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谈力役资课。《旧唐书·职官志》中说：“凡京师文武职事官，皆有防阁；凡州县官僚，皆有白直；凡州县官及在外监官，皆有执衣；凡诸亲王府属，并给士力。”这里所谓的防阁、白直、执衣、士力等，都是指为官吏当差的力役。终唐之世，官吏力役的名目很多。从现存史料看，除上举外，还有品子、卫士、手力、邑士、仗身、厅子、守留等。
唐初武德制俸中提到的“干力及防阁、庶仆”都属于力役，而唐见于史载的第二次制俸，对官吏所拥有的力役已有明确的规定：“职事官又有防阁、庶仆，一品防阁九十六人；二品七十二人，以下各有差，至九品二人”。又“外官以州、府、县上中下为差，少尹、长史、司马及丞减长官之半，参军、博士减判司三之二，主簿、县尉减丞三之二”[40]。据《新唐书·食货五》载，麟德、咸亨、乾封、调露年间对官吏的力役规定都有调整，到光宅元年（684年）对官吏的力役规定更加详细，并且有了纳资的规定，如“以八品、九品子为账内，岁纳钱千五百，谓之‘品子课钱’”。又说，白直、执衣等“后皆纳课：仗身钱六百四十，防阁、庶仆、白直钱二千五百，执衣钱一千。其后亲事、账内亦纳课如品子之数”。
唐前期官吏的力役后来大都发展为纳资代役，到开元制俸时将力役资课钱一总计入官吏的月俸钱之中，与月俸钱等融为一体。
安史之乱以后，因兵灾凶年，唐政府财政困难，在不能给官吏全俸的情况下，有时将力役资课钱单独提出发给官吏。如在乾元元年（758年），京官不给俸料的情况下，政府量闲剧“分给手力课”[41]。其所谓“手力课”，是唐后期很普遍的一种力役资课。由此可见，在开元制俸之后，力役资课并没有消失，而是又出现了新的力役资课，而这种新的力役资课往往成为下一次制俸增加俸料钱的凭依。如贞元三年（787年）六月，李泌奏加“百官俸料，各具品秩，以定月俸，随曹署闲剧，加置手力资课、杂给等”[42]。而贞元四年（788年）的制俸中说，“据元给及新加”云云，这新加当包括李泌奏加的“手力资课”在内。
唐前朝官吏的俸料钱中除力役资课外，还有食料、杂给及其他。其中食料、杂给（也称杂用）等项目，在唐第二次制俸中已提到，如《新唐书·食货五》载：“一品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杂用一千二百。”开元制俸中，“今百官防阁、庶仆、俸食、杂用以月给之总称月俸。”
唐代官吏的食料当于唐初已有之，《云麓漫抄》中载云：唐太宗崇奉佛教，故“正五九月禁食荤，百官不支羊钱，迄今不改”。其中所谓的“羊钱”，大概是一种食料钱。食料于开元制俸之后与月俸钱融于一体。不过，食料在这之后，也并未彻底取消。建中三年（782年），左右上将军以下的六杂给中，有“粮米”一项，应是唐前期食料的一种延续。另，唐还有官厨制度。景云二年（711年）正月勅中说：“每日常参官职事五品以上及员外郎，供一百盘，羊三口”，以下规定较详。[43]此外，唐代史料涉及官厨的地方很多。食官厨当是官吏食料之外的一种赐给。
杂用在开元制俸并入月俸之后，又较多的出现了“杂给”一词。如《新唐书·食货五》大历制俸对地方官的规定说：“每月除刺史正俸料外，每使请给一百贯文，杂给准时价不得过五十贯文。”
总之，唐代官吏的力役资课、食料和杂用（杂给）是官吏俸料钱的一部分，起先是单独计钱数的，后来逐渐融入了月俸钱中，并成为月俸钱增高的一个原因。之后，又有新名目的力役资课、食料和杂用（杂给）出现，并成为下一次增加官吏俸料钱的依据。
十一唐代官吏的职田
唐代官吏的俸禄还包括有职田，据《新唐书·食货五》载，唐代官吏的职田在武德元年已有给授规定：京官“一品有职分田十二顷，二品十顷”，以下各有差，至“九品二顷”，“皆给百里内之地”。外官最高“二品十二顷”，最低外府“队正、副八十亩”。从职田给授规定看，外官略高于京官。
职田是有一定限额的，但在封建社会里，官吏有权有势，他们往往会在得到这些土地后加重剥削，甚至据以扩张，即所谓“职田侵渔百姓”[44]。有鉴于此，唐朝廷在贞观十一年（637年）即将职田收回，之后又别给地子，也就是发一些钱作为补贴。至贞观十八年（644年）复京官职田，“以京兆及岐、同、华、朔、万等州空闲地及陂泽堪佃食者，充之”[45]。职田在景龙四年（710年）三月有一次普遍增加：“敕旨颁行天下，凡属文武官员五品以下，各加田五亩；五品以上，各加田四亩。”开元十年（722年）正月，又“命有司收内外官职田，以给逃还贫民户，其职田以正仓粟亩二升，给之”[46]。同年六月又规定，“其内外官所给职田地子，从今年九月以后，并宜停给”。至开元十八年（730年）京官职田“复用旧制”[47]。
