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在捐赠消息传出之始，丁磊并未打算露面。段永平反复鼓励：“为中国教育界作些贡献，这是做好事，没必要躲躲藏藏”，丁磊最后临时决定“挺身而出”。二人在记者见面会上对此解释，“国内捐赠大环境不好，压力很大”。二人还透露，这笔巨资实际上是“筹集募捐”，背后还有很多捐赠者不愿露面。
此次捐赠另一大看点是：捐赠理念新鲜，“等额配比基金”要求浙大从其他渠道继续筹集社会捐资，助学基金要求学生10年后归还本金。
段永平介绍，2000万美元“等额配比基金”是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学来的做法，这意味着，浙大从其他渠道筹集到1元钱，才能动用基金1元钱，10年内，浙大要“找到”2000万美元，才能完全支配这笔基金，但是，单笔项目不能超过100万美元，“鼓励小额捐赠，这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捐资教育”，段永平如是说。
1400万美元的助学基金，只针对大一大二的学生，但并不以“贫困”论受助资格，申请此助学金的同学，需具备这些条件：学习成绩排在班级前三分之二，补考科目不超过一门；家长要知情，不能借助学金进行高消费，没有考试作弊等非诚信行为；毕业10年后，将本金及利息归还到基金，利息按银行大额存款利率计算。
对于要求学生10年后归还本金及利息，两位捐赠人的解释是，此举希望基金是可持续的行为，依靠还款，基金以接力棒的方式循环运营下去；经济独立后归还“所借”，10年的时间足够，而且可培养学生自立习惯，以及回报社会的责任心。
炮轰国内捐赠大环境
交流中，丁磊言语不多，每当段永平提及“压力很大，国内捐赠大环境不好”，他只是微微颔首。
为此，段永平解释：“国内还没有形成好的捐赠文化，要捐钱到国外，人家会说，怎么不捐国内呢？朋友可能不满，‘我买房还困难呢，你那么有钱，怎么不帮我一把呢？’”他不得不反复强调，“慈善是非常个人的行为，很正常的行为”，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原来，今年7月，美国传出消息，中国富豪段永平中标“股神”巴菲特的公益竞标午餐，标价62.01万美元，打破去年的35.11万美元的最高记录，午餐时间排在明年5月。此竞标午餐自2000年设立，主要用于募集善款、资助贫困和无家可归者。
消息传到国内，恶评如潮。网络上谈起“段菲特”大多口吻讥讽。很多人问：“段永平有钱了，怎么尽往国外砸？一顿饭吃掉1600个中国农民一年的劳动成果”；有人讥讽他为“段求恩”，“他像白求恩那样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把取之于中国的财富舍近求远地赠予外邦，而罔顾眼前那些看不起病和念不起书的同胞”。
段永平感到非常困惑，作为单纯付出的捐赠，为什么会遭遇此次反应。
“每个人都不是上帝，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只能做伸手可及、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请巴菲特吃饭，不是生意，我不懂我们的文化为什么理解为捐赠就是生意，投入要获得多少收益。”
“在国内，捐赠的意思被完全曲解了。捐赠是付出的过程，只是用来表示一种感谢”，他说，捐赠没有民族、国界之分，钱的额度、捐往何处、如何使用，都是根据捐赠者个人情况而定，通常情况下，捐赠者希望捐钱到自己熟悉的地方。至于钱多钱少没有本质差别，并非捐钱多的人就比捐钱少的人更了不起，二者逻辑上没有区别，心意一样。
丁磊表示，对“捐大学为什么不捐希望小学？捐东部为什么不捐西部？”之类的问题，捐赠人难以作答。“中国需要去面对捐赠这种行为！”
新理念挑战基金管理委员会
“我们国家捐赠文化才刚刚起步，和国外差距很大”，负责对社会筹资进行管理的浙江大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张美凤称，此次捐赠的理念给她的工作提出了挑战。浙大今后十年要筹集到2000万美元、至少20个项目的社会捐资，才能支配段永平的配比基金。这个任务在当前不成熟的捐赠文化背景下，是一项大挑战。
张美凤介绍，巨额捐赠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税务。在很多国家，教育捐资可以免税，在我国，虽然2004年的政策规定，对文化交流捐赠可以免税，但至今没有具体执行方案，因而现在有些省可以免税，有些则不行。另外，在国外，教育基金会可以公开在社会募捐，而在我国，校内基金会属于“非公募型基金会”，不得在公共场所自行组织社会募资活动。
