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山完造的这些观感，的确反映了中国人当时的精神面貌。
1958年由于“长崎国旗事件”中日之间的民间交往中断后，对于中日关系以及中日之间的经贸往来，内山完造是这样理解的：
“一千几百年的友好亲善关系，没有理由因最近十几年的障碍而受到破坏，我们也不认为它是能够被破坏的。恰好最近几年里，中日两国人民加强了经济、文化上的交流、恢复了友好关系。如果不与中国贸易通商，就不能期望日本经济独立自主。因此，不与中国复交，日本就不能期望真正独立。”对于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内山认为“不幸的战争创伤依然在中日两个民族每个人的心中，只有每个人都以诚心和热情去一个一个地消除，才能抚平伤痕。”
《内山完造等告日本国民书（1958.5.13）》，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第378—379页。
1959年9月，日中友协副会长兼理事长内山完造访问中国，到达当天，不幸突发脑溢血去世。依其生前意愿，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1980年8月，位于上海四川北路的内山书店旧址定为上海市级文物纪念地。
新中国成立伊始的1949年10月10日，由以内山完造为首的召集人小组发起召开日中友协筹备会成立大会，日本有识之士2000余人与会，有日本政党、文化界、贸易界以及旅日华侨总会等各界代表。“参加会议的人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倾向，但是，他们都为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诞生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一致希望永远与这个邻邦保持和平友好。”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本部编写：《日中友好运动史》，［日］青年出版社出版，1979年版，第7页。
与会人士一致要求与新中国建立和发展和平友好关系，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决定把日中友好运动扩展到日本全国各界、各阶层中去。会议还发表声明，对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表示衷心的支持，并预祝它昌盛和发展。
1950年1月12日，参加协会创建的发起人在日本参议院会馆召开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日本政界、经济界、文化界、劳工界等各界各阶层人士120多人。这次大会把准备成立的协会正式命名为“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简称为“日中友好协会”。会议通过了《筹备会纲要》，并制定了6点工作计划：（1） 在全国举办座谈会，扩大、发展中央和地方的组织；（2） 发行机关报、杂志和小册子等出版物；（3） 放映中国电影；（4） 向协会会员分发有关中国的资料；（5） 举办中国语文讲习会；（6） 争取获得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权。
同上书，第8、9页。
这次会议选出了122名干事，组成有50人的常任干事会。干事会决定把日中友协的机关报定名为《日本与中国》，于同年2月20日发行创刊号。3月20日，在东京举办了首次“日中友好周”。新中国在日本人民中的影响日益扩大。
《日本与中国》在日本舆论界大力歪曲、中伤新中国的报道声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极大的热情介绍新中国、赞扬新中国。各地友协分会也积极展开活动，以多种方式宣传新中国，推动日中友好运动的发展。各地会员主动散发中国出版的《人民日报》、《大公报》、《文汇报》、《文艺报》、《人民中国》（英文版）和《世界知识》等资料，日本人民由此了解到新中国政府的内外政策。
当时日中友好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强掠、奴役中国劳工，致使约7000中国劳工惨死在日本的罪行，并搜集中国劳工的遗骨送还中国。据日方统计，战争中日本强掠中国劳工38935人，其中死在日本的6830人。4月8日，日中友协筹备会发表《关于花冈事件又称花冈矿山事件。日本法西斯残酷镇压中国战俘抗暴斗争的事件。指1945年6月30日，日本军国主义在秋田县花冈矿山血腥镇压不堪残酷奴役压迫而暴动的中国劳工、杀害418人的事件。的声明》，严厉谴责日本政府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罪行放任不管的行为，并于9月与华侨总会等组织共同派人去花冈收拾整理中国劳工遇难者遗骨，11月在东京浅草东本愿寺举行了中国殉难者慰灵祭。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7月13日，日中友好协会筹备会与华侨总会在参议院议员会馆会议室联合召开了“日中友好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界、经济界、文化界、劳工界和华侨的代表200人。会议讨论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华侨四个方面的基本情况报告。参议院议员大山郁夫做政治报告，强烈谴责了吉田内阁对美国占领军唯命是从，建立警察预备队，增加海上保安队人员，为美军侵朝战争效尽犬马之劳的行径。他反对重新武装日本和参与朝鲜战争，强调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媾和不是真正的媾和。