从现存史料看，职田的耕种方式主要是佃民耕种，收租剥削，但官吏往往仗势多收，于是唐政府又出台了一些相关限制规定。如开元十九年（731年）四月，唐政府对职田收租规定说：“天下诸县，并府镇戍官等职田顷亩籍帐，仍依允租价对定，无过六斗，地不毛者，亩给二斗。”天宝元年（742年）六月，又禁河东、河北地区官吏职田，“兼税桑者，不督丝课”[48]。安史之乱以后，法治失常，官吏乘机扩充职田，并加重剥削量。元和四年（809年）十二月，元稹在奏中说：“臣当州百姓田地，每亩只税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头榷酒钱共出二十一文以下，其诸色职田，每亩约税粟三斛，草三束，脚钱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职田，又烦百姓变米雇脚搬送，比量正税，近于四倍加征。”[49]文中“三斛”可能是三斗之误。在当时情况下，亩产“三斛”是不易达到的。即以“三斗”而言，当时耕职田的佃农负担也是很重的，再加上草及脚钱，是“正税”的“近于四倍”。因此，元稹建议将职田分与百姓，作为永业田，一依正税征收。但至终唐之世，官吏的职田一直存在着。
另，唐代还有职田交接的相关规定。起先，内外官职田“陆田限三月三十日，水田限四月三十日，麦田限九月三十日，已前上者，入后人；以后上者，入前人”。规定中没有提到闰月，每遇闰月，交替者即争执不清。后来有人建议，以闰月的前月十五日为准，十五日以前上者入后人，以后上者入前人。[50]关于职田交替规定的时限也另有说法，如高利自濠州改派到楚州，时值江淮米贵，“职田年得粳米直数千贯。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职田，利欲以让前人，发州，所在故为淹泊，过限数日，然后到州”[51]。由此来看，大约职田的交替时限，是因时因地有所不同的。还要注意的是，职田每年所得粳米“直数千贯”。如数字不误的话，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
十二唐代食封制中的经济内容
清人赵翼说：“秦汉时，列侯无封国者，曰‘关内侯’，其有封地，则食某地之户，而自遣人督其租，至唐犹然。”[52]就官吏的食封而言，唐代更进一步制度化。
关于唐代的食封，《唐会要》卷90《食实封数》载：“旧例：凡有功之臣，赐实封者，皆以课户，先准户数，州县与国官、邑官执帐供其租调。各准配租调，远近州县官司，收其脚直，然后会国邑官司，其下亦准此，入国邑者，收其庸。”《旧唐书·职官志》又载：“司封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国之封爵，凡有九等。”（原注：一曰王，正一品，食邑一万户。二曰郡王，从一品，食邑五千户）以下至“县男，从五品，食邑三百户”。又载：“凡名山大川及畿内诸县，皆不以封。至郡公有余爵，听回授子孙。”官吏食封所规定的数额可能是一虚数，按《唐会要》卷90《食实封数》所载，只有安国相王、太平公主的封户达到一万户。其他以“王”为例，开元时，“宁王宪、薛王业、庆王潭、忠王亨、棣王洽、鄂王清，各二千户”。
唐代官吏的食实封始于武德九年（626年）十月，当时受封的官吏：裴寂食实封一千五百户，长孙无忌、王君廓、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各一千三百户，长孙顺德等人各有差。贞观六年（632年）以后，又实封诸王，各几百户不等，到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皆加至千户。唐太宗以后，历朝都有增封，尤其武则天时期，欲光大武氏家族，武氏封王者二十余人。开元十年（722年）十一月，食实封开始有按官职授受的规定，即“敕中书门下共食实封三百户，自乾曜及张嘉贞始也”[53]。安史之乱以后，也不断进行食实封，如大历年间（766年-779年），郭子仪食实封二千户；元和年间（806年-820年），李愬食实封五百户等。