“目前还是在起步阶段”，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黄建华说，随着教育捐赠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与之相配套的政策法规逐渐建立起来，但是，这需要有一个过程。
不过，对张美凤来说，挑战还来自劝募、帮捐赠者管理好每一笔资金的使用等具体操作。这既有捐助意识问题，也有队伍建设问题。
“筹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黄建华说，清华大学从创办伊始，就与社会捐资结下不解之缘，从金额来说，企业家是捐助的重要成员，不少人已经为清华的学校建设及学子生活学习提供了帮助。
他们将是基金会劝募的重要人群之一，建立起专业水准、有文化素养、热心公益事业和教育事业并懂得一些心理学、语言沟通技巧的队伍，变得很迫切。
清华大学于1994年建立起国内教育系统第一个独立法人资格的基金会，以专人负责项目的方式来进行社会募捐、资金管理。目前，由民政部批准的高校基金会有清华、北大、北航、东北大学等高校。另外，还有一些由本市或本省民政局（厅）批准的高校基金会。这些基金会担负三个职能：向社会劝募、资金保值增值、项目资助与管理。也有一些高校，社会捐资由校友会或学校发展委员会兼管。
社会捐资成为分担教育成本的重要部分
捐资高等教育，在国外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不少名校1／3甚至1／2办学经费来自社会捐资。哈佛、剑桥等世界名校每年的社会捐助占办校经费的一大块。
在我国香港，政府部门每年拿出几个亿，为高校设立“配比基金”。各高校争取到一份社会筹资，政府即从基金中按1∶1比例，拿出等额资金配给该校。
这几年，比例增长到2∶1，即高校如果希望从政府基金内拿到1元钱，则需要从社会筹资2元。现在香港有关部门每年拿出10亿港元用于此。
国内高校近年接受社会捐资数有了很大增长，并呈现几种趋势：最高金额不断攀升，清华大学1994年接受的最大一笔资助为200万美元，目前最大一笔将近2亿元人民币；越是知名高校，得到捐助的项目越多、金额越大；捐资项目向多样性发展，从最初专注于认建大楼发展到今天奖助学金、人才引进基金、学术发展基金、国际教育基金等。
2005年，杏琴园教育基金向浙江大学捐赠人民币1400万元，用于在浙大设立“安中科技奖励金”专项基金，奖励浙大每年获得浙江省科技一等奖和二等奖的科研项目完成者，年奖励总额为70万元人民币。今年5月25日，台湾潘氏企业集团、东方高尔夫国际集团董事长潘方仁先生将1亿元人民币捐赠浙大。
一位出生于湖南的美籍华人，在清华大学设立“盛氏女儿基金”，指定受助对象必须为女性。1994年，清华大学设立“清泉基金”，得到极大关注。一位中学生，省出自己的5元零用钱，捐到基金内，希望“尽自己微小的力量帮哥哥姐姐们一把”。
“捐助理念也不断发生变化”，张美凤称，从浙江大学的情况来看，最初捐助者倾向于建设大楼，因为可以实实在在看见，更容易确认捐资的使用情况；到上世纪90年代末，奖助学金、人才基金等项目越来越多，很多捐资人开始向“软方向”倾斜，与受助学生及管理部门有很多对话；今年，段永平的配比基金及要求接受助学金的同学归还本金，则起到了引领捐赠文化的导向性作用。
段永平称，个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回馈社会是必然行为，作为浙江大学的毕业生，“现在有能力了，希望能尽我所能，回报母校”。在客观上，捐赠行为动机无处不在，就看捐赠文化与环境能否将这些捐资吸引过来。这不仅是对浙大的挑战，也是对国内所有高校的挑战。
（李爱华 温新红 单泠）
2006年11月27日
杭州和浙大五年战略
实现千个创新项目合作
名城与名校携手，会迸发出什么力量？美国斯坦福大学科学园的成立，催生了着名的“硅谷”，全球前100家高科技公司的约20%诞生于硅谷或在硅谷落脚；清华大学和北京市紧密合作，在校园周围整合清华大学的无形资产和有形资源，建成了一个高科技园区；复旦大学与上海市杨浦区合作积极探索校区、城区、园区联动发展，形成了“知识杨浦”的城市品牌……
昨天，杭州市和浙江大学战略合作促进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开，讨论并通过了《杭州市与浙江大学战略合作“十一五”规划》。
“名城、名校”的联手始于2000年年底，当时双方达成共识，出台了《关于加强战略合作的若干意见》；2001年4月，杭州市和浙大正式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以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为载体构建杭州城西科技经济长廊
浙江大学校长杨卫在昨天的会议上建议，以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为载体，构建杭州城西科技经济长廊，把这条“走廊”作为“和谐示范区”的重点。
