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最后归总说明：“总起来说，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77）并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同时也是我们的出发点。”（577）
《邓小平文选》中许多重要篇章是胡乔木协助邓小平起草的，选编这部着作时，胡乔木又倾注了大量心血。胡乔木向从事宣传工作的干部讲述这部着作的主题、内容，当然是融会贯通，鞭辟入里，而且充满对邓小平钦佩、崇敬的感情。胡乔木娓娓道来，不知不觉间两个小时过去了。胡乔木讲了学习和宣传的方法和要求，又勉励宣传干部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力求成为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才，期望他们成为“越老越甜的南瓜”，而不致变为“越老越空的丝瓜”。（580）
1983年8月8日，胡乔木在305医院与秦川、王若水谈怎样抓好学习和宣传《邓小平文选》的问题。胡乔木询问了人民日报抓《邓小平文选》宣传的情况后说：“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宣传《邓小平文选》，从《邓小平文选》中很清楚地看出从七五年，或者从七八年三中全会以来的变化。可是到现在，怀疑党的路线的人还是有的，党内有，党外更多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说些实实在在的话，而且是新话，不是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然实践也有各种错综复杂的方面。现在用《邓小平文选》统一党的思想，也就是用党中央制定的方针、路线来统一党的思想，因为《邓小平文选》中所说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党中央适当范围内集体讨论、集体修改的。”
胡乔木还指出：“《邓小平文选》是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关于这一点，我在宣传部长会上已经讲过了。这是否作为一个总的题目来学习和宣传。我初步想了一些题目，供你们参考。”
胡乔木列的题目有：
总结75-82，坚信党中央的路线；
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坚持两条路线的斗争；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意义；
党的历史的重大转变；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为纯洁党的队伍而斗争；
搞活经济、对外开放必须实行两手政策；
建设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
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需要四项保证；
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永放光芒。
胡乔木针对人民日报存在的主要问题指出：人民日报在学习《邓小平文选》和整党中一定要集中解决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如不能做到这一点，整党就没有意义。人民日报应该成为党中央的喉舌。
关于怎样学习、宣传《邓小平文选》，薄一波（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王震（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等领导同志很愿意听取胡乔木的意见。1983年8月10日，薄一波处向胡耀邦、胡乔木报告薄一波对中顾委学习《邓小平文选》的意见。1983年8月29日，王震拟在中央党校正规化教学第一期开学典礼上讲学习《邓小平文选》的问题。他的讲话稿也请“胡乔木同志审阅批示”。
1983年10月11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胡乔木参与了这个决定的修改、定稿。这个决定对学习《邓小平文选》作出了明确规定：“为了适应整党的需要，中央决定编印《党员必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简编》、《毛泽东同志论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这三本书和《邓小平文选》都是整党学习文件。缺乏阅读能力的党员，由县级和县级以上的党委负责组织和培训力量，向他们宣讲《党员必读》和《邓小平文选》的主要内容。”
的确，胡乔木不仅在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方面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而且在组织引导学习和宣传方面，也不遗余力地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四、为编辑其他领导同志文选尽心尽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乔木担任党中央副秘书长，兼任中共中央毛泽东着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1980年4月13日，胡乔木复信李琦、胡绳，同意4月10日“毛办”《关于建议设立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出版委员会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请示报告》，并就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分工及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的有关事宜提出意见。5月，中央批准了“毛办”的报告，胡乔木兼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自此，不仅是毛泽东、邓小平着作的编辑出版，而且其他党中央领导人着作和党的文献的编辑出版，成为胡乔木肩负的重任。在他主持下，党的文献工作有了很大的突破。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继续编辑出版《毛泽东调查研究文集》等毛泽东着作专题文集的同时，还编辑出版了《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任弼时选集》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着作集，并且先后着手编辑出版他们的年谱和传记。中央军委及相关部门编辑出版军事家、革命家着作和传记的工作，也得到他的关心和指导。
（一）认真校读《刘少奇选集》，倡导注释工作的革新
对《刘少奇选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胡乔木也尽心尽力。《刘少奇选集》注释稿送审的时候，他正在上海休养。仍然细细校读，认真把关。有一次通过电话谈意见，一打就是两个小时，对注释送审稿提了几十条意见。
胡乔木在领导文献编辑工作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反对因循守旧，富有创新精神。突破文献注释的老例，倡导注释工作的革新，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同文献研究室的负责同志说：
最近几年，我修改了一些文选的注释，先是《鲁迅全集》的注释，后来又有《周选》、《邓选》的注释。我感到起草这些注释的同志都有一种通病，就是议论多、断语多，好像法官作判决一样。这个毛病可能是受《毛选》注释的影响。陈伯达当时搞《毛选》注释时就爱下断语。后来康生又说这些注释都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这样一来，凡是《毛选》注释上写了的，好像就成了“句句是真理”，再也不能变了。也就是说，注释上说这个人不好，他就很难翻身了。实际上人是变化的，鲁迅当时批评过的人，后来有不少都是很好的同志。我认为，写注释主要是对一些人和事的基本情况、历史背景作些必要的介绍，以帮助读者理解正文，切忌发议论、下断语。对某人某事评论不是注释者的事情。注释一定要准确。我在修改《周选》、《邓选》注释时，对每句话都是仔细斟酌的，把所有的议论和断语都删去了。
