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直接铸造
中国古代的铸钱有一套完整的工艺程序。先秦及秦汉以降，钱币铸造皆使用范铸工艺。自西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上林三官铸标准五铢后，就禁止郡国铸钱，并废止以前使用的各种钱币，把货币的铸造发行权统一收归中央政府直接掌握。西汉时期的官铸钱有严格的制度和合金比例，不但采用永久性的铜范浇铸，规模大、速度快，而且采用叠铸工艺。叠铸工艺是以青铜等质地的金属母范翻印出众多泥质范片，层层相叠成范包，并在烘干后共用一个直浇道垂直浇铸的铸钱工艺。这种工艺大大提高了铸造的效率，每合范一次常可以铸造十几到几十枚钱，所铸钱型规整、质地统一、精美细致。王莽时期继承了三官铸钱制度，由中央统一掌握铸钱权，虽然改铸成了大面值钱，但铸出的钱非常工整、敦厚、精美。六朝的双面钱范叠铸工艺是铸钱工艺的又一新发展，即钱范的双面皆有钱腔，每面钱腔厚为完整钱型之一半，将钱范垒叠，通过上下钱范的互相配合，组成完整的钱腔，进一步降低了成本，提高了铸钱效率。
自唐代始，铸钱工艺有了突破性的改进，开始采用翻砂法铸造钱币；到宋代，政府在各地设置钱监广铸钱币，翻砂法铸币技术遂广为普及。清人王庆云曾记录翻砂法铸钱的主要工序：“凡铸钱先凿块铜曰祖钱，乃铸无文而环者曰母钱，然后印铸函方而成制钱。凡铸冶之工八，曰：看火、翻砂、刷灰、杂作、锉边、滚边、磨钱、洗眼，治之各以其序。”这里所记虽然是清代的翻砂法工序，但此前唐宋元明时期的铸造应大致相同。翻砂法技术比范铸工艺显然有很大的提高，但也有其缺陷，其中之一即铸后的加工处理程序较繁琐。据南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二载，宋代蕲春铁钱监“其用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钱作，末曰排整作”，铸后处理竟然占了全部铸钱程序中的三分之二。这里虽然说的是蕲春监铸铁钱的情况，但铸钱大抵都需这三步，无论是“锉边、滚边、磨钱、洗眼”，还是“磨钱作、排整作”都需要用水，因此铸钱局的选址，往往在用水便利之处。
私铸均仿官钱式样而铸。隋初和唐武则天时都曾实行过在市肆中悬挂标准官铸样钱的方法，以使百姓明辨官铸与私铸之别。可是悬挂的样钱反而成为私铸的模仿对象。南宋大诗人陆游记其父曾说到崇宁年间由于铸当十大钱，导致私铸纷起，朝廷乃悬制作精好的赤仄和乌背漉铜钱于通衢大道，以使人识别，然“好事者戏谓‘与私铸作样’”。私钱的具体铸作方法应与官铸略同，但在技术上明显不如官铸。如西汉王莽时期的官铸叠铸工艺已非常先进，采取多层铸范重叠起来成为一套完整的叠铸范体，形成一种工艺精湛的流水线铸钱法，因此所造钱虽不断贬值，但非常规整精美；而一般的民间私铸虽然也有采用叠铸工艺，但很难掌握这种高超的制母范技术，往往采取平背范的手法，因此铸钱效率明显低于官铸。
不过盗铸钱者有时也会利用民间的智慧进行一些小小的“发明创造”。如私铸虽多在深山僻谷或大江大湖舟中进行，远离人群，但钱币脱模后进行错磨、修整等后续步骤的声音仍会传出。为尽可能消除这些声音，明代的私铸者还利用了物理上的隔音原理：“以瓮为甃，累而墙之其口向内，则外过者不闻其声。”即用把瓮口向内叠起的方法构成了一个良好的隔音室，以此来收掉铸钱的声音，这不愧为一“创举”。
民间铸钱，也有技术上的保证。铸钱匠原是一种世业，熟习的人很少，但西汉前期曾几度“放铸”，允许官商铸钱。于是便有许多官吏和商贾大量招募百姓，从事铜钱的铸造，因此民间出现了一批熟知铸钱工艺的工匠。在后来币制混乱，盗铸之风大兴之时，这批工匠就有了用武之地。又据文献记载，唐政府为增加铸币量，曾征调农夫至钱监服役，后为保证铸币质量，又曾厚价招募民间工匠铸钱，这说明民间有掌握熟练铸币技术的工匠，且部分农民也具有一定的铸币技术，他们往往成为私铸的主要力量。此外，还有不少铸钱工匠从官府制币机构中出来后，利用原有的技术进行各种盗铸活动。明朝自万历年间增加鼓铸后，许多人学会了铸钱技艺。可是到了万历末，由于铜钱价跌，物价上涨，而铜商也乘机抬高铜价，使得有些铸炉不得不停工，并遣散铸匠。这些铸钱工匠被遣散之后，无以谋生，故多从事私铸。又如清代钱局的工匠最初是雇募而来，但“均系在官人役”，实际上是一种应差服役的性质。而当时由于铜料和铸钱成本的限制，政府铸钱旋举旋停，变化不定。如康熙时，京城的宝源局因铸钱的铜料供应不足，一年只能开炉鼓铸六个多月，其余的五个多月时间，钱局中的工匠无事可干，各归乡里。而这些人本是赖手艺为生之人，本不善农耕，一旦回到乡里，极有可能会主动或被动地加入私铸的行列。