通过一年的努力和准备，到1950年9月，日中友好协会筹备会在日本东京和大阪、福冈、山口、兵库、爱知、歧阜、岩手、宫城、琦玉、大分、熊本、京都、奈良、石川、新泻、千叶、群马、秋田、冈山、神奈川和北海道等地相继建立了日中友协的支部。至此，日中友好协会正式成立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
1950年9月30日和10月1日，日中友好协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在参议院议员会馆和神田教育会馆举行，宣布协会正式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协会各支部、20余个工会、各政党、贸易促进团体、文化界以及华侨等各方面的代表共180人（第二日会议有1000余名代表出席）。大会通过了协会的宗旨、纲领和工作方针，还制定了12条章程。会议选出协会的领导机构。会长暂缺，副会长由作家丰岛与志雄、日本社会党原彪、中国研究所所长平野义太郎及旅日华侨总会会长林炳淞担任，理事长为吴山贸易公司经理、长期致力于日中友好并曾与鲁迅先生过从甚密的内山完造先生。理事会由74人组成，其中常务理事30人，理事中包括了日本政界、学界、产业界、劳工界等主张日中友好的知名人士以及旅日华侨的代表，如内山完造、赤津益造、伊藤武雄、石河京市、岩村三千夫、太田薰、小泽正元、鹿地亘、神近市子、胜间田清一、黑田寿男、西园寺公一、岛田政雄、田中稔男、拓植秀臣、细川嘉六、帆足计、掘真琴、宫崎世民、三岛一等人都是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维护并发展中日友好做出不懈努力的人士，对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功不可没。
古川万太郎：《日中战后关系史》，［日］原书房，1988年版，第31—35页。
协会的宗旨是反对重新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立即建立两国人民之间正常的关系。协会的四条纲领是：（1） 深刻反省日本国民中存在的关于中国的错误观点，并努力予以纠正；（2） 为建立日中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努力从事两国的文化交流；（3） 为了有助于日中两国的经济建设与提高两国人民生活水平，努力促进日中贸易；（4） 以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为基础，谋求相互安全与和平，从而为世界和平作贡献。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本部编写：《日中友好运动史》，［日］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
协会规定：“我们的友好运动是中国与日本两国国民的友好运动，意即全民规模的友好运动，是不通过彼此国家机构的人民友好运动”。“我们现在开展的友好运动，是不依赖于国家或政府的自发的国民运动”，“它决不是偏向于一党一派，在少数国民小范围内活动的运动。凡是对日本过去所犯下的帝国主义侵略罪行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并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立场上赞成两国人民应该紧密合作的人们，不问其阶级、职业以及政治信仰如何，各界各阶层的人士都可以成为本会的会员。”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本部编写：《日中友好运动史》，［日］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12页。
协会的8项工作方针是：（1） 开展友好运动；（2） 纠正关于中国的错误观点；（3） 文化交流活动；（4） 宣传和促进中日贸易；（5） 与旅日华侨合作；（6） 与和平运动取得联系；（7） 运动形式多样化；（8） 组织工作的方针是：对于积极赞成友好活动的人士，均可吸收为会员，壮大协会组织。
《在创立大会上确立的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工作方针》，见《日中友好运动史》，［日］青年出版社，1975年版，第253—256页。
日中友协成立前后，日本共产党正处于较为激烈的变动期，由于正受到美国占领当局与日本政府“整肃”而处于半公开状态，尚不可能过多地参与该协会的筹备及领导工作，所以日本社会党等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协会的宣言及活动方针符合当时日本的实际状况，故而在日本人民中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日中友好运动在开始时尽管遇到重重困难，但它仍旧得到了日本人民的广泛支持，日中友好日益深入人心，日中友好运动在日本各地很快发展起来。
