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经济上有较大改革的是在后周时期，先是郭威称帝，用李谷管理财政，并采取措施发展生产，废除苛捐杂税，特别是废除了自后梁以来一直征收的牛租等。又将营田务的官田赐给现佃者为永业，隶属州县，收取租税，科派差役，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郭威死后，养子郭荣（原姓柴）即位，是为周世宗。周世宗在郭威改革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整顿和改革。其中在经济方面，首先是鼓励开垦荒地，把中原无主荒地分配给逃亡流浪的人户耕种，并主要表现为优待从辽朝返回的逃户，同时对逃户庄田颁布处理办法。其次是减轻租税。显德五年（958年）唐颁发均田图，派官吏均定河南六十州的赋税，就连曾经享有免税特权的曲阜孔氏也得交纳。又下令免收以前人民所欠两税，取消两税之外的杂税和部分徭役。为了方便百姓，规定夏税从六月初一，秋税从十月初一开始征收。据《资治通鉴》卷294载，周世宗“留心农事，刻木为耕夫、蚕妇，置之殿庭”，以示不忘农夫、农妇辛勤耕织。第三，兴修水利，恢复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又派人巡视黄河堤防，发丁夫修固河堤，从而使山东和江淮的粮食、货物直达京城开封（今河南开封市）。在这种情况下，以开封为中心的经济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第四，限制佛教的发展，抑制寺院经济。当时，寺院经济的发展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国计民生，周世宗于显德二年（955年）下令废除设有敕赐寺额的寺院三万零三百三十六所，仅保留二千六百九十四所。这样，迫使大量僧侣还俗参加劳动生产，同时禁止私度僧尼，以防僧尼再度增加。又下诏悉毁天下铜佛像用以铸钱，规定“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值；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106]。钱币充足，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周世宗的经济措施，不仅使中原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发展，同时也为他统一全国的战争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十国除北汉外，均在南方。北汉据有并（治今山西太原市）、汾（治今山西汾阳）、忻（治今山西忻州市）、代（治今山西代县）等十一州之地，《资治通鉴》卷290称，其“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
南方九国，一般比较稳定，战争较少，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首先是南方各国大都重视水利事业，最著名的是吴越劳动人民在钱塘江入海处修筑了捍海石塘。同时，他们浚治西湖，然后利用湖水灌溉杭州周围的大片稻田，有力地促进了杭州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经济繁荣。此外大规模兴修水利也是当时南方各割据政权的一项基本国策。
当时南方各国还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的措施，这其中以南唐最为显著。南唐主李昇奖励耕织，每人新垦田八十亩，赏钱两万文，并免五年田税；三年内栽桑树满三千棵，赐帛五十匹。同时提高农副产品折纳价格，绢每匹由五百文提高到一千五百文。这样，南唐境内出现了“桑柘满野”的景象，而且国用丰饶，库存增多。
孟知祥所建立的后蜀也注意整顿吏治，减少苛捐杂税，一度势力强大。吴越的创建者钱镠，建都杭州，拥十三州、一军之地，外事中原王朝甚谨，内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有一定的发展。马殷创立的楚，建都潭州（今湖南长沙市），领潭、衡（今湖南衡阳市）等二十余州，当时中原王朝都企图利用楚来牵制吴国。这种情况下，楚对中原可以自由通商，并以茶为大宗，获利巨大。王审知割据的闽（治今福建福州），采用提倡节俭，减轻赋役，奖励农业，开辟海港，发展商业，经济呈现出一定的繁荣，史称其“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107]。建都江陵（今湖北江陵）的南平，盛时拥有荆、归、峡三州之地，因国势弱，对南北称帝诸国，一概上表称臣，借以得些赏赐，并保有平和局面。此外，还靠征收商税和掠夺过境人员财物以增加收入。
不过应注意的是，五代十国时期，各割据国具体情况不同，经济方面的差别也大。这样，一些割据国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了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的局面，但在另一些割据国，或同一些割据国的不同时期，也会出现经济凋敝，统治者横征暴敛的情况。如后晋时，范融说：“天下黎民，莫非疲敝，天下州县，靡不凋残，加以率敛频仍，徭役重叠。”[108]又如后汉时，民税一斛，外加二斗，称之为“鼠雀耗”。还规定民间向政府交钱时以八十文为一陌，政府支付时却以七十七文为一陌，称为“省陌”。再就是乱收税，如刘铢镇守青州时，擅行赋敛，每秋苗一亩，率税钱三千，夏苗一亩，率税钱二千，以备公用。乱收税还表现为收税过滥，如当时有所谓的“牛皮钱”、农具税、过桥税等。乱收税还表现为收税过重，如唐代的盐、茶、酒、矾、曲等税额，在五代都有增加。