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合马执政时，卢世荣曾任江西榷茶运使，阿合马败后，被罢免。卢世荣被起用后，奏请起用了同样被罢免的前河间转运使张弘纲、撒都丁等多人协助其理财。之后，卢世荣奉旨整治钞法，定金银价，禁私自回易。又和安童一起奏请听民间金银从便交易；江湖渔利，听民采用；使臣往来，除驿马外，饮食不取于站户，官为支给。卢世荣理财裕国的方针是，“裁抑权势”，“不取于民”。为此他还向忽必烈建策：在泉州、杭州设立市舶都转运司，由商人经营海外贸易，获利官七商三；将铁冶收归官营，获利买粟存于常平仓；各路设平准周急库，向贫民放贷收息；设市易司，商人四十税一，以收入的四成给市易司所管领的牙侩（中间人），六成作为地方官吏的俸禄；在上都、隆兴等路，官府买羊马，令蒙古人放牧，畜产品官八民二；罢行御史台，各地按察使改为提刑转运司，兼管钱谷事务；中书省立规措所，任命商人作为官吏，以规划钱谷。此外，卢世荣建言忽必烈下诏颁示九事：免民间包银三年；免民间带纳官吏俸料；免大都地税；江淮百姓因贫困卖妻子者，由所在官府赎回；逃移复业者，免除差税；百姓造醋者免收课；减江南佃客一分租课；增内外官吏俸料五分；定百官考课升擢办法。
卢世荣以“裁抑权势”为核心经济政策，引起了权势官员的反对。在蒙、汉官员的强烈攻击下，卢世荣任相理财不过百余日，即被捕入狱，其所行，也或罢，或更。
卢世荣入狱后，不久被斩，但朝廷财政仍然入不敷出，亟待经理。于是，忽必烈采纳朝臣议，再立尚书省理财，以桑哥、铁木儿为平章政事。桑哥是畏兀儿人，原为国师胆巴的弟子，曾任总制院使。桑哥理财主要是恢复采用阿合马时制定的一些措施。
1.更定钞法。钞法虚溃是元财政中的重要问题。桑哥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颁行新钞“至元宝钞”，与中统钞并行。至元钞一贯折合中统钞五贯文。
2.理算。桑哥奉旨首先检核中书省，查出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大臣麦术丁、杨居宽、郭祐等因此被杀。之后，桑哥又设征理司，钩考仓库。他委派参政忻都、户部尚书王巨济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甘肃、四川、安西等六省财赋。理算范围极广，甚至包括元建国以来历年漏征赋税。因执行严格，很多人或被逼自杀，或死于狱中。
3.增课程。通过理算，国家收入增加。桑哥认为这只是权宜之计，于是又建议忽必烈增加课程税收。盐引由中统钞三十贯增加为一锭，茶引由五贯增为十贯，酒醋税课江南增为十万锭，内地五万锭，只输半赋的协济户增收全赋。后又增征商税，腹里地区为二十万锭，江南二十五万锭。
桑哥理财措施的实行，扭转了元入不敷出的局面，但桑哥的权势也随之日益显赫。他收受贿赂，经营私产，富可敌国。在这种情况下，朝中反桑哥的人越来越多，终致将桑哥逮捕下狱究问。不久，桑哥及其同党被处死。桑哥执政理财，前后四年而败。
桑哥败后不久，忽必烈病死。其孙铁穆耳即位，是为成宗。成宗尊儒臣，用汉法，同时又任用色目官员以综理财赋，从而形成了汉法与“回回法”并用的状况，朝廷的政局稳定。不过，这只是昙花一现。成宗统治时期，朝政日益腐败，经济日益紊乱，钞法日益败坏。
首先是成宗用滥加赏赐的办法，以争取蒙古贵族的支持。他不惜动用钞币，结果造成钞法日坏，货币贬值，经济紊乱。其次是为了缓和蒙、汉、色目官员的冲突，成宗对贪污案件处罚很轻，或敕令不问。尤其在他晚年，朝政由皇后伯要真氏和伯颜等把持，就更加昏暗了。
七元社会各阶级经济地位概况
忽必烈建元以后，采行“汉法”维护金统治区的封建土地占有制。蒙古贵族在各投下实行五户丝制的同时开始了对土地的侵占。元灭宋，南下作战的蒙古贵族不仅抢掠人口为奴隶，而且还乘势侵占土地。当时，元蒙贵族主要依仗以下一些途径扩大土地的占有。
1.赐田。蒙古初期只赏赐奴隶人户。忽必烈灭宋，把南宋官田赐给蒙、汉臣僚。之后，终元一代赐田不断。蒙古贵族得到赐田后，委派庄官，巧立名目，掠取田租，并依仗权势，不向官府交纳租赋。
2.强占。蒙古贵族恃势强占民田或官田，朝廷禁而不止。
3.投献。蒙古诸王投下，在各地势力很大。各州县官员、地主将官私田地人户投献，便可规避赋役。对此，朝廷虽曾颁发禁令，但收效不大。
