俸禄制之前的世卿世禄制，官吏往往是国君的亲属，并由嫡长子或其他儿子继承，官吏很难有什么流动。推行俸禄制以后，国君和臣下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买卖关系，因此也就不必遵循世卿世禄的法则了。于是国君对于各级官吏可以随时任免、随时选拔、随时调动，并实际形成了上级官吏是由下级官吏中选用的，也即韩非所说的：“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20]，这样便开创了一个官吏任用的新时代。这个新的时代里，原来不具有贵族身份的人，有了做官的可能性。人们为了求得一官半职，出人之上，必须努力工作或采取其他手段，这样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从而给社会注入了活力，成为社会向前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其意义是重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不过还应该看到，俸禄制的推行也是和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如前文所述，俸禄制度下的用官是从当时社会上“学”来的。也就是说，俸禄制度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和阶段的产物。
七旧制度的遗留与新制度的补充
当一种新制度产生以后，由于历史发展的惯性及新制度的缺陷，旧的制度并不会马上消失和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被加以改造，以残存的形式保留下来。俸禄制度产生以后，同样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有些国家，在实行以粮食作为俸禄的同时，仍然给官吏一定的田地，以租税收入作为其俸禄。齐国在官吏上任时授予土地，离任时“收其田里”[21]。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现象仍长期存在着，几乎中国封建各王朝，都保有着王、侯、公等爵位封号，并享有着类似于西周分封制时的特权。很多封建王朝，官吏在享有俸禄的同时，往往还可以分到相当数量的田地，如唐朝武德制禄规定：“一品有职分田十二顷，二品十顷”，以下各有差，至“队正、副八十亩”。“亲王以下又有永业田百顷，职事官一品六十顷”，以下各有差，至“云骑、武骑尉六十亩”。[22]
制度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体系，要求成员共同遵守，并按一定的程序去办事。因此，制度在社会上有普遍的意义。社会是复杂的，任何一种制度也涵盖和规范不了现实中的所有情况，需要补充和逐步加以完善，其中实际执行中最重要的是补充。俸禄制度产生后，最重要的补充形式是赏赐。俸禄有相对的稳定性，对官员来说，它是较长期的收入。赏赐却有相对的临时性，如《韩非子·难一》中说：“赏不加于无功”，即在平常情况下是不进行奖赏的。这正补充了俸禄在某种特殊情况时的不足。再说“赐”，旧指上对下的给予，又指给人恩惠或财物。也就是说，“赐”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受某种制度约束的，有一定的灵活性。俸禄是一种制度性的发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赐”则可补充俸禄制度下的某种特殊情况，表现统治者或管理者的某种特殊意志。“赏赐”两字分而讲之是有些差别的，合而讲之又大致相同。一般情况下，赏赐是统治者和管理者在制度之外，对下属和被管理者的给予，起着补充制度不足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赏赐”被统治阶级广泛运用着，各国地主阶级政权常以土地奖励耕战之士。在商鞅变法以后，秦国还颁二十等爵以赏军功。由于大量应用“赏赐”，商鞅新法中形成了一些具体的规定。
就“赏赐”的物品本身而言，“赏赐”要比俸禄宽泛得多。《商君书·境内篇》中说：秦国规定能斩得敌甲首一颗的，“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即有爵位、田地、住宅、庶子等。而就“赏赐”的整体而言，其表现则更为宽泛。简单地说，一切物品都是可用以赏赐的。不过，用以赏赐的主要物品，是不能离开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的。战国初期，诸侯国大量用田地赏赐功臣；而到战国中期以后，这种情况就不多见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货币已经广泛流通，其中价格贵重的稀有金属——黄金也已成为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国君对于功臣或臣下的赏赐，就不必一定要是土地或其他实物了，黄金也可以用来赏赐了。参阅有关战国时期的史籍，赏赐黄金百镒（音yì，合古代的二十两，一说是二十四两，也作溢）、千镒、百斤、千斤或百金、千金的事是很常见的。
