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为解决财政危机，大钱之议在当年终被准行。首先铸行的是当十大钱，每枚重六钱，相当于减重一半；当年八月铸当五十大钱，每枚重一两八钱，约减重70％；接着又铸当百、当五百和当千的大钱，并将当五十大钱的重量减为一两二钱，当十大钱减为四钱四分，后又减为三钱五分，再减为二钱六分。当千大铜钱重二两，规定值制钱一千文，但它的实际金属含量仅值三十八文，即每枚大钱被强行增值九百六十二文，获净利达780％。对此，王茂荫曾有过这样的计算：“……若奸人以四两之铜铸两大钱，即抵假一两官银，其亏国将有不可胜计者。旧行制钱每千重百二十两，熔之可得六十两，以铸当千，可抵三十千之用。”如此高额利润当然使私铸者趋之若鹜，各处私铸盛行，“查各省每百文小钱有多至七八十文者，且汕头、潮州各处有全用小钱，天津、上海既用短陌之钱，尚不免掺和小钱，福建全省则自二三十文至七八十文不等。求有纯用大钱盖亦罕矣”。到光绪三十年（1904），京城“几于无一钱非私铸者”。
至于铁钱，多数情况下是作为铜钱的代用货币。如果说在铜钱中掺杂锡、铅为利甚厚，那么，直接铸铁钱，特别是大铁钱则利更多。
据北宋欧阳修考察，康定、庆历间晋州铸小铁钱利至一倍有余，铸大铁钱利润高达十五倍以上。而泽州铸铁钱利润更大，小铁钱获利两倍，大铁钱则达到二十三倍多。铸铁钱既然利厚至此，难怪“虽有死刑不能禁止”。
宋代曾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铸铁钱尤其是当十大铁钱。铁钱单位价值很低，“市罗一匹，为钱二万”，不便于携带和交易。为此，真宗时开铸景德大钱，继又铸祥符大铁钱，前者每贯重二十五斤半，后者重十二斤十两，都是以一当十文小铁钱，当一文铜钱。不过这两种大铁钱发行较少，行用地区也有一定限制。仁宗以后，遂常铸大铁钱，庆历元年（1041）九月，命河东铸大铁钱；十一月令江、饶、池三州铸铁钱三百万贯充陕西军费。皇祐中（1049-1053），又在嘉、邛、兴三州铸大铁钱二十七万贯。铁钱本贱利厚，政府铸钱利润很大，即使在大铁钱贬值后，获利仍然很大。元符年间（1098-1100），铸钱费用包括铁、炭、人工、粮食的价格为每千大铁钱用五百文多，大致可获倍利。张世南在《游宦纪闻》载有北宋蕲春监铸造铁钱的情况：
“本钱四可铸十，铁炭稍贵，六可铸十，工雇费在内。”所以官铁钱一出现，立即引起民间私铸的泛滥。铁价甚低，庆历八年的铁价为每斤二十四至二十五文，而当时的铜价每斤约为二百五十文，铁价仅为铜价的十分之一，民间自然轻铁钱而重铜钱了。因此虽然政府有铜铁钱对等使用之令，但在市场上基本是一比三，一比五，甚至是一比十四使用，并最终定于一比十，这一比例大体符合当时铜与铁的实际比价，即铁钱的购买力与其实际价值相等。
如此，由于官铸法钱多为不足值的货币，因此铸币利润极高，历来是官府积累财富的首选方式。明朝经济名臣郑纪曾对铸钱的利润作过如下的分析：
铸钱之法，每铸料一百斤，内用薄饼南铜七十五斤，黑铅二十五斤，加番锡三四斤，下炉溶化，倾出铸料一百斤。
若所铸之钱只重一钱，则一百斤之料该钱一万六千文，计其铸料资本，该值银七两，并炭火油麻等项宽计作银一两，铸造刮磨至于精致可用，每钱一千文该工食银六分，一万六千该工食银九钱六分。通计物料工食，每一万六千钱节长补短，共享银九两。其钱依时价每七十文值银一钱，则一万六千文该值银二十三两，一本将及二息！况近日私铸之钱每文只重六分而铜铅相半，则一本将五息矣！岂能禁而不为耶？可见铸钱利润之巨！至于偷工减料的私钱则币值更虚，因此尽管私钱的交换价值远低于制钱，私铸者仍可以从铸钱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
由于私铸钱利润如此丰厚，不但百姓私铸人犯众多，地方官府也大规模进行私铸。清末文人黄钧宰在其《金壶七墨·大钱》中记咸丰五年（1855）秋在清江县之所遇，可见一斑：
道过清江，闻车声辚辚来，视之，钱也。问：“何为？”曰：“铸钱。”曰：“何为以钱铸钱？”曰：“帑金不足，官府费用无所出。今毁制钱为当十大钱，计除工资，十可赢四五，则何为而不铸？”是年冬，再过清江，闻车声辚辚来，视之，大钱也。
问：“何为？”曰：“铸钱。”曰：“何为又以大钱铸钱？”曰：“大钱不行。报捐者买之，当十只值一二。今毁大钱为制钱，而又小之，和以铅砂，计除工资，一可化三四，则何为而不铸？”
