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冬，蒋介石调集30个师的庞大兵力集结陕甘，准备对中央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诚“剿共”。蒋威逼说，如不“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将西北军调往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将张、杨逼上绝境。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张、杨商定下决心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善说”无效，再“逼蒋抗日”。12月10日清晨，张学良、杨虎城在几经“哭谏”、“苦谏”无效后，实行“兵谏”，派兵在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在西京招待所拘捕了陈诚等军政大员。西安事变爆发了。同日，张、杨通电全国提出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及一切政治自由等八项主张，并致电中共中央，邀请中共派代表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支持蒋介石的英美，担心此时中国内乱会给日本可乘之机，遂主张和平解决事变。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致英驻华大使休格森的电文中称：“我们表示愿意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来保证他(指蒋介石)的安全”，“我将要求美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政府加入所提议的行动”。
日本对西安事变如何发展，一时尚难作出准确判断，但极不愿看到南京政府与张、杨妥协。日本陆军省在12月14日的“西安事变对策纲要”中推测，西安事变将“招致对日空气之恶化，并侵害帝国侨民的安全的权益”，要求作好准备“以便不失时机地采取自主手段”，并阻止各国乘机对“远东和平”的干预。12月23日，日本广田首相在枢密院会议报告说，“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断然排击”。
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因西安事变达到极点。以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英美派竭力要求和谈，担心蒋介石性命不保，英美派会失去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而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却决定不顾蒋介石的死活，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16日，何应钦组织“讨逆军”，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调动15个师的兵力沿陇海路西进，并把全国空军主力集中于洛阳机场，准备轰炸西安。17日，又电召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局势错综复杂。
在事关民族命运的关头，中国共产党必须迅速作出正确的决策。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争取南京政府，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讲座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会议认为西安事变的性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它的意义乃“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进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是：“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中国共产党在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后，首先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同张、杨共商解决事变的大计。针对亲日派的军事安排，为防止新的内战爆发，12月15日和18日，中共中央先后致电国民政府，坚决反对“讨伐”张杨，挑起新的内战，呼吁国民政府接受张、杨抗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6日，周恩来等人抵达西安后，向张、杨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予以释放，以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主张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并就谈判策略、条件及对蒋介石的处理办法，作了进一步的具体指示。
12月23日，中共代表周恩来，西安代表张学良、杨虎城，南京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开始举行谈判。周恩来首先提了中共和红军的6项主张：(1)停战，中央军撤出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5)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24日，周恩来同蒋介石进行会谈，蒋介石在各种压力下，不得不接受以中共六项主张为基础的6项协议：(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12月25日，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蒋介石。至此，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终得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局势转换的枢纽。在日本侵略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一举结束了中国的10年内战局面，创造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必要前提。
为推动国共合作抗日，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发出了《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要求把下列5项定为国策：(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的生活。同时表示，如国民党确认上述国策，则本党作如下4项保证：(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2月15～22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抗日派与亲日派的斗争，否决了汪精卫提出的政治决议草案，通过了一个实际上接受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决议案。尽管这一决议案还没有制定明确的抗日方针，没有批评国民党过去政策的错误，但在国内政策上，它确定了和平、修改选举法、在某种条件下开放言论和释放政治犯等项原则。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虽然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它提出的谈判条件与共产党“2·10”通电的要求在原则上是大致接迫的。在对日问题上，表示如果让步“超过忍耐之限度，而决然出于抗战”，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提出抗战。
4月15日，中共中央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指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对于日寇的侵略有了比较强硬的表示，对于国际和平阵线有了进一步的接近，对于本党‘国共合作’的提议，也并不表示拒绝”。它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6.国际裁军会议
1932年2月2日，有64国代表参加的国际裁军会议在日内瓦开幕。会议上提出要草拟裁军条约，以加强国际联盟，从而“维护世界和平”。但是，由于西方大国尤其是德法两国的尖锐对立，各自提出有利于本国的措施，使会议陷入了激烈对峙争论的状态。直到12月21日，英、法、美、德、意五国才达成协议，确认裁军会议的目的在于缔结一个公约，根据这个公约，法国关于“安全”的要求和德国关于“军备平等”的愿望都在表面上得到确认。
1933年3月16日，英国代表麦克唐纳提出一项裁军公约草案，规定在5年之内，让德国获得与法、意、波等国同等的兵额，并要求成立一个常设裁军委员会，以监督公约的实施情况。法国表面上接受这项关于给予德国军备平等原则的草案，但要求将5年期限延长为8年。
1933年10月14日，德国致电裁军会议，宣布由于“拥有庞大武装的国家”既不裁军，又不满足德国军备平等的要求而退出裁军会议。10月19日，德国又退出了国际联盟。12月18日，德国提出只有允许德国征兵30万，允许其拥有《凡尔赛和约》所禁止的各种武器，萨尔立即归还德国等，才能恢复参加裁军谈判。1934年1月1日，法国拒绝了德国的条件。1934年6月11日，国际裁军会议宣布散会。
7.蒙特勒公约的签定
1923年7月洛桑会议通过的“关于海峡制度的公约”，剥夺了土耳其在黑海海峡设防的权力。30年代以来，随着德意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和欧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欧洲形势日益紧张。土耳其从自身安全出发，多次要求修改洛桑条约中关于海峡制度的规定。1935年10月，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发动侵略，1936年3月德国武装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使欧洲局势进一步恶化。同年4月11日，土耳其政府再次照会洛桑会议签字国，要求召开新的国际会议修改海峡公约。英国等国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表示赞同召开新的国际会议。
1936年6月22日，土耳其、英国、法国、苏联、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日本等洛桑条约签字国代表，在瑞士的蒙特勒召开了制定新的海峡制度的国际会议(意大利未出席会议)。会上关于各国军舰通过黑海海峡问题，争论十分激烈。苏联代表主张，在和平时期黑海沿岸各国军舰可自由通过海峡，而非黑海沿岸国家军舰通过海峡则应受到吨位的限制；战时封锁海峡，任何国家军舰均不得通过。英国代表为防止苏联在地中海地位的加强，则坚持非黑海沿岸国家与黑海沿岸国家在此问题上享有平等的权利；战时各参战国军舰可自由通过海峡，封锁海峡必须经国联大会2／3以上多数票通过。
经长时间争论，最后于7月20日达成协议，与会9国代表签署了新的“关于海峡制度公约”，通称蒙特勒公约。公约确认了海峡通行的自由原则：平时和战时各国商船均可自由通过；在平时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可自由通过海峡，非沿岸国家之军舰通过海峡则要受到一定限制，即同一时期通过的军舰总吨位不得超过2.5万吨，在黑海停留的船只总吨位不得超过21万吨，停留时间不得超过21天；在战时如土耳其为中立国，各交战国军舰不得通过海峡，如土耳其为参战国，则由土耳其决定是否允许别国军舰通过。根据新公约，撤销了原来的海峡国际委员会，恢复了土耳其对海峡的全部主权，土耳其获得了在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设防的权力。该公约于同年11月9日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