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铸小钱就是尽量减轻钱的分量。汉初的荚钱和董卓的小钱都属于这一类。西汉初年高祖始行荚钱。荚钱名义重量为十二铢的“半两”，而实际重量只有三铢，甚至更小。考古发掘1978年在湖北宜昌前坪西汉墓出土荚钱55枚，制作均十分草率，一般直径仅为1.8厘米~2.2厘米，而重量小者只有0.5克，与出土的秦半两均重7克相比，轻重大小极为悬殊。又武帝时期铸造的五铢钱直径约2.3厘米，重约3.5克，形态一致，分量足重，质地也好。但从昭帝时期开始，在局部地区，五铢钱的实际重量有逐渐减轻的趋势。如1957-1958年，在河南洛阳西郊汉墓出土的10436枚五铢钱中，武帝五铢平均每枚重3.35克，昭帝五铢每枚重3.26克，宣帝、平帝五铢每枚重2.07克。随着时间的推移，五铢钱的重量还在不断地递减。在四川威远、河南陕县出土的五铢钱中也有类似的现象。董卓时将五铢钱改铸为一铢重的小钱，在原有法钱的基础上贬值了四五倍，获利极大。这就为私铸、改铸提供了有利条件。人们将原重为十二铢的秦半两钱熔化，倒铸成重三铢的荚钱就可获利四倍。结果市场上充满了轻重不等、规格不一的货币。
魏晋六朝时，几乎各朝都推行过减重钱制。南朝刘宋时曾进行过一次关于货币的大讨论。元嘉二十四年（447），江夏王刘义恭首先建议“以大钱当两”，即以足重的四铢钱当两个减重钱，意在使久已流行的减重钱进一步得到法定的承认，同时理顺大小钱之间的比值关系。吏部尚书沈演之也支持这一观点。他认为由于“用弥广而货愈狭”，如果以大钱当两，“则国传难朽之宝，家赢一倍之利”，就能起到“施一令而众美兼”的效果。一来足重的四铢钱不会再被人剪凿，可以流传使用下去；二来凡持这种钱的人则可以坐赢一倍之利。同时还可以增加货币流通量，缓解流通领域中通货紧缺的状况。在这种货币思想的指导下，刘宋的四铢钱和孝建四铢，初铸虽重如其文，但很快便减重为二铢或者更甚。因此，南齐著名的货币思想家孔觊在其《铸钱均货议》中就指出，钱制上最大的问题就是“轻重屡变”，而严刑峻法也制止不了盗铸的根源就在于官铸铜钱偷工减料，那些省工料又速成的官钱最易仿造。北魏孝庄初权臣高道穆说到私铸问题，即指出当时私钱禁不胜禁的根源就在于政府铸钱，“徒有五铢之文，而无二铢之实”，“在市铜价，八十一钱得铜一斤，私造薄钱，斤赢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随之以重刑，抵罪虽多，奸铸弥众”。
而降低铜钱的含铜量则是基于铜、锡、铅的价值不同，通过抑铜增铅来降低铸币的实际价值。铜、锡、铅的价值是大不相同的，由于铜的产出有限，因而价格较高，而铅、锡则相对较为低廉。以北宋初矿产品的官收价为例，铜每斤约在二百五十文左右，锡每斤三十五文，铅每斤十八文，则铜的价格为锡的七倍，为铅的十三倍，因此通过降低铜钱中铜的含量，就可以大大减少铸钱的成本。关于铜钱的成色，亦即铜钱中合金的比例，历代政府都有不同的规定。但由于种种原因，又往往不能完全按照钱制规定的成色来铸钱，而是通过降低铜的比例抬高铅、锡的比例来获取更大的利益。
宋代为保证铜钱的质量，防止作伪和稳定币值，政府对铸造铜钱的合金比例有严格的规定。然而实际铸造时有意提高铅、锡的含量以节省铜材却是常有之事。太平兴国九年（984），张齐贤为江南转运使的时候，即“杂用铅锡，岁铸钱三十万贯……先是永平监用开通元宝钱法甚好，周郭精妙。至是杂用铅锡，虽岁增数倍而稍为粗恶”。
神宗熙宁六年（1073）在全国各地广设钱监铸钱，“已而所铸钱多青铜夹锡，脆恶易毁，罢之”。徽宗崇宁元年（1102），户部尚书吴居厚为谋省铜铸钱，上奏说：“江、池、饶、建钱额不敷，议减铜增铅、锡，岁可省铜五十余万斤，计增铸钱十五万九千余缗，所铸光明坚韧，与见行钱不异。”但事后实行效果不佳，故他又提出“请检用前后上供铸钱条约，视其登耗之数，别定劝沮之法”。崇宁二年，更公然下令施行并推广夹锡钱，从而极大地扰乱了币制，使货币流通的正常秩序遭到破坏，加剧了社会矛盾。货币失去信用，社会经济动荡不安，“钱法屡变，人心愈惑”。而根据汪圣铎先生的研究，南宋时期铜钱的质量还在进一步降低，与北宋时期相比，“南宋的铜钱中含铜量由62％至72％降为54％至56.5％，用铅量由20％至27％增为40％至42％，用锡由8％至12％减为3.5％至4％，即铜、锡的比率减小，铅的比率增加”。