就其总数而言，实封的官吏与唐朝众多的官吏相比，只是一小部分，但食实封一般可以传之子孙。积之久了，数字也很可观，从而会对当时的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景龙三年（709年）的敕中说：“应食封邑者，一百四十余家，应出封户，凡五十四州，皆天下膏腴物产。其安乐、太平公主封，又取富户，不在损免限，百姓著封户者，甚于征行。”唐兵部尚书韦嗣立还谈到食实封收租的具体数额说：“食封之家，其数甚众，昨闻户部云：用六十余万丁，一丁两匹，计一百二十万匹以上”，而太府（国库收入）“每年庸调，绢数多不过百万，少则七八十万。”因此，“比诸封家，所入全少”[54]。
食实封还是一种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享受食实封的官吏对封户之物，有自征、官典等，其剥削非常苛重。如贝州有武三思封户数千，遭大水后，刺史宋璟建议蠲免租庸及封丁，但主其事的韦巨源不同意，认为谷稼虽淹没，但蚕桑见在，可输庸调，结果使河朔户口流散很多。在实际征收时，食实封者“多挟势骋威，凌蔑州县，凡是封户，不胜侵渔”[55]，从而使很多封户漂流他乡。鉴于此，唐政府对食实封者有一些限制的规定。如开元三年（715年）五月的敕文中说：“封家总合送入京，其中有别勅许人就领者，待州征足，然后一时分付，征未足闻，封家人不得辄到出封州，亦不得因有举放，违者禁身闻奏。”[56]
随着时间的推移，食实封对唐王朝的经济压力日益加重。为此，唐制定了一些减免的规定。开元四年（716年）敕“自始封王至曾孙者，其封户三分减一”。永泰二年（766年）正月，又敕“子孙袭实封，宜减半”[57]。宪宗时又定了实封限额，由政府统一支给，不再令收租税。其时，“节度使兼宰相者，每食封百户，发给绢八百匹，绵六百两；不兼宰相者，每百户绢百匹，诸卫大将军每百户给三十五匹。盖至是始改制，封家不得自征，而一概尽给于官矣”[58]。贞元年间（785年-804年），“绢匹为钱三千二百，其后一匹为钱一千六百”[59]。如宪宗时以匹绢二千计，节度使兼宰相食封百户岁给的八百匹绢，即为一百六十万钱，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十三唐代有关赐赏的规定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封建国家的化身。臣子对皇帝必须绝对服从，而他们从政府得到的一切，都可认为是皇帝的恩赐，如俸钱也叫“赐钱”，禄米也叫“赐禄”，食封也叫“赐封”。“赐”旧指上给下的意思。“赏赐”，在我国封建社会主要是指皇帝对臣子的恩予和奖赏，也是皇帝借以笼络人心，显示皇恩浩荡的方式和手段。唐太宗就曾经说过：“国家大事，唯赏与罚。”[60]
对赏赐，唐代已经有了一套制度规定：内侍省的内府局掌赏赐之事，“凡朝会，五品以上，赐绢帛金银器于殿廷者，并供之。诸将有功，并蕃酋辞还，亦如之”[61]。又，对赏赐物品也有规定：如“凡赐十段，其率绢三疋，布三端，绵三屯。若杂彩十段，则丝布二疋，绸二疋，绫二疋，缦四疋。”[62]唐代有些赏赐已经成为定例规定：如“正冬之会，称束帛有差者，皆赐绢，五品已上五疋，六品已下三疋，命妇视其夫、子”[63]。《唐会要》卷29《追赏》还载说：贞元四年（788年）九月二日敕，“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前件三节日……每节，宰相以下及常参官，共赐钱五百贯；翰林学士共赐一百贯；左右神威神策龙武等三军，共赐一百贯，……仍从本年九月九日起给，永为定制。”[64]
赏赐在唐初即被立为一项国策，所谓李渊“即平京城，先封府库，赏赐给用，皆有节制，征敛赋役，务在宽简，未及踰年，遂成帝业”[65]。这不过是文饰之词，同样的事情在《旧唐书·刘世龙传》中这样说道：“时草创之始，倾府藏以赐勋人，而国用不足。”大概建唐初期征战不断，必须用大量的赏赐去奖励军功，宠待勋人，拉拢新附者。以裴寂为例：及平京师，赐寂“良田千顷，甲第一区，物四万段”。之后，裴寂又陈符命十余事，高祖听从，又因此赐寂服玩“不可胜纪”，武德二年改钱币，又特赐裴寂“令自铸造”[66]。裴寂如此，其他人的赏赐当也很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