以黄金作为赏赐的主要物品，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对赏赐者和受赐者都非常方便。对受赐者而言，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用货币买到的。
八年终考绩制度中的经济内容
随着任用官吏的变化，官吏管理中必须要有一些相应的制度，如年终考核即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其中有些内容是涉及经济方面的。
年终考绩的主要方面叫“上计”。其中的“计”也就是“计书”，指统计的簿册。上计是上报的簿册，涉及范围比较广泛，包括仓库存粮数字、垦田和赋税数目、户口统计以及治安状况等，但主要仍是经济方面的。就此，《商君书·去强篇》中说：强国知十三数，这“十三数”也是“上计”要统计的数字。其中竟（境）内仓口（仓库）的数目，马、牛、刍（饲料）、稾（禾秆）的数目，也是属于经济方面的。
当时，中央的主管官吏和地方上的长官，每年都必须把各种预算数字写在木“券”上，送到国君那里去。“券”可剖分为二，由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到了年终，臣下必须到国君那里去报核，国君操右券与臣下核实，具体问题还需丞相协助。如果考核结果不佳，被考核官吏被当场收玺免职。同样的办法，高级官吏对下级官吏也进行考核。
不过，以上仅是就上计制度本身情况而言，具体情况是有一个发展变化的。《周礼·大宰》中说：“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致事，而诏王废置。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周礼》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近人定其为战国时代的作品。这里所谓“诏王”云云，应是借周诏王言战国时事。也就是说，上计开始是每年进行的，后来改为“三岁则大计”，即三年考核一次。“三年一考”还见于《尚书·尧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尧典》也是战国时代的作品。由此大致可以推知，战国时期对官吏的考核开始是每年一次，后改为三年一次；或每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关于当时的考核情形，《商君书·定分篇》中还有较明确的述说：“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各为尺六寸之符，明书年月日时，所问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即以左券予吏之问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谨藏其右券木押，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长印，即后有物故，以券书从事。”
这种用券契责成臣下的办法，实际上是借用了商业上的经营办法。当时的高利贷经营者用债券放债，到期以后操右券向债务者“合券”讨利息和本债。为了防止官吏在合券计数中舞弊，统治者还明确标准，统一度量衡制，所以商鞅变法，把统一斗、桶（斛）、权衡、丈、尺也作为重要政策之一。
综上而言，关于官吏的“上计”，或对官吏的考核，最为突出的有两点：第一是要有个凭信。对此，《荀子·君道篇》中说：“合符节，别契券者，所以为信也”，其中的“合符节”是针对政治军事而言的，“别契券”主要是就经济，或考核中的经济部分而言的。第二是要公平。对此，《荀子·原道篇》中又说：“衡石称县者，所以为平也”。“县”同“悬”，指秤锤。“平”，这里指公平的意思。
九户口的登记与赋役的摊派
