总额。决定社会劳动增加的因素，只有社会资本的增加；而社会资本的增加量，又是由逐渐节省的社会收入的量决定的。但是，限制输入会直接导致社会收入的减少，所以社会资本必定不可能迅速地增加。相反地，如果听任资本和劳动自由地流向最有利的用途，那么社会资本自然会迅速地增加。
如果没有限制输入，那么有些特定制造业就不能快速地确立。但是，这并不会造成社会资源的贫乏。无论社会处于任何一个发展阶段，其全部的资本和劳动也仍然可能流向当时最有利的用途，只是各个发展阶段所使用的对象不同罢了，其收入可能是资本所能提供的最大收入；并且资本与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是当时可能有的最大速度。
有时候，某国在生产某些特定商品时，占有了非常大的自然优势，以致其他国家都认为违背这种自然优势来行事是徒劳的。比如，虽然苏格兰通过装玻璃和设温室的办法来栽种葡萄，也能种出极好的葡萄，最终酿出极好的葡萄酒，但其为此而花费的费用，却至少是其直接从国外购买同等品质葡萄酒的三十倍。诚然，苏格兰是有能力酿造出与波尔多的红葡萄酒有相同品质的红葡萄酒，但是，如果单纯地为了鼓励苏格兰这样酿造红葡萄酒，就禁止输入所有的外国葡萄酒，显然是极不合理的。即使苏格兰为亲自酿酒只增加三十分之一，甚至是三百分之一的资本和劳动，也同样是不合理的。一国比另一国所拥有的优越地位，到底是其先天固有的还是后天获得的，并不重要。在这一方面，只要甲国比乙国有优势，乙国就值得从甲国购买，而不必花费大量资本亲自制造。
再比如，工匠的技艺都是后天获得的，但如果他们都用自己的产品来交换彼此的产品，就会比他们亲自制造更加有利。
如果一国限制输入，从而使得国内市场由国内工商业者独占，那么从中取得最大好处的就是商人和制造业者。比如，限制或禁止输入外国牲畜和腌制食品对本国畜牧者有利，对输入的谷物征收高额关税对本国农民有利。但是，这种利益跟商人和制造业者从同类限制中所得的利益相比，却很小。跟谷物和牲畜相比，制造品更适合进行消费品的国外贸易，尤其是精制造品。因此，贩卖制造品通常是国外贸易的主要业务。制造品只要能获得一点儿利益，就能使国内市场的外国商品的售价，低于国内产品的售价。但是，土地原产物要想走到这一步，就非得有极大的好处才行。如果政府允许自由输入外国制造品，就可能导致几种国内制造业受损甚至毁灭，使其大部分资本和劳动被迫转移，继续寻找其他更为有利的用途。
但是，即使政府允许自由输入土地原产物，本国农业也不会出现类似的大变化。比如牲畜，即使允许自由输入牲畜，英国的牧畜业也不会受到多大影响。
因为，牲畜的供应量很稀少，所以其输入量自然较少，更何况，活牲畜的海运费用比陆运费用还要高。活牲畜是唯一一种海运费用高于陆运费用的商品。因为，陆运时，牲畜可以自己行走；但海运时，牲畜不但要被运输，还要消耗食料和饮料，不但麻烦而且要花费很多钱。相比之下，从爱尔兰运输牲畜到不列颠比较容易，因为两地的海运距离非常短。最近，不列颠对爱尔兰的牲畜输入采取了输入时期的限制，但是，即使政府永远不采取限制措施，不列颠牧畜者也不会遭受多大损失。爱尔兰有一部分牲畜位于不列颠与爱尔兰海的交界处。从爱尔兰输入牲畜，不但路途遥远、费用可观，而且会遇到很多麻烦。因为，肥的牲畜不便远行，只有输入瘦的。由于需要一笔运费，所以瘦牲畜的价值就降低了，这对输入国畜牧者的影响，不但不是有害的，反而是有利的。倒是那些畜牧业繁荣的地方，会为此而遭受损失。自政府允许输入爱尔兰牲畜以来，不列颠并没有输入多少爱尔兰牲畜，而且瘦牲畜的售价仍旧很高。由此可见，即使是自由输入爱尔兰牲畜，不列颠那些畜牧业繁荣的地方似乎也不会遭受多大损失。据说，爱尔兰民众曾经强烈反对牲畜的输出。但是，如果牲畜输出者觉得输出牲畜的利益非常大，而且法律也支持他们，那么他们自然能够很容易地分解爱尔兰民众的反对。
