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刘宋元嘉中铸四铢钱，其轮廓形制与前朝的五铢钱相同，因此四铢五铢并行流通，由于铸造“用费无利，故百姓不盗铸”。但孝武帝即位后，又铸“孝建四铢”，所铸钱“形式薄小，轮郭不成”，而流通中新旧钱却仍是一比一混同使用，于是盗铸蜂起，且又“剪凿古钱以取其铜”，至南齐时，甚至“官钱每出，民间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无轮郭不磨剪凿者，谓之来子，尤轻薄者谓之荇叶，市井通用之”；“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环钱”。这些钱由于实在太轻薄，因此入水不沉，随手破碎，甚至“十万钱不盈一掬”。
很多盗铸者并不铸钱，他们专剪凿旧钱，即将标准的五铢或四铢钱凿去内廓或剪去外廓，使之成为减重的残钱，然后在剪口上涂上颜料，使它像古钱一样。这样的“古钱”一经交易使用，颜料磨掉，露出剪口，变成无法使用的伪劣钱，于是盗铸者再以贱价从百姓手中买回来，再涂颜料，如法炮制，“反复生诈，循环起奸”，剪凿下来的铜屑又被重新回炉熔化，再铸成小钱投入市场，混在大钱、好钱里滥竽充数。整个六朝时期不断地剪凿数以万计的汉代旧钱，至萧梁时已是“江东大钱，十不一在”了。
完整的五铢钱被剪凿后成为环钱和剪轮钱，至于剪凿后之破碎的外廓，则被作为铜料，化铜后用于私铸。20世纪80年代，高桂云、张先得两位先生对当时的冲凿技术曾作过如下的分析推测：
冲凿工具似为在厚重木板上固定一方形铁棍，将铜钱内廓穿在铁棍上，用筒形圆凿套入铁棍压住钱肉，锤打冲凿，每凿可冲钱六、七枚，被凿内廓因受筒形圆凿固定，故“剪轮”五铢钱形多较平整，被凿落之外廓因受凿具冲击，极易崩裂破碎，完整者较少，因凿具刃部锋薄，往往一叠被凿之铜钱仅最下面的一二枚外廓能保持完整，但完整者也不平整、作凹状。
当然，也可能是一枚一凿，而且从现存的环钱上翻的情况看，绝大多数是采取了背凿式，即将钱背朝上进行冲凿的。
北宋徽宗朝时，曾大铸夹锡钱。夹锡钱币材价值较低，但初行时，政府即规定其币值为一当铜钱二，后来又曾铸过折三、折五、折十的夹锡钱，这就使它的币面价值远远超过其本身的实际价值。因此至政和元年（1111），即贬值到七八枚才值铜钱一枚。当时河北所铸的当五夹锡钱与当时流通的当十铜钱制作相仿、外观相近，民间便“以药染擦如铜色”，冒充当十钱使用，即用颜料涂抹在当五夹锡钱上使之与大铜钱的颜色相近以假冒。
清代制钱有廓，于是常有人将廓剪下来使用。乾隆年间，剪边钱一度十分猖獗。乾隆七年（1742），江西省每剪官钱一文所得铜材，可铸小钱二至三文，剪边之钱仍可抵大制钱一文流通。乾隆十四年，湖北有人剪边制钱二十六串多，得铜材十斤，然后卖给铜匠打造茶匙，钱心换给过往客商、钱桌、钱铺、掺入制钱中行使。
3.私铸的选址
官铸钱都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要将铸好的钱运送到各地，同时还要把禁止使用的钱收缴回炉，重新熔铸。仅运输一项，就是很艰巨的任务，因此，官府的钱监必然要设在交通方便、统治实力雄厚的京畿或重镇。而民间的盗铸，为了掩人耳目，掩盖盗铸行径，使官府难以查获，也为了采矿铸造的便利，以及新铸的钱币便于淘洗加工，故常选择在接近产铜区域的江河湖海之中或远处偏僻的山沟，沟深坡陡，人迹罕至之处。对此，北宋仁宗时著名思想家李觏早就有了揭露，他说：“窃观人间或销法钱，淆杂他巧，以为恶钱。其作必于重湖大江、穷山深谷，风涛所阻，猛兽所在，人不得见，吏不得呵，是法令无由而胜也。”
有坑冶的地区大地都是山区，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如江淮、两浙、福建一带多丘陵山峰，“坑冶散布九路，多在山谷险绝中，使者罕到”。提点坑冶铸钱官“惮江湖岭海之艰，率家居可否事”。由于距离矿源近，又天高皇帝远，政府官兵难以查获，故而大量游民聚集在这些深山僻谷进行盗铸活动。如河南郑州巩县里沟曾发现西汉王莽时“大泉五十”的私铸遗址，其位于县城的南面，处于偏僻的山沟，里沟和外沟相接，人称十里长沟，沟深坡陡，由于交通困难，在沟下居住的人们至今仍纷纷搬往沟顶居住。这些偏僻、隐蔽的地方，正是民间盗铸钱币的最佳地点。唐大和五年（831）二月，盐铁使包佶奏：