日中友好协会是当时与新中国交流、使日本国民了解新中国的惟一窗口。日中友好协会经由香港，预订中国报刊，再分发给索要的机关团体，同时把日本的报纸杂志寄往中国。当时日本的外务省等政府机关、新闻通讯社、大学、学术团体、贸易商社等所订阅的《人民日报》、《世界知识》等报刊杂志都是经过日中友好协会办理的。然而，这种公开的事业性活动，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占领军以“分发诽谤占领军的文件，阻碍占领日本的目的”为罪名予以镇压。
日中友协在反对片面对日媾和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1年1月杜勒斯访日时，为反对美国的片面媾和阴谋，日中友协举办了各种报告会，递交了大批的要求全面媾和、反对重新武装的请愿书和抗议信，并通过《日本与中国》，积极鼓励日本人民进行斗争。通过组织“反对排除中国的片面媾和、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行动月”这类全国性统一行动，给美国推行片面媾和阴谋以沉重打击，把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推向高潮。
日中友协把当时中国政府、中国各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为反对对日片面媾和所发表的宣言、声明和文章大量刊登在《日本与中国》的机关报上，向日本人民进行介绍。1951年2月下旬，日中友好协会又把这些宣言、声明和文章汇编成《中国向日本提出什么希望——对日媾和与中国的主张》一书，作为“日中友好丛书”第一号广泛发行。
1951年6月，日中友好协会召集会议，决定把“七·七”卢沟桥事件的发生至“八·一五”日本投降这段时间，作为“反对排除中国的片面媾和，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行动月”，同美、日政府进行斗争。同时还决定把这个活动作为一次统一行动，建议各团体、工会和个人坦率地发表感想，向中国人民致电或写信。同年8月18日，当日本政府决定派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全权代表团出席旧金山媾和会议时，日中友好协会把日本人民给中国人民的第一批九封信寄给上海的大公报社。这些信件都一致坚决反对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8月20日，《大公报》用头版篇幅译载了这九封信，并在编者按语中热情称赞说：“我们接受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炙热的友谊，让我们向在战斗中的日本人民致兄弟的敬礼”。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本部编写：《日中友好运动史》，［日］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
1951年8月31日，日中友好协会在日本参议院议员会馆召开了“日中友好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政党代表，经济界代表，全面媾和爱国运动协议会等和平团体的代表，以及煤矿工会、教职员组合、钢铁工会联合会、全日本港湾工会、私营铁路工会总联合会等工会组织的代表。各界代表一致表示要求全面媾和。会议通过了《对日媾和问题要求书》，向日本政府表明日本人民要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媾和的愿望。
1951年9月旧金山媾和会议结束后，日中友好协会又立即发动了拒绝承认这一“和约”的运动。在该协会理事长内山完造的倡导下，各大学的教授首先联名向10月26日众议院和10月28日参议院所召开的批准条约国会会议提出了意见书。紧接着几十名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了反对这两个条约的声明。1952年，日中友好协会继续展开反对“日台条约”的斗争。
日中友好协会除了从事政治上的友好合作之外，还特别强调，“本协会为了有助于日中两国的经济建设与提高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努力促进日中贸易”，为此设立了经济贸易委员会，专门从事两国民间经济交流活动。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本部编：《日中友好运动史》，［日］青年出版社，1975年版，第252页。
日中友好协会的成立是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是日本人民克服种种困难，为发展日中关系进行不懈努力的结果，该协会对以后日中友好运动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日中友好协会的各项活动，冲破了日本政府的阻挠，沟通了两国民间友好往来的渠道，为发展中日两国关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