那些饲养牲畜的地方，必定经过了大规模的土地改良；而那些畜牧业繁荣的地方，则一定是土地未经开垦的落后地区。由于提高瘦牲畜的价格会增加未开垦土地的价值，所以这么做无疑于反对牲畜输出国的土地改良，而只鼓励他们继续用未开垦的土地来饲养牲畜。那些已经经过大规模土地改良的地区，输入瘦牲畜所得的便利，比亲自繁育瘦牲畜更大。据说，现在的荷兰就信奉这种说法。不能进行大规模土地改良的地区有很多，像苏格兰、威尔士，以及诺森伯兰的山地，它们好像注定要做不列颠的饲畜场。政府允许自由输入外国牲畜，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使苏格兰这类畜牧业繁荣的地区，无法像联合王国的其他地区一样日益增加其人口，扩大其土地改良规模。换言之，由于政府不能大幅抬高牲畜的价格，也不会在实际意义上对国内那些土地经过改良的地区征收税款，所以使得这类畜牧业繁荣的地区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腌制食品和活牲畜一样，即使对其输入给予最大自由，也不会严重影响到不列颠牧畜者的利益。因为，腌制食品不但笨重，而且没有鲜肉那样的好品质，所需劳动和费用也较多。因此，即使这种腌制食品在国内销售状况良好，它也绝对无力和国内的鲜肉竞争。它的主要消费场所是远洋轮船这类鲜肉不易储存的地方，它在一般民众的食料中所占的部分并不大。虽然政府允许商人自由输入爱尔兰的腌制食品，但其输入量仍然不多。由此可见，这种自由输入，根本不会对我国的畜牧业者产生丝毫的影响。而且，家畜的价格好像也没有因此而遭受多大损失。
同样地，即使允许外国谷物自由输入，也不会严重影响到不列颠农业家的利益。因为，谷物远远比家畜肉笨重。一磅小麦的售价是一便士，相比之下，一磅家畜肉的售价高达四便士。即使是在大荒年，外国谷物的输入量也是有限的。由此可见，我国农民根本不用担心外国谷物的自由输入会对本国产生不利影响。在谷物贸易研究者中，有许多博闻强志的人。从他们的论文中可知，各类谷物的平均年输入总量是二万三千七百二十八夸脱，占国内年消费总额的五百七十一分之一。但是，政府实施的奖励金政策，鼓励了大量谷物的输出，甚至使丰年时的谷物输出超出了实收量，所以一旦遇到歉收年，输入的谷物量必然会超过实际耕作状态所能容许的量。最终结果是，丰年的粮食不能用以补偿来年的歉收。由此可见，奖励金制度的实施，必然会使平均输出量和平均输入量都大于实际所能容许的水平。如果政府没有实施奖励金政策，那么谷物的输出将会比现在少，平均输入量也可能会比现在少。这么一来，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之间贩卖谷物的商人就会失去很多生意，并因此而遭受很大损失。但是，乡绅和农业家就不同了，他们即使吃亏，也是非常有限的亏。因此，在谷物商人、乡绅和农业家当中，谷物商人最希望继续实施奖励金政策。
乡绅和农业家，是所有人民中最少具有卑鄙的独占精神的人。对他们来说，不独占的精神非常崇高。而大制造厂的企业家就不同了，如果距其不足二十英里处出现了一个新的同类工厂，他可能马上就会慌乱起来。另外，荷兰人在阿比维尔经营毛织品制造业时，甚至不准许其他人在其周围六十英里内新建同类工厂。相反的，乡绅和农业家对邻近土地的开垦和改良，却不会有如此反应，他们不需要像大部分的制造业那样保守什么秘密；即使他们有一些耕作方法上的新发现，他们一般也都愿意跟邻人一起分享，并尽可能地推广这一新发现。在伽图的眼里，农业是最受人尊敬的一种职业，因为从业者可以过着最稳定的生活，也不会遭受别人的妒忌，而从业者自身也非常满足于这种生活。