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工作中贯彻了胡乔木的这些意见，在思想界、学术界得到好评。
胡乔木在文献编辑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认真细致、严谨切实的学风，影响了许多人。他那敏锐的眼光，深邃的理论，渊博的学识，隽永的文字，惊人的记忆力，令人钦佩不已。后来继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逄先知由衷地写道：“中央文献研究室成立到现在已经十四年了。文献研究室的成长以及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与乔木同志的领导和指引是分不开的。他对我们的工作，要求是严格的，指导是具体而细致的。大到编辑方针的确定、某些重要理论观点的推敲，小到一个字一个标点的用法，他都认真审查，并提出明确的意见。对于一句少见的引语或者一个生僻的典故，他总是要求我们查个水落石出，方才满意。”
文献研究室的领导同志在深切怀念胡乔木的文章中，举过一个传为美谈的例子
1982年，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四十周年，曾考虑整理发表毛泽东同志1938年在鲁迅艺术学院关于文艺问题的一次讲话。我们进行整理时，对讲话记录稿中的一句话没有查清出处，这句话是：“徐志摩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报乔木同志审阅后，他特别提出要查明这句诗的出处，他怀疑“银针”是“银铃”之误。经查询，我们从鲁迅《华盖集续编》的《有趣的消息》一文中，果然发现有“银铃之响于幽谷”这句话。而这句话是鲁迅转述徐志摩的话时说的。这样经过反复核对，终于查明了记录稿上的一个讹误。
（二）关注《张闻天选集》编辑过程中的新发现
在老一辈革命家文集编辑工作中有了新的重要发现，胡乔木就会像发现了稀奇的宝贝一样予以关注。
《张闻天选集》编辑组在档案馆发现了30年代党内秘密刊物《斗争》上署名“歌特”的批评文艺战线上‘左’倾关门主义的文章，经向当年二十多位老同志请教，没有得到“歌特”是谁的确定答案。于是，在领导同志指导下由小组成员执笔写了一篇《“歌特”试考》的文章，广泛征求意见，同时向胡乔木请教，请胡乔木鉴定。不到一个月，1983年2月22日他就写了回信。信中写道：“关于张闻天同志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及其考证已由力群同志转我看了。曾送陈云同志，但他说记不起来了。”他表示：“我同意程中原同志的考证，并认为（张闻天的）这篇文章很有历史意义”。他肯定“这篇文章批评反对小资产阶级文学和反对第三种人，从纯粹理论上说是值得注意的”。他还由此而论这篇文章在张闻天前进途程中的意义，指出，“亦要注意张闻天同志当时思想中既有‘左’倾的一面，也有反‘左’倾的一面”。胡乔木这一指点，使刚刚起步从事张闻天研究的同志豁然开朗，认识到：这篇文章不仅是30年代初期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成员中明确反对“左”倾错误的第一篇文章，而且是张闻天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关节点。可以说，张闻天遵义会议的转变，就是由此发轫的。
胡乔木对歌特的这篇文章很重视，认为可以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作为史料重新发表，并建议编者“可加一按语，说明情况和价值”。遵照胡乔木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重新发表了这篇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另一篇《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一起收入了《张闻天选集》。
此后，胡乔木一直关注着《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重新发表后的反响。1985年，他在写回忆张闻天的文章时，以欣喜的心情说，这篇当年登在《斗争》上的文艺论文重新发表以后，“受到很多党史研究者和文学史研究者的注目”。1991年夏天，胡乔木在北戴河抱病审阅修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讲到30年代初对“左”的指导思想有所突破的那一段文字中，胡乔木特意加写了一段话：“在临时中央有些领导人中，也多少出现这种变化的征兆。张闻天1932年11月在《斗争》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两篇文章。他指出：‘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的障碍物，却是“左”的关门主义。’并且强调：‘要使中国目前的左翼文艺运动变为广大群众的运动，坚决打击这种“左”倾空谈与关门主义，是绝对必要的。只有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才能使我们的活动，从狭窄的、秘密的，走向广泛的、半公开与公开的方面去。’”D胡乔木对这篇文章的重视，当然不单是出于对老革命家的敬重，主要还是着眼于现实、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当时胡乔木的注意力是在纠正党内根深蒂固的“左”倾错误上，所以他特别赞赏张闻天的这篇文章。
（三）编辑重要文件、档案集
胡乔木指出，要系统地研究、整理、编辑出版、公布档案资料。在这方面他身体力行，支持、指导和亲自负责做了许多工作。
多卷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内部本和公开本都是由党中央决定，在他支持下编辑出版的。以后又续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新时期形成的文献系列集《三中全会以来》《十二大以来》《十三大以来》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以及大批地方革命历史文件选编等等，也是在他同意和支持下陆续编辑出版的。在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到来之前，他亲自主持编辑出版了《遵义会议文献》。对编入这部文献的陈云的传达提纲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他认真作了考证，确定陈云手稿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时间在1935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为选用张闻天有关遵义会议的论述，他不仅让张闻天选集传记组提供意见和文本，而且还从档案馆调阅了张闻天1943年所写的长达四五万字的延安整风笔记，亲自考量，从中节录了约一千二百字的一段，加上《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的标题，收入这部文献集。为了写好《历史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段落，他和邓力群一起主持编辑了两部篇幅相当大的资料集：《“文革”十年间毛泽东言论》（五册）和《“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三册）。D胡乔木还指示党史研究室，组织研究人员住到中央档案馆，长期查阅档案，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
中央文献研究室领导同志由衷地称赞：“乔木同志对党的文献工作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当之无愧地堪称是党的文献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