4.职田。元初，政府曾规定各路府州县官员的职田数额，如上路达鲁花赤[7]及按察使可得职田十六顷。但实际上，官员往往以职田为名，多方扩占。职田由佃户耕种，三品官可有佃户五七百户，下至九品也有佃户三五十户。官员对租种职田的佃户多恃势任意增租。此外，还有其他勒索。
元代，蒙诸王至怯薛子弟等世袭贵族之家，每年从皇室可得到大批的金银币帛等赏赐。他们占据山林、房宅、矿冶、海舶等为私产，在政治权势和经济财力上都超越了一般地主。
元朝实行民族分治分等政策，北方的汉人（包括汉化的契丹、女真人）地主与江南的汉人（当时称南人）地主在经济状况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北方汉人军阀地主是仅次于蒙古贵族地主的特权阶层。金元之际，各地地主豪强，组织武装，据地自保，蒙古灭金后，他们接受官封，形成大大小小的军阀。他们凭仗军事、政治权势，在各自统领地区掠取财货，兼并土地，成为汉人地主阶级中最富有的阶层。
蒙古灭金时，曾依据蒙古传统，签发汉人富户为军户。军户要参加作战，依惯例可获俘虏以充奴隶，并用于耕稼畜牧。军户驱奴多的可达数百人。北方地区的蒙古贵族地主与汉人军阀、军户、投献户、官员地主，占据了绝大部分土地，并享有不同的特权，一般汉人地主无法与之相比。
再就江南而言，元灭宋时，忽必烈已逐渐建立起封建的统治秩序，而且在进攻江南时，注意保存江南财富。这样，南宋灭亡后，南方的经济形态和状况基本上延续下来。元得江南后，政府委派蒙古、色目官员进行统治。这些官员只知贪求财富，不知江南情势，具体事情往往为南人富豪所操纵，自征榷海运至钱谷簿书，也都必须依靠汉人司吏。江南地主阶级既得以操纵官府，也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扩大土地占有，于是，各地的田地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中。
元得江南以后，南宋时期的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得以保持，它的种种弊端也都在继续发展。大地主或依仗权势侵占民田水利，或隐匿田亩冒名析户，或采取各种办法逃避赋役，或借粮放债，收取高利。在这种情势下，佃户和贫民承受着转嫁来的各种负担，生活非常穷困。
金、宋统治区，原有大批的僧侣地主。入元以后，僧侣地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喇嘛僧人在元代称“番僧”，享有种种特权。此外，当时佛教寺院遍布各地，并占有大量的田产。寺院道观还可免除差发赋税。因此，当时将私产托名寺院，规避差税的人很多。
道教在元代也具有很大的势力，信徒主要是汉人。道士（先生）与佛教徒一样，可免除赋税差役，但又可以合法地蓄发营田，与妻子同居。此外，景教徒（也里可温）和伊斯兰教士（答失蛮）信徒主要是色目人，也同和尚、道士一样受到免除赋役的优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经商作为主要职业，也有一些人占田业务农，或入仕为官。
元代社会中的色目人大多经商。他们在政治和法律上都享有仅次于蒙古人的优厚待遇。他们中的有些人还做到了很高的官职，倡导“扑买课程”、“羊羔儿息”等剥削方法。此外，东南沿海一带活动的色目商人，往往在朝中色目官僚的庇护下，进行非法的海外贸易，从中获取暴利。汉族商人也拥有巨大的财富，其中以盐商最为富有。
汉族和色目的大商人，有些原是权势之家，有些则交结权贵，垄断贸易。还有一种是由官府备资，并且提供特权条件，交由商人代营的商业。这种组织名叫斡脱。色目豪商勾结蒙汉大臣，以向皇帝呈献宝货为名，邀取十数倍的回赐，称为“中卖宝物”。其中，西域南海的珠宝商获利最大。
成吉思汗“扎撒”规定：军将在阵前俘获人口，即为私有奴隶。这种情况一直沿袭到元建立以后。这种奴隶身份的人被称为“驱奴”。蒙古族中奴隶制的发展，也使蒙古平民由于抵债、犯罪或被贩卖而沦为奴隶。奴隶不仅在法律上没有地位，而且还可以被当作牲畜一样在所谓的人市上买卖。奴隶不能与良民通婚。奴婢所生子女，世代为奴，仍属主人所私有，称为“怯怜口”（家生子）。驱奴完全听从主人的驱使，用以负担各种劳役。随着封建关系的发展，蒙古贵族的私奴，也往往由他们自备物料造作，向各投下送纳实物或纳钱。这反映着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不过，终元一代，驱奴一直存在，而且人数众多。