铸小钱、降低铜钱的含铜量，是以比较隐蔽的方法来减少货币的实际价值，而且贬值程度还是有限。如汉初由十二铢重的半两减成三铢重的荚钱，只是贬值了四倍，即使减成一铢，也不过十二倍。而铸造名不副实的大钱，则动辄贬值十倍、百倍，甚至上千倍。每当前两种措施不起作用的时候，铸大钱的措施就被付诸施行。韩愈就是铸大钱的积极支持者，他在《钱重物轻状》中曾给唐穆宗献了对付钱重物轻的四条计策，在其中第三条说：“更其文贵之，使一当五，而新旧兼用之。凡铸钱千，其费亦千；今铸一而得五，是费钱千而得钱五千，可立多也！”他认为国家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整、确定货币的价值大小，以获取额外的利益。
西汉王莽时期的几次币制改革，几乎每次都伴随着虚额的大面值货币，其发行的“大泉五十”、“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等面值一个比一个大。大泉五十直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为五铢钱的二点四倍，而当五十个五铢钱用；错刀、契刀的虚值则更大。如此，在成百乃至上千倍的高额利润刺激下，私铸不能不成为一股巨大的洪流。
唐代以铸开元小平钱为主，但高宗和肃宗时都曾铸过大钱。高宗乾封元年（666）五月，铸乾封泉宝，径一寸，重二铢六分，仅比开元钱重四分，却“当旧钱之十”，盗铸之风，即由此愈演愈烈，朝廷不得已，于次年复行开元通宝钱。肃宗时所铸大钱面值更高，乾元元年（758）七月令铸钱使第五琦铸乾元重宝钱，“每缗重十斤，与开元通宝钱参用，以一当十”；次年十一月又铸重轮乾元钱，“每缗重十二斤，与开元通宝钱并行，以一当五十”。乾元重宝重量不及开元通宝钱的两倍，却当开元钱十倍而用，重轮乾元钱的利润则更高。如此丰厚的利润定会导致盗铸泛滥，“京师人人私铸，并小钱，坏钟像，犯禁者愈众”，以致“数月榜死者八百余人”。
宋代由于巨额的军费开支以及冗官冗吏等的问题，财政时常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况。而当出现财政危机时，朝廷往往利用货币发行来转嫁危机。北宋初期，就在四川地区铸造过大铁钱。仁宗宝元（1038）以后，由于边患不断，军费浩繁，开始较大规模地铸大钱，以权助边费，分别于陕西、晋州、泽州、江南等地铸大钱，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钱一。神宗熙宁时，令永兴等四监专铸大钱，当时据欧阳修实地调查，官铸大钱利至二十余倍。如此，“民诱于薄利，虽销一为二，犹且为之，况百十之多乎！使兵在其颈，犹将窃铸而不已也。欲严其禁，则抵冒盈天下；欲宽其禁，则奸滥盈天下。若之何而可为哉！”徽宗即位以后，各项财政开支空前浩大，而铜钱的铸造量却明显减少，为了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遂采取了滥发货币的通货膨胀政策。
崇宁元年（1102）蔡京上台，开始变更钱法，当年十二月令陕西铸折五铜钱。次年二月，又令陕西铸折十铜钱。十一月，再令“江、池、饶、建、舒、睦、衡、鄂州八钱监，依陕西样铸当十钱”，通行于除陕西、河东、四川以外之全国各路。崇宁四年，徽宗颁“崇宁重宝”御书当十钱样，令各路依式铸造。大观元年（1107）二月，又铸“大观通宝”当十钱。当十钱从崇宁初至政和年间，前后流通达十年之久。陕西样当十大钱的用料标准为：“每贯用铜八斤、白锡-斤六两，黑锡三斤一十二两。”崇宁重宝御书当十钱的用料标准为：“每贯重一十四斤七两，用铜九斤七两二钱，铅四斤-十二两六钱，锡一斤九两二钱，除火耗一斤五两，每钱重三钱。”宋代标准小平钱每文应重一钱多，即所谓“祖宗用十钱为两之制”，现在不足三个小平钱即可改铸为一个当十钱，每四个折二钱也可改铸为三个当十钱。将小平钱或折二钱熔铸为当十大钱，获利可至数倍。政府强制推行大钱，引起流通界的恐慌和社会的不安，民间的伪造也就乘虚而入了。