县衙在经费不足的时候，即动歪脑筋，私自销毁制钱改铸为不足值的当十大钱，而一旦当十钱因贬值而无法流通的时候，又熔毁大钱，掺以铅砂杂质，铸造成较法定制钱更小的铜钱。原先的制钱被改制成大钱之时可获利百分之四五十，而大钱复改为小铜钱后一枚又可得三四枚，这样反复套利，得利也颇为可观。作为管理部门的政府官僚机构都这样公开地反复铸钱求利，更何况普通的小民。
至于宋以后的纸币，已属于信用货币的范畴，成本极低，面值较大，较之铜铁铸币获利更大。“裂纸为币，符信一加，化土芥为金玉，奈何不使人奔而效之也。”难怪南宋高宗朝前期翰林学士胡交修极力反对通行交子，认为交子和大钱相比，“无铜炭之费，无鼓铸之劳，一夫日造数十百纸，鬼神莫能窥焉”。事实也的确如此，无论是北宋交子、钱引，还是南宋的会子、小钞，以及金、元等朝的宝钞，都时时伴随着伪钞的问题。宋代在南宋以后，随着纸币发行量的大增，伪钞的制作也日益泛滥，虽然政府对纸钞的印制进行过多次整治，但伪钞的盛行在宋代一直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元代是以行钞为主的朝代，纸币成为流通中的主币，因此伪钞问题比宋代更严重，民间作伪与官方反伪的斗争也更尖锐。尽管政府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和严酷的惩治手段，但是伪钞犯罪从未间断，且日益猖獗。在大都的一起伪钞案中，竟有百余户富民被指控犯罪！元朝立法向来非常严苛，但因利之所在，伪造者仍前赴后继，正如当时民谣所说：“岂期俗下有好弊，往往造伪潜隈隅，设科定例非不重，奈此趋利甘捐躯！”
二、货币的流通存在供需矛盾
伪币问题始终困扰着历代的封建政府，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毒瘤，政府虽采取多种手段，严令禁止，终不能禁绝，除了追逐利润的动机以外，还有一个基本背景，即官府铸币量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商品流通的需要。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财政货币征敛的扩大，都对货币提出了更大的需求；而另一方面，由于币材等因素的限制，官府铸币的供应有限，导致流通中货币的供需矛盾日趋尖锐。这是私铸现象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之一。
伪币出现后，必须进入流通领域，盗铸者才能实现利润。那么为什么不足值的伪币能进入市场呢？
1.货币不足使伪币有隙可钻
在我国古代经济发展史上，总体来说，铜钱的数量都显得相对不足，由于种种原因，它的增长总是跟不上商品经济增长的需要，因此常常会出现“钱荒”，即流通中货币不足的现象。
早在魏晋六朝时期，就已出现了通货紧缩的“钱荒”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魏晋时期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而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迅速，一大批新兴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繁荣的商业经济极大地推动着流通领域的扩大，不但商品交换中需要货币的支付，而且政府的财政、税收也多用钱币。如六朝正税（粗布）已折收货币，齐时并已明文折半收钱。商税更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之一，有“估税”、“市税”、“津税”、“牛埭税”等。这些税种，都以货币的形式来征收。另外，政府的行政经费及官吏俸禄，相当部分是以钱来开支，如宋时太尉司徒府即“岁给资费三千万”，梁朝凡百官俸禄，“可长给见钱，依时即出”。当时还出现了“私市”，即政府出钱购买所需物资。齐永明年间（483-493），政府曾一次“出上库钱五千万，于京师市米，买丝棉纹绡布”。“和雇”措施也开始被施行，政府出资雇佣工匠，在梁武帝时，“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皆资雇借，以成其事”。如此，官、私双方对货币的需求都日益增加。而两晋时期铸钱之事罕见有记载，即使有也是民间的私铸。南北朝时虽有铸钱，但政府为财力所限，铜矿开采得很少，铸钱数量不多，还常常因为成本、费用过高而停铸，造成铜钱的供给不能相应地扩大。新钱既极少，前代的旧钱又被人销熔而日益减少，加之南方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又大量地买走铜钱做铜鼓。因此，整个六朝时期的流通领域始终处于用钱不足的困境中，对货币有着巨大的需求。