金元之际的战乱使北方的租佃制遭到了破坏，佃户或被俘掠做驱奴，或被迫投充豪门，或逃往江南。由于元在江南维持原有的制度，南宋以来农村原有的社会关系仍然保持着，广大佃户也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当时，地主向佃户收租，一般仍流行对半分制。南宋以来形成的各种额外勒索，也都继续存在。官府出租的官田、职田，则依仗权势，肆意敲剥。佃客在法律上是良民，不能像驱奴那样合法买卖，但佃田主典卖田地时，可以将佃客计数立契典卖。
元代农民中的自耕农较少。这是因为北方自耕农在战乱中大量沦为驱奴，又有大量农户沦为权豪的部曲（农奴，有的称为“脚寨”），而江南则随着土地兼并和租佃关系的发展，自耕农越来越多的沦为佃户。由于当时为数不多，自耕农处于不被重视的地位。
蒙古早期俘掠的手工业者，完全处于奴隶地位。元建立后，官府的工匠，仍独立编为匠户，并可以不承担其他赋役。江南地区，南宋已出现在作坊中工作的佣工，元代仍继续存在。此外，与农业相结合的个体手工业仍大量存在。
蒙古早期对战败的敌人往往大批杀死，只留下有手艺的工匠带回，在匠官的严格监督下进行各种手工劳作。窝阔台时，蒙古贵族曾把一部分俘虏来的工奴寄留在内地，派官员管理，让他们自备物料，造作生活，并向各投下送纳，或者折纳钱物。此外，还有大量工奴被带到蒙古草原，成为官私奴隶。当时的工奴劳作繁重，生活困苦。
灭金以后，蒙古还几次下令把各地的手工业者调集京师，分类置局，按什伍编为匠户籍，设官管领。匠户要世代承袭。忽必烈建元后，将各地匠局又陆续迁到大都和上都。灭宋后，又多次在江南签发匠户。元在大都的工部、宣徽、大都留守司等机构下分设有各种匠局，全国各州县也依其土产设局，从事各种手工业劳作。官工匠由官府直接管理，按月支给口粮，全家还可免除丝钞，有田四顷以内者免征税粮，不当差徭杂泛。匠人应役闲暇，还可在家劳作，也有因劳作致富的。不过，当时匠局官吏往往克扣衣粮，非本业役使工匠，并以江南为甚。不少人因此倾家荡产，被迫逃亡。工匠子女世袭其业，婚姻不能自主。此外，元在江南地区强征工匠，也破坏了手工业的正常发展。
除上述外，南宋时，江南地区的某些行业中，已存在拥有数人甚至十数人的手工作坊，雇人进行生产。这种情况，到元依然存在。佣工的社会、法律地位与佃户约略相当。如他们原来身份是良民，在受雇期内，根据契约与主人发生雇佣关系，期满后，与主人的雇佣关系便不再存在。佣工一般按日计算工钱，大致为二百，技艺高者，也有加倍给工值的。
八元代的赋役制度
蒙古国时期，与金、宋统治地区的经济状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蒙古灭金，北方地区政局动荡剧烈。元灭宋则基本保有了原有的各项制度。这样，元朝在赋役制度方面考虑了北南存在的实际差异。
就北方而言，赋税主要指丁税、地税和科差。
丁税和地税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早在窝阔台统治时期，丁少地多的纳地税，地少丁多的则纳丁税，工匠、僧道则验地征税，官吏、商贾则验丁征税。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重新定例：全科户每丁粟三石，驱丁粟一石，地税亩粟三升。半科户每丁一石。新收“交参户”第一年纳五斗，之后每年递增，第六年入丁税。“协济户”每丁粟一石，地税亩粟三升。实际缴纳时，每石加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富户输远仓，下户输近仓。输纳远仓每石折纳轻赍钞二两。北方实行丁、地税并行制度。驱丁只纳丁税的三分之一，这对拥有驱丁的主人有利。
科差，行于北方者，包括丝料、包银、俸钞三项。丝料在窝阔台时期，每两户出丝一斤，交给政府；每五户出丝一斤，输于本位（获得份地的封主）。忽必烈时，行“二五户丝法”。民年每十户输丝十四斤，老幼户纳丝一斤。包银，在蒙哥时期规定每年每户纳银四两，其中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等物。俸钞，每年每户纳钞一两，减半户五钱，作为各路官吏的俸禄。
另，元在两都附近饲养了很多马驼，每年向北方人民征收马草饲料。如征草不足，则驱马就食于附近郡县，或更远的地区。此外，还以缺马为名，进行无偿拘括，从而影响当时的农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