封建制度确立后，不仅制定和完善了新的土地制度，采用新的官僚制度和推行俸禄制，而且在人口的管理上也采用了新的办法。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封建政权已经把各国人口编入了国家的户籍，具体做法是，把户籍编制和军队中“伍”的编制结合起来，把个体小农编成五家为一伍的组织。韩、魏、赵实行这种办法较早，土地上的农民登记在户籍上，但是由于制度不完善，商业和手工业者逃避登记的较多。秦国推行户籍制度较迟，但却严格和相对完善。《商君书·境内篇》中说：“国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鞅变法以后，秦国执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按家中实有人口分担徭役，所有奴隶都得上报，以便应役，也即秦对商人有着严格的管理。根据秦律，民户徙居应该报告官吏，重新登记户口，叫做“更籍”。户口数字必须准确无误，地区如果出现了“大误”，当地官吏就要受到处罚。封建的地主政权之所以重视户籍制度，主要是因为计口授田、收取地租、征发徭役、搜刮户赋（即口赋）都必须以户籍为依据。此外，户籍还有对人民加强控制的作用。
户籍登记的内容包括人口数、成年男子的姓名和年龄等。百姓成年，就要登记名籍，当时叫做“傅”或“傅籍”。“傅”就是“附”的意思，也就是附著姓名于户籍上。据《云梦秦简》中记载，秦国男子十五足岁，就必须登记名籍，从此就有对封建政府纳户赋、服徭役、应兵役的义务。秦始皇十六年（前231年），又特“令男子书年”，也就是男子不论成年与否，一律要登记年龄。这主要是为了适应秦进行统一战争的需要，以便随时可以放宽役龄，扩大兵役和徭役。秦律中有关户口制度的专篇，叫做傅律。户籍中的数字除上报外，实际由乡、里的官吏掌握，如果隐匿壮年不报，或者有其他不实的情况，掌管官吏将受到处罚，如果百姓作伪欺诈，掌管官吏知情不上告，也将受到处罚。
户籍把农民强制束缚在土地上，使百姓不能擅自迁徙。按秦律规定，居民如果迁居，要申请办理“更籍”手续，否则被视为“阑亡”；捕捉到“阑亡”者，政府有奖赏；如果逃亡六个月被追回来，要被判处耐刑（剃去鬓发）；如果男子逃亡，与背夫逃亡的女子结为夫妇，被捕后要被判处黥刑（墨刑的异称。用刀刺刻额颊等处，再涂上墨），并罚作城旦（秦汉时的一种刑法。受刑者被剃去头发，用铁圈束颈输边，昼日伺寇虏，夜暮筑长城。这样的服役期为四年）或舂（秦汉时针对妇女的一种刑罚，当时妇女不遣外地服刑，罚在当地舂米。舂米即用杵臼捣去谷物的皮壳）。
各诸侯国在编制户籍的同时，还要让百姓登记占有田地的数字。《礼记·月令篇》中说，季秋之月，天子要“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季冬之月，“令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历”是统计、登记的意思，这里应是指复查登记的意思。也就是说，每年季秋之月，天子要与诸侯讨论审核征收赋税的数额和办法；季冬之月，要复查核实百姓土地的数目。所谓“季秋之月”，是指禾稼收获完毕之后；所谓“季冬之月”，是指禾稼耕种之前。这都是在农作物的非耕种时间，开始对百姓占田的查审核对。这考虑到了农民的具体情况，即不影响农时。
十封建国家财政机构的创设
国家的财政机构是与其财政收入和支出相联系的，历史上的封建国家财政机构也是如此，主要的是与支出相联系的。
我国历史上的封建国家财政机构可分为两个系统。比如秦汉王朝即设有两个财政机构，一个叫“治粟内史”，后来改称“大司农”，主要征收田地税，用于包括官吏俸禄在内的国家机构的经常性开支。另一个叫“少府”，主要征收人口税、工商业税以及山林湖泽税，其收入供皇帝和宗室的日常开支。“少府”也就是私人府库的意思。这两种封建国家的财政机构在战国时期已经创设，如秦、赵两国的“内史”、韩国的“少府”，都属于这种性质的机构。据云梦出土的《秦律·金布律》记载，秦的中央财政机构有“大内”和“少内”之分。“大内”归内史主管，而“少内”即“少府”。
秦汉时，少府掌山海池泽收入和皇室手工业制造。这种制度萌芽于战国时期，比如韩国的强弓劲弩就有很多是由少府制造的，韩、赵、魏的铜器也有一些是少府制造的。关于少府征收人口税的情况，《淮南子·汜论训》中称：“头会箕赋，输于少府。”所谓“头会”，即是按人头摊派的赋税，也就是人口税；“箕赋”是说征收“头会”时用畚箕来装钱。后来汉代沿袭这种制度，称为“算赋”，而把对少年儿童征收的人口税称为“口赋”。
少府所征收的手工业税，主要是对“山泽”和“盐铁”所征的税。商鞅主张“一山泽”，就是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泽之利。对此，汉代的桑弘羊曾指出，商鞅“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又说：“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23]到西汉初年，手工业税仍为皇帝宗室的收入。汉武帝时，盐铁收归国家专卖，并改归大司农掌管，纳入到国家的财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