“……衡道数州连接，岭南山洞深远，百姓依模监司钱样，竞铸造到脆恶奸钱，转将贱价博易，与好钱相和行用，其江西鄂岳桂管岭南等道应有出铜锡处亦虑私铸滥钱……”这种“山洞深远”之处，无疑成了私铸者的逍遥之乡。北宋时，“大冶县三山产铁，为私铸窟穴，奸盗云集”。熙宁十年（1077），权御史中丞邓润甫曾说到闽粤之地，“山林险阻，连亘数十里，无赖桀黠轻死冒利之人，比于他路为多，大抵以贩盐、铸钱为业，故能结连党与，动以千数”。而清末直隶一带“地方私铸钱文匪徒，或在河内船中，或在山隅，或在幽僻村庄，胆敢藏匿火器兵刃，以防查拿拒捕之用”。
南宋洪咨夔所作《大冶赋》，这是我国古代论述矿冶史及矿冶技术的重要文献，其中有这样两句：“磋之以风车之輣轧，辘之以水轮之砰隐。”磨磋钱币使用风车、淘洗钱币使用水轮，这表明“宋代铸钱已较广泛地使用风力和水力机械来进行钱币的繁重的铸后加工”。
钱币铸好后要进行淘洗磨错等后续加工，使之变得光洁易使，因此铸钱之地多选择在水边。晚清时期，“蜀黔湖粤江淮之间，盗铸者多”。这些地方多江河湖海，便于铸造，加之于江河湖海烟波浩渺，且盗铸船栰流通不定，使政府当职官员也难以缉拿。故而唐高宗时，“私铸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铸江中者……仪凤中濒江民多私铸钱为业”。至武后时期，江淮以南一带，盗铸者“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涛险峻，人迹罕到，州县莫能禁约”。宋代“盗铸当十钱，率以船栰于江海内鼓铸”，私铸者常常在船上作业，将船停泊在江心，煽炉铸钱。南宋学者王明清曾记其父捕捉九江舟中盗铸案，对当时盗铸之家在江中私铸的描写，颇为生动：
大观丁亥，家祖守九江，夜登庾楼，远望大江中灯焰明灭，坐客以为渔火。家祖曰：“不然，是必为奸者。”遣吏往捕之，顷刻而至，乃舟中盗铸钱。其模如火甲状，每出炉则就水中蘸而取之焉。
事实上，在江中船上进行私铸，既不易被官府发现，而且即使有官府闻讯来查拿，私铸者也能很方便地抛去物证，免于被查处。对此，清朝雍正朝的江南总督赵弘恩在其奏折中已有非常明确的揭露：
嗣闻上江有种操舟铸私之徒，舟中只用泥罐一个，铁钳一把，即可成钱。偶闻查拿，将钳罐即掷浅水，查过之时，仍复取用。弄巧玩法，莫此为甚！另外，宋代还有不少私铸铜钱的民冶就设在官府的监院之旁。
因为政府对铜矿实施垄断政策，一般的民众弄到铸钱的铜料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往往在官冶附近私设炉灶，买通官冶之人偷漏出矿料以进行私铸。如江南西路兴国军大冶县之富民监在北宋时是一重要的铜钱监，南宋以后，该军之兴国监又是供应淮南铁钱区的著名铁钱监，由于官府长期在此设监铸钱，因此“兴国沔鄂之间，私铸聚众至数千人”；兴国大冶县“为私铸窟穴，奸盗云集”。南宋时期，叶适在讲到两淮铁钱时也曾说到：“江、黄之间，山泽相杂，素号僻左，本极贫虚，属因淮南行铁以来，暨乎蕲口置监，而后阴仰官炉之羡，不胜伪冶之烦，浸用骄奢，无复绳矩。”
历史上，地处长江中下游的江淮地区，尤为盗铸特别兴盛之地。
早在西汉武帝末年，“会更五铢钱，民多盗铸钱，楚地尤甚”。这一地区社会经济一直较为发达，又是南北交通的枢纽，货物集散之地，商贾云集，贸易兴盛，对货币需求量很大。官府虽在此地设炉铸钱，且铸币量在全国总铸币量中占有较大比重，但与这一地区发达的商品经济相比，铸币量显然还是太少。唐宝应元年（762），刘晏在江淮铸钱，岁得十余万贯，一度缓和了通货短缺的危机，但终因“每铸一千费二千文”，于建中初被判度支韩洄奏罢。故通货短缺的现象在江淮十分明显，这里的私铸和恶钱流通也就极盛。