乱收税还表现为税目名称的荒唐，如后晋末年，宋州节度使赵在礼横征暴敛，离任时，百姓非常高兴，说：“此人若去，可为眼中拔钉子，何快哉！”[109]结果此话传到赵在礼的耳朵里，赵在礼一时大怒，奏准留任一年，要全州每户纳“拔钉钱”一千文，当年共括钱一百万文，据为己有。又如吴国庐州观察使张崇以苛敛出名，当他入朝时，人们相互庆贺说：渠伊一定不回来了！结果这话让张崇知道了，后来，张崇迁任到庐州，向人民计口征“渠伊（吴地方言，渠伊指“他”的意思）钱”。后来他再次入朝，人们不敢交谈，就交换眼色，彼此捋须庆贺，张崇复职后又征“捋须钱”。到了南唐末年，连杨柳结絮，鹅生双黄蛋，都要征税。当时人民在重税的压迫下生活非常贫穷，如郑文宝在《江表志》中说：吴越“乡民多赤体，有被葛褐者，多用竹篾系腰，百执事非刻理不可，虽贫者亦家累（负债累计）千金”。又王禹偁《小畜集·建溪处士柳崇墓志铭》中讲到，王氏割据的闽，“残民自奉，人多衣纸”。
总之，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混乱时期，各割据政权在经济上虽然也出现过一定时期，或一定地区的繁荣景象，但就总体而言，当时农民所受的压迫日益加重。各割据统治者多为荒淫的暴君，如楚的马希范作会春园、嘉宴堂、九龙殿，靡弗巨万；又如南汉刘陟作昭阳殿，“以金为仰阳，银为地面”；甚至后蜀孟昶，“至于溺器，皆以七宝装之”。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的生活可想而知，正如《咸淳临安志》讲当时吴越百姓的情况云：“免于兵革之殃，而不免于赋敛之毒，叫嚣呻吟者八十年。”
注解：
[1][2][4][5][6][7][8]《隋书·食货志》。
[3]《北史·隋本纪》。
[9]《通典》卷9《食货典·钱币》下。
[10]《隋书·赵煚传》。
[11]《旧唐书·高士廉传》。
[12]《旧唐书·于志宁传》。
[13][14]《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
[15][30][31][34][35][36][41][42][82]《唐会要》卷91《内外官料钱上》。
[16]《隋书·长孙平传》。
[17]《册府元龟》卷487《邦计部·赋税》。
[18]《旧唐书·第五琦传》。
[19]《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总叙》。
[20]《资治通鉴》卷226。
[21][22]《旧唐书·李巽传》。
[23]《史记·孝文本纪》引集解。
[24]《唐会要》卷83《租税上》。
[25]《旧唐书·杨炎传》。
[26]《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第一条》。
[27]《旧唐书·德宗纪上》。
[28]《资治通鉴》卷285。
[29]《通典》卷35《职官十七》。
[32][40][44]《新唐书·食货五》。
[33][69]《旧唐书·郭子仪传》。
[37]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38]《白居易集·白居易年谱》，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
[39]钱穆：《国史大纲》315页，商务印书馆。
[43]《唐会要》卷65《光禄寺》。
[45][94]《册府元龟》卷505《邦计部·俸禄一》。
[46][47][48][50]《唐会要》卷92《内外官职田》。
[49]《册府元龟》卷495《邦计部·田制》。
[51]《唐语林》卷1《德行》。
[52][58]《陔余丛考》卷16《汉唐食封之制》。
[53]《旧唐书·源乾曜传》。
[54]《唐会要》卷90《食实封数》。
[55][56][57]《唐会要》卷90《缘封杂记》。
[59]《新唐书·食货二》。
[60]《旧唐书·尉迟敬德传》。
[61][62]《旧唐书·职官志》。
[63]《旧唐书·职官二》。
[64]《唐会要》卷29《追赏》。
[65]《旧唐书·食货上》。
[66]《旧唐书·裴寂传》。
[67]《旧唐书·张行成传附易之传》。
[68]《旧唐书·后妃上·杨贵妃传》。
[70][78]《唐语林》卷6《补遗·德宗至文宗》。
[71][72]《册府元龟》卷85《帝王部·赦宥四》。
[73]《唐会要》卷45《功臣》。
[74]《唐大诏令集》卷101《官制下》。
[75]《旧唐书·长孙顺德传》。
[76]《册府元龟》卷385《将帅部》。
[77]《旧唐书·江夏王道宗传》。
[79]《樊川文集》卷5《战论并序》。
[80]《樊川文集》卷5《原十六卫》。
[81]《翰苑集》卷14《又论进瓜果人拟官状》。
[83]《十七史商榷》卷85《分司官》。
[84]《新唐书·百官志》。
[85]《旧唐书·宪宗纪》。
[86]《通典》卷40《职官二十二》。
[87]《唐语林》卷7《补遗·武宗至昭宗》。
[88][89]《旧唐书·职官二》。
[90]《翰苑集》卷21《论裴延龄奸蠹书》。
[91]《通典》卷33《致仕官》。
[92][93]《唐会要》卷67《致仕官》。
[95]《唐大诏令集》卷101《官制下·朝臣薨死给俸料赙赠诏》。
[96][97]《新唐书·百官一》。
[98][99]《册府元龟》卷506《邦计部·俸禄二》。
[100][101][102][104]《唐会要》卷92《内外官料钱下》。
[103]《韩愈文选》第104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05]《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卷12《论河东等道比远官加给俸料状》。
[106]《资治通鉴》卷292。
[107]《旧五代史·僭伪传》。
[108]《册府元龟》卷547《谏诤》。
[109]陶岳：《五代史补》卷3《赵在礼拔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