2005年初，杭州提出了在城西打造“和谐示范区”。昨天会议，杭州明确提出以世界一流大学城市、国家湿地公园、大科技孵化器、生态居住区“四大功能”建设为重点，把示范区建成“游在杭州、住在杭州、学在杭州、创业在杭州”的典范。
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是全国22家国家大学科技园之一，浙江省唯一的国家大学科技园。首期项目老和山地块坐落于杭州城西老和山麓，北沿西溪路，东邻浙大玉泉校区北门，占地52亩，总建筑面积67000平方米左右。
“我们可以考虑沿浙大西溪校区，经过浙大玉泉校区、西溪路沿线、古墩路沿线以及浙大紫金港校区，到西湖经济科技园区。依托浙大国家大学科技园、国家数字娱乐产业示范基地及其拓展平台，逐步构建高科技产业集聚的杭州城西科技经济长廊，形成西湖区乃至杭州市城市发展的一个新的亮点。”杨卫说。
接下来，杭州将坚持规划先行，强化“概念浙大”在示范区未来发展的核心作用，加强浙大主校区建设与示范区各功能区规划之间以及与综合发展规划的衔接。
实施1000个创新项目合作计划1000家中小企业创新人才培训计划
浙大与杭州市目前的紧密联系，如果简单的表述，可以概括为“四个80%左右、一个65%左右、一个40%以上”：浙大承担和参与的杭州市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占80%左右，建立了科技、创业合作关系的杭州市高新区信息产业领域骨干企业占80%左右，承担和参与的杭州市农业科技项目占80%左右，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的杭州市农业龙头企业占80%左右；在浙大产生或与浙大有关的授权发明专利占杭州市总量的65%左右；留在杭州工作、创业的浙大毕业生每年有40%以上。
“很多时候，浙江大学就是我们宣传杭州，招商引资中的一张重要王牌。”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国平说。
在《规划》中明确提出，围绕杭州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需求，以引领高科技产业发展、支撑先进制造业发展、孵化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循环经济为科技合作重点任务，实施包括1000个创新项目合作计划、1000家中小企业创新人才培训计划、100家创新服务基地共建行动计划、100家科技初创企业培育计划、10大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共建设行动计划、10大重大科技合作活动推进计划、浙大杭州技术转移中心共建计划等八个科技合作行动计划。
另外，杭州将浙大发展纳入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在城市规划、空间布局调整和重点建设中包括浙江大学的重点项目。浙大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全方位接轨杭州市的总体发展战略，为杭州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重要支撑。
杭州及时向浙大通报重大市情和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情况，浙大积极开展软课题研究，为杭州经济和社会中长期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城市建设规划等提供决策咨询论证，为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提供对策建议。（童杭丽）
2006年11月29日
“种子基金”让科研工作者从源头做起
浙江大学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986年首次通过的资助项目中，浙江大学有42项。2000年至2005年，仅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浙江大学就有4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很适合浙江大学，”刚走马上任两个月的浙江大学校长杨卫说。
结缘基金 硕果累累
浙江大学几乎每一届都出现在通过审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名单的前列。2006年，浙江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批准数和批准经费数超过北京大学，跃居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