唐代是我国货币史上“钱荒”问题最为严重的朝代之一。唐高祖武德四年（621）统一币制后，广废旧钱，行用开元通宝钱。但新钱本身数量不足，旧钱又废而不用，不久就渐感货币不足。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初，由于铸钱数少，铜荒问题就十分严重，到玄宗天宝时（742-755）全国铸钱有九十九炉，铸钱数量为三十二万七千贯，是唐代最高铸钱量。尽管铸币量已有很大增加，但在工商业日益繁荣，财政上货币需求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仍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社会经济和不断增长的人口对货币的需要。当时全国人口已由贞观初的不满三百万户增加到八百九十余万户，五千二百余万口。随着社会生产的进步，商业交换的扩大，货币经济发展起来，人们也要求有更多的货币用于流通。而当时铸钱虽多，但从总的铸币量来看，即使在铸钱最多的年份，每年每户也只能摊到三十多文，人均仅六枚，“公私之间，给用不赡”。
随着政治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商业活动也获得新的发展，落后的实物货币绢帛已不能适应商品经济更高水平的要求，客观上需要更多的铜钱投入流通。由于铸币地位的提高，国家赋税中货币征敛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从高宗起，正式的货币税收开始出现，永徽中（650-655）始开征户税充官人俸料，此后税额不断增加，到天宝年间，每年达二百万贯左右。同时，以纳资纳课代替服色役的代金也逐渐普遍化，各种杂课杂役也多征纳钱币。德宗以后，由于两税法的施行，铜钱被大量地输纳到中央政府，使民间所存的铜钱数量更加稀缺，甚至又倒退回民间交易多用布帛的境地。铜钱本已不足，政府又大量地毁钱。开元初年，宰相宋璟主持毁私钱，把收缴来的轻小恶钱集中到少府销毁或沉入江湖。原来民间之所以私铸不绝，就是仰仗于政府的官钱不能满足流通需要。货币本已不足，现在政府为了掌握货币铸造权，大规模地毁坏私钱，无疑增加了钱币的紧缺局势，为私铸的出现提供了新的空间。
官铸钱由于受到成本和技术的限制，不能相应发展，有时还在减少，以至于流通领域内的货币量自唐初就感不足。盛唐以后，铸钱量开始下降，自宪宗元和年间（806-820）至文宗大和年间（827-835），年铸量长期徘徊在十万贯至十五万贯之间。由于铜钱短缺，唐政府不仅严禁民间制造铜器，而且还规定交易达一百贯以上的，须“匹帛米粟居半”，将实物货币与铜钱相杂使用，可见问题之严重。铸钱既少，再把财政收敛、国家库存、民间贮藏以及流通中损耗等因素考虑进来，实际流通的钱就更少了。故左监门录事参军刘秩说：“夫钱重者，犹人日滋于前，而炉不加于旧。”再加上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铜钱外流逐渐增加，玄宗后期就出现了“钱荒”。肃宗时，因经费不给，加上“钱荒”严重，铸钱使第五琦竟然采用饮鸩止渴的手段，铸“乾元重宝”钱，以一当旧钱五十，结果引起物价狂涨。第五琦被罢后，刘晏任铸钱使，把从江岭诸州征收来的实物赋税，不是沿袭成法输往京师，而是“积之江淮，易铜铅薪炭广铸钱”，获得了“钱益增”的效果。
但刘晏以后，钱币紧缺局势又复严重，一直延续到武宗时毁佛像改铸“会昌开元”钱，才略微缓和了“钱荒”局面。由于通货短缺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就给私铸恶钱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伪币更严重地泛滥开来，史称“天下盗铸益起”，“江淮偏炉钱数十种，杂以铁锡，轻漫无复钱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