乡绅和农业家大都在各地散居，结合起来相当不容易；而商人和制造业者则大都聚居在城市里，并且大都加入了盛行于城市的同业组合，所以结合起来比较容易。而且，商人和制造业者并不满足于仅仅取得违反城市居民利益的特权，他们还希望取得违反所有居民利益的特权。他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竭力独占国内市场。限制输入外国货物的政策，好像就是他们提出来的。这时，乡绅和农业家本来应该具有宽大之心的，但他们也受到了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影响，开始要求独占谷物和家畜肉市场。而且，乡绅和农业家们还不满足于自己目前的地位，想跟商人和制造业处于同等地位，根本无暇考虑自由贸易并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少利益这个根本问题。
法律永远禁止输入谷物和牲畜，实际上是规定一国的人口和产业，不得超过本国的土地原产物所能维持的人口和产业。
为了奖励国内产业而加在外国产业上的负担，一般会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产生有利用途。
第一种情况，这种外国产业是国防所必需的特定产业。例如，不列颠的国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海员和船舶的数量决定的。因此，不列颠为了保护本国的利益，自然会对外国船舶征收高额关税，或是禁止外国船舶在本国通航，从而保障本国海员和船舶能够独占国内的航运业。以下是不列颠航海法的大致条例。
第一条任何与不列颠及其殖民地通商，或是在不列颠沿岸经商的船舶，其船主、船长和四分之三的船员都必须是英国人。如有违者，政府有权将该船舶和其所载货物全部没收。
第二条在输入体积非常大的外国商品时，只能使用第一条规定的那种船舶，或是商品出产国的船舶。此外，商品出产国的船舶的船主、船长和四分之三的船员，也都必须是此商品出产国的国民。而且，用商品出产国的船舶运输时，必须加倍增收税款。如果其他船舶胆敢违反这一条例，政府就有权将该船舶及其所载货物全部没收。在这一条例颁布时，荷兰人还是欧洲的大运输业者；即使这一条例公布之后，他们也仍然是欧洲的大运输业者；但是，他们将在这一条例公布之后，退出我国的运输业，再也不能自由地向我国运输其他欧洲国家的货物了。
第三条许多体积非常大的外国商品，只能用该商品出产国的船舶输入。
对于违反此规定的船舶，政府有权将该船舶及其所载货物全部没收。看上去，这一条例好像是专门为荷兰人制定的。荷兰当时是欧洲各种货物的大型交易市场，现在也一样。如果严格执行这一条例的话，那么英国船舶就不能从荷兰境内运出其他欧洲国家的货物了。
第四条输入不是由英国船只捕获和调制的腌鱼和鲸制品时，须加倍缴纳关税。在当时的欧洲，只有荷兰人是靠输出鱼制品为生的。在现在以捕鱼为生的人当中，荷兰人仍然占有多数。这一条例颁布之后，荷兰人就得先缴纳高额关税，然后才能向英国输入鱼类。
在英国制定这一航海法时，英、荷两国并没有开战，但两国之间的仇恨却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一航海法，是由长期统治英国的议会制定的。而这一仇恨，早在这一统治开始时期就开始了。等到克伦威尔王朝和查理二世王朝时期，英荷战争爆发，这一仇恨也就跟着爆发了。所以，几乎可以这么说，这个有名的航海法中的几个条目，其实是根据民族仇恨制定的。但是，这些条例却是明智的，它带来的利益，不亚于经过深谋远虑才制定出的条例所能带来的利益。当时，荷兰海军是唯一可能威胁到英格兰安全的力量。当时的民族仇恨，就是以消灭荷兰海军为目的的，正好与经过深思熟虑想出来的国防政策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