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立即着手解决统一战线政策的问题，连续发出《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抗日救国宣言》、《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等文件，并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吞并全中国，把全中国的各阶级、阶层、政党及武装力量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应该执行建立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争取一切赞成抗日的力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是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决议认为，为了适应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形势，必须以“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过去的“苏维埃工农共和国”。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精辟地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既团结又斗争的基本政策，批判过去的关门主义是“孤家寡人”、“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政策，“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边去”。
毛泽东的报告和瓦窑堡会议决议，全面论述和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策略方针，为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确立。
1933年后，日本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蚕食华北各省，使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甚至资产阶级包括军阀也遇到了存亡问题，中国的政治格局开始酝酿着重大的转变。
1936年6月，国民党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实力派李宗仁，不满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举起反蒋抗日旗帜，组织抗日救国军。6月1日，陈、李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电请国民政府立即抗日，并通电全国，呼吁“日入侵我愈亟……今已届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史称“两广事变”。虽然两广事变被蒋介石以武力威胁和分化利诱而消弥，但它却表明国民党内部的进一步分化。
与此同时，日本在华北的扩张，也严重危及蒋介石集团的支持者英美在华北地区的经济利益，加深了日本与英美之间的矛盾，英美对日态度开始转变。国民党内的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对立日益明显，何梅协定和秦士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内引起轩然大波。在抗战派的努力下，1935年8月7日，国民政府监察院对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提出不信任案，迫使亲日派头子汪精卫下台。11月1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汪精卫被刺伤。12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亲日派唐有壬在上海遇刺身亡。其间，蒋介石取代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各部部长也换了英美派的人选，表明亲日派势力在国民党内地位的衰落。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际，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势不可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几种因素促成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开始发生转变，由妥协转向强硬。
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蒋介石在对外关系的报告中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他虽仍对日妥协抱有幻想，但毕竟提出最后限度，“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则“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并“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这较之以前的一味妥协退让，确实有了进步。
国民党五次大会后，中日之间长期进行的外交谈判也出现了新动向。1936年1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对他的“对华三原则”重新作了解释，并宣称中国政府已表示赞成。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中国业已同意殊非事实”。1936年3月中旬，外交部长张群就调整两国关系问题同日本驻华大使举行了4次会谈，晚确提出，中日邦交调整要从东北问题谈起，使中国恢复领土完整。
7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就对日交涉问题指出：“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分裂侵害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分裂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条约，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假若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届时“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
中国共产党关注着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考虑到国民党内外政策有所变化，但反共立场仍未放弃，要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因此，共产党自1936年开始，逐步将“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实行有条件的联蒋方针。1月29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人民外交委员长王稼祥与红军中华社记者谈话时宣布：“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明确表示与蒋介石合作抗日的态度。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在《致中国国民党书》中，肯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宣布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国民党抗日，“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并提议国共两党进行谈判。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强调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9月17日，中共中央及时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至此，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完成了对国民党政策的转变。
国共两党政策的变化，带来了双方进行接触和谈判的好势头。1935年，国民政府通过几条渠道寻求同中国共产党秘密接触和谈判。这几条渠道是：派人去苏联，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通过宋庆龄与陕北中共中央联系；从南京通过谌小芩直接与中共北方局、上海临时中央局联系。这几条渠道沟通了国共两党的联系，双方在合作抗日的要求和条件上，互相试探，了解了对方的意图。虽然尚没有涉及到实质性的问题，但为双方的会谈做了准备。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任命潘汉年为谈判代表前往上海，直接与国民党方面的陈立夫会谈。潘汉年随身携带4个重要文件：即周恩来于9月22日写给陈立夫、陈果夫的信；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张闻天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毛泽东9月18日写给宋庆龄的信。周给二陈的信中，批评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变之后，调胡宗南部入陕，阻挠红二、四方面军出征抗日前线，要求二陈“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毛泽东起草的《协定草案》，阐述了两党合作的必要性和任务，完成任务的步骤方法，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等等，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谈判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
11月10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张冲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初次谈判。11月19日，潘汉年又到南京与陈立夫再次晤谈，就双方合作抗日的条件进一步作了商谈。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此时是把中国共产党的“联蒋抗日”政策视为软弱的表现，认为共产党是为摆脱困难的处境才急于向国民党妥协，因而谈判的目的也是为了收编、瓦解红军，并且为配合谈判加强了在军事上的进攻，企图消灭红军。结果，从1935年冬到1936年冬国共两党的多次秘密接触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尽管如此，国民党方面表示国共谈判不宜中止，不久，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与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的谈判转为公开。
在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采取了更为实务的措施逼蒋抗日。毛泽东曾先后致函宋庆龄、蔡元培等国内70多位知名人士，呼吁他们挺身而出，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联合南京以外的地方实力派共同逼蒋抗日，如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山西的阎锡山，两广的李宗仁、李济深、陈济棠，四川的刘湘、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华北的冯玉祥、傅作义、宋哲元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收到显著成效。国民党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和西北军总司令杨虎城，最早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并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使中国局势为之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