随着私铸业的发展，盗铸者的技术也有所提高，可以源源不断地铸造几乎能乱真的铅、锡其里、铜烫其外的私钱，以取代过去的铅、锡杂糅的私铸钱，从而使劣币更易于进入市场，为人所接受。
私铸的铜料来源，大量的是民间私采铜矿而得。北宋太宗时，“信州铅山县出铜无算，常十余万人采凿，无赖不逞之徒，萃于渊薮。
官所市铜数千万斤，大有余羡”。这些“余羡”的铜料，则毫无疑问流入私铸者之手，或私铸铜器或私铸铜钱。神宗王安石变法期间，对矿产品的分配实行二八抽分制，规定冶户将所炼得的铜料，二分作为矿税上交给国家，其余八分则为冶户所有。这八分私有的矿产虽原则上应“除抽分外，余数并私买入官”，但实际上坑户却往往私藏起来待价而沽。宋代原铜生产数量最多、最重要的州是韶州，与之相应的是较大的生产规模，工匠人数最多时“四方之民弃农亩、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暇十万”。由于采铜过多，官府已患无本钱可买，因此常常“止给空文，积逋巨万”，矿工们“无所取资”，只能“群聚私铸”。
至北宋后期，信州又成为胆铜生产的主要基地，“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置四监鼓铸，一岁得钱百余万贯”，但后来由于“百物翔贵，官不曾增价收买，坑户失利，散而之他”。当铜矿出产量多的时候，一旦官府无法支付铜料的费用，不及时加以收购，这些游民即开始用手中的铜料私铸铜钱。
除了民间私采的铜矿源以外，还有一些铜料则来自于成批地销熔法钱、毁铜器，甚至有偷毁佛像铸私钱的。如汉高后二年（前186）政府颁行八铢钱，以挽救荚钱大量贬值的趋势。但是八铢钱和荚钱轻重不等，因此政府发行的八铢钱反而被盗铸者熔化，改铸成三铢重的荚钱。又南朝梁末时敬帝有两柱钱和鹅眼钱，两种钱同价行用。两柱和鹅眼钱同是劣质轻钱，但鹅眼较两柱更轻，于是盗铸者即熔化两柱钱，再掺以锡和铁，铸成更轻的鹅眼钱以牟利。在清代，“私销私铸沙板质薄，官钱一文可铸私钱三文”；私钱“大约以一铜九铅为成色。又销毁官钱，搀入铅沙，以作工本。其有用姜黄煮洗者，名为二黄；其未经煮洗者，名为三毛。每文重不过四分，每千值银三钱六七分不等”。
由于铅、铁的比重大，价格又低廉，因此盗铸钱者为了增加私钱的分量，在铸钱时多掺杂使假。《汉书·刑法志》中即有：“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殽之甚微，为利甚厚。”在唐代，盗铸者甚至以泥为模，杂以铁锡和青铜以铸铜钱。唐代大诗人杜甫在他的《岁晏行》中就写道：“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锡和青泥，刻泥为之最易得，好恶不合常相蒙。”宋代亦如此，北宋时“销一法钱，或铸四五（恶钱），市人易之，犹以二三，则常倍息矣”。特别在政府发行大钱的时候，由于大钱与小平钱的比价不合理，民间往往熔小钱而铸大钱。北宋时曾屡次发行当十大钱，“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大铜钱一”，因此民间纷纷毁小平铜钱，再掺杂铅锡以铸当十大钱，获利可达数倍。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据右迪功郎李耆所奏，江西州县多有私铸，“旧钱百重十一两，新钱百重五两有奇。若毁旧钱千，以铅锡杂之，则可铸二千五百，是以赣、吉等州比屋私铸”。江西以及湖广之间的民间销熔官钱后，甚至夹以泥沙重铸，号“沙毛钱”，“游民无赖之徒群聚山谷，销毁崇宁大钱之一，每模铸沙毛二十”。明代的私钱亦“轻裂薄小，触手可碎，字文虽存而点画莫辨。甚则不用铜而用铅、铁，不以铸而以剪裁，粗具肉好，即名曰钱”，而这样的钱，居然还能做到“作之者无忌，用之者不疑，而制钱、旧钱反为壅遏”。