除铸当十钱外，蔡京当政时还大铸夹锡钱。夹锡钱是一种掺杂高比例锡、铅的劣质钱，但一个却当两个铜钱使用，后又铸折二、折三、当五、当十夹锡，获利更大。大观元年，徽宗曾下诏：“河北昨铸夹锡当五钱，其样制大小类当十铜钱，若或行用，奸民趋利，染为铜色，私作当十，难以验察。”次年，在河北西路，果然有“小民以药染擦夹锡钱如铜色，与当十钱混淆”之事发生。
铸造大钱破坏了铜钱作为价值尺度的既定比例，自然会导致私钱的出现，加之私钱多偷工减料，多“锲薄沙镴”，获利更大。因此，自从北宋政府铸造当十大钱后，民间仿铸的伪劣大钱便纷纷出现，“游手之民，一朝鼓铸，无故有数倍之息，何惮而不为，虽日斩之，其势不可遏也”。其时有关民间盗铸当十钱的记载，史不绝书：“自行当十钱，抵冒者多”；“当十钱不便，私铸寖广”；“时钱币苦重，条序不一，私铸日甚”；“崇宁更钱法，以一当十，小民嗜利，亡命犯法者纷纷”。
崇宁四年（1105）十一月，尚书省在向徽宗上奏时也不由慨叹：“私铸当十钱利重不能禁！”明代虽然铸钱较少，可是由于”钱荒”又加铜缺，决定了明代铸钱从一开始就是大钱，从当一到到十凡五等；而钱的质量则从100％的铜步步降低，洪武二十三年，小平钱一文的含铜量，从一钱降到二分，竟减少了80％！万历初铸万历通宝，从中央到地方，有条件的都开炉铸钱，“时王府皆铸造私钱，吏不敢讦”。一时钱币大增，币值大跌，铜价暴涨，官钱无利。于是又有人提议铸大钱。此议虽然当时未及施行，但天启时就采纳了兵部尚书王象乾的建议，铸了当十、当百、当千三种大钱，不久又停铸。崇祯上台后，铸崇祯通宝，从当一到当十共四类、一百多种，钱质日益恶薄，摔掷即碎。
清道光末年，大臣们就是否铸造大钱也展开过争论。首倡铸大钱的是货币学者王瑬，在其《钱币刍言》中提出“更铸当百、当十大钱以便民用”。此后，广西巡抚梁章钜、学者吴嘉宾、四川学政何绍基等人都主张铸造大钱。梁章钜十分强调铸大钱之利，他在道光十八年（1838）上奏说：
惟有请铸大钱，尚是通便宜民之一法……江、浙、闽、广东南数省，习用洋钱，即外国之大钱也……今若铸为大钱，其利用即与洋钱无异。与其用外国之大钱，何如用中国之大钱。惟利所在，私铸在所必防。然防大钱之私铸，较之防小钱为易……钱质精好，工本不轻，私铸者无从获利，即可不禁而自止……当十大钱不必用十钱之铜，当百大钱不必用百钱之铜……铜亦日见有余。此法一行，将民间旧积之私钱并外国所来之洋钱，皆当自废。诚使大钱之法一行，则天下铜皆将与银同贵，可使旬日一月之间，财源骤裕……以为铸大钱不仅可以消除民间销钱和外国的洋钱，而且可以使铜钱和银一样值钱，国家又可财源滚滚而至。
铸大钱的主张首先引起了著名学者包世臣的反对，先后上了《论行大钱折》、《再论加铸大钱折》，反对行使大钱。此后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事务的王茂荫更是极力反对铸大钱。他在咸丰三年（1853）上了《论行大钱折》，对铸大钱之议进行了批驳：
此法（指铸大钱）果行，岂非大利……论者又谓：国家定制，当百则百，当千则千，谁敢有违？是诚然矣，然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自来大钱之废，多由私铸繁兴，物价涌贵，斗米有至七千时。
指出官府虽然可以制定强制措施，改变钱的价值，却不能限定物价的上涨，因此大钱一铸，必然导致百物翔贵，私钱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