除少数朝代由于特殊原因制作质量低劣外，官府铸钱为了防备私铸，也为了体现国家铸钱的庄严性，一般均大体能做到“不惜铜，不爱工”，精工细作，力求高质量。轮廓较规整，厚薄适中，大小、重量较标准，钱体制作和文字书法都较考究，合金成分也比较稳定，大多钱面平滑，钱文深峻，笔笔清晰，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铸造工艺水平。
即使某些时期由于财政原因而铸造减重的小钱，虽枚重减轻，但仍然质地纯净，铸工精良，钱文清晰秀丽。如王莽时期所铸的货布，书体采用垂针篆，虽细如发丝，但笔画刚劲有力，铜钱本身的制造又有严整的规格，铸造工艺相当高超。又如著名的“北周三品”：布泉、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书体都采用玉筋篆，钱文字棱凸起，笔画丰满挺拔，为南北朝钱币之冠。唐初开元通宝上的文字出于大书法家欧阳询之笔，每个字都含有隶书、篆书和八分三种字体，堪称绝品。至于北宋钱币上的文字，行、草、隶、篆、楷书无不具备，多见名家手笔。其中最负盛名的则是徽宗赵构手书的崇宁重宝、大观通宝等钱，币文采用徽宗自创的瘦金体，纤细挺秀，劲拔豪放，被誉为“铁划银钩”。这些书法和铸造技艺超群的官铸钱币，确实是私钱所难以企及的。
私钱虽偶尔也有质量较好的，但大多属劣钱。“鼓铸之法，由红炉、翻砂、刷灰、锉边、滚边、磨洗，而后成钱。今私铸钱每文止重八九分，一炉之外，别无锉、滚、磨、洗等事，俗称为沙板，为锤扁，既省铜觔，又省工力”。铸造时尽量减省工序，既降低铸钱成本，又可节省时间，可快速铸成。又如钱文的书写，官钱上的文字都出自行家之手，书法功底深厚，一般都按照汉字（或满、维等少数民族文字）书法要求，字形规整，布局匀称，有神有韵。而私钱则不然，钱文僵硬呆滞，或纤细无力，或字形歪扭，或布局不对称，或形似而神韵不足，还有的甚至缺笔少画，写法千奇百怪。清代制钱上还有满文和维文，由于汉人不懂满文，因此书写的时候更是错误百出。
目前所见的私钱，虽直径大小与官钱接近，但大多穿孔广大，钱质粗糙，钱形浅薄，钱文模糊不清晰，表面多有夹砂、空洞和铜液斑点，边缘不太整齐。民间盗铸目的即在于牟利，为节约成本，也为避免官府发现，需要速战速决，大多铸造草率、质量低劣，铸钱时用料不精加提炼，含铅、锡量过多，又含有较多的杂质，模具又不精，铸造完毕后又未进行认真打磨，因此铸造的钱多质地轻薄粗糙。如汉代官府铸钱力求“本重而模精”，均采用铜范铸作，而民间的铸钱作坊一般都采用陶范制作，陶范制作工艺简陋，造价低廉，很容易制造出大量的范片，铸造出新的钱币，而且钱范在使用后随之倾埋，既不可惜，也不留痕迹。近年来在河南郑州地区巩县里沟发现王莽时期的“大泉五十”陶范，即是一批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民间铸钱陶范。但用陶范铸作的钱币显然要比用铜范的粗糙得多。
2.改造作伪
除了直接铸造私钱以外，民间对于铸币的作伪，还有间接的途径，即通过各种手段改造原来的钱币以谋取利润。
改造作伪常用的一种手法是所谓的剪边钱，即将官铸法钱剪下外面一圈后再投入流通，剪下的外圈或作为环钱直接使用，或熔化为铜后再用来改铸新钱。这样，一枚旧钱可以当两到三枚使用。这种现象最早出现在汉代，而在东晋南朝时期得到了广泛的流行。东汉后期，剪轮钱和环钱大量流通，考古发现中多有汉代和魏晋时期的剪轮五铢钱。如1953年，河南省洛阳烧沟出土一千六百多枚剪轮五铢，占同类型五铢钱总数的38％。又1987年，河南许昌张潘乡李村汉魏许都故城出土一批窖藏铜钱三百三十五斤，在其中称出的四十斤中，剪轮钱一万四千枚，环钱三千八百枚，其数量是非常巨大的。1996年在河南遂平县车站镇付庄村北发现一五铢钱窖藏，共清理出各类铜钱两千多枚，其中“近80％为钱面翻卷的环钱（大部分残断），近19％为私铸侵轮五铢和无文钱等废品钱”，据学者研究，认为此处应该是一剪凿私钱的场所以及铜料与成品钱储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