同时，江淮地区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也为私铸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首先，这里远离京师，“关河悬远”，故政府的控制相对薄弱，往往不能及时有效地处理私铸者。其次，这里地处江南地区众多的山地丘陵、江河湖海，使私铸活动隐蔽而不易被察觉，不少人为了躲避官府控制，进入山野，或在大江湖泊的舟船上进行铸造，使私铸难以禁绝。再次，江淮地区又是全国产铜地区之一，江苏的江都、六合、上元、溧水、溧漾及邻近的天长、滁州、庐州等地，均有铜矿。北宋时最著名的四大钱监即饶州永平监、池州永丰监、江州广宁监和建州丰国监，前三者都位于这一区域。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刑部官员有奏：“近岁民间所用私钱多苏、松、常、镇、杭州、临清人铸造，致四方客商聚集收买。”铜冶业的发达，既可为官府钱监提供原料，也可为私铸业提供原料，江淮产铜区与私铸区基本一致，正说明了这一点。
三、纸币作伪的方法
与铸币作伪相比，纸币作伪显得相对简单，它既不需要很大的场地，也无铜料难得之忧，制作工序也较简短，而一旦制成，获利也更大，因此盗印伪钞成本更低，得利更多。
纸币作伪首先有其原材料和技术上的可能。宋代以后，造纸技术进一步提高，已形成有相当规模的私人造纸作坊和工匠，民间很方便就可以得到大量优质纸张。同时，宋代的雕版印刷技术也空前发达，当时刻印书籍非常盛行，官私竞相刻书，书坊遍及各地，大批的工匠掌握了熟练的印刷技术。刻字匠的技艺也有了较大的提高，社会上有一批专门从事刻工的个体生产者。这些都使伪造纸币有了技术上的可能。制造伪钞的具体手段和方法也是多种多样，无所不用，除直接雕版伪造（即完全伪造，所有纸、印、花纹等全伪）外，还有变造伪造——对真币中心部位进行挑剜、裨凑、接补、加描等以提高真币币面价值的方法。
1.雕版印制，直接作伪
即直接伪造。作伪者买来钞纸，私下刊雕钞版和版上的印章、图案等，印制伪钞。南宋朱熹在浙东任地方官时曾弹劾台州知府唐仲友，共作六状，其中第四状和第六状劾唐仲友指使伪钞犯造伪会子的内容，给我们展示了纸币作伪的具体过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开字匠蒋辉伪造会子事发，被断配台州，台州知州唐仲友令其居自家家宅后堂，并威胁蒋辉为其伪造会子：
……辉便问金婆婆如何得纸来，本人言：“你莫管，仲友自交我儿金大去婺州乡下撩使庵头封来。”次日，金婆婆将描模一贯文省会子样入来，人物是接履先生模样……言是大营前住人贺选在里书院描模。其贺选能传神写字，是仲友宣教耳目。当时将梨木板一片与辉，十日雕造了。金婆婆用藤箱子乘贮入宅收藏……至十二月中旬，金婆婆将藤箱贮出会子纸二百道、并雕下会子板及土朱靛青棕黑等物付与辉，印下会子二百道了，未使朱印，再乘在箱子内……
至次日，金婆婆将出篆写一贯文省、并专典官押三字、又青花上写字号二字，辉是实方使朱印三颗。辉便问……此一贯文篆文是谁写，金婆婆称是贺选写……当时唐仲友令蒋辉雕版印造各类伪会共两千六百道，每次印一百道、一百五十道、二百道不等。由上段的描述看来，印制伪钞完全是集团化操作，有专人描摹官会上的图像纹样、书写文字，有专人负责提供钞纸原料，有专人从事雕造印刷，也有专事协调工作的人员，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非常专业化。到了元代，伪钞制作分工更细。据《元典章》的规定：“起意底、雕版底、印钞底、抄纸底、填料号底、家里安藏着印底、收买颜料物料底，俱是同情伪造。”其专业化程度由此可知。
在前文已提到，宋代的交子印造多使用蜀纸，神宗熙宁元年（1068）后，还在成都设抄纸院，由官方专门生产印造交子之纸，当年有抄匠六十一人，杂役三十人。会子用纸就比较杂，初用歙州徽纸，纸质雪白光滑，“自首至尾匀薄如一”，非不谙其技者所能伪造。
后由于徽纸供不应求，继又造于成都，乾道四年（1168）三月，“以蜀远纸弗给”，又在临安设局造纸。到了南宋后期，因国用不足，纸币用纸常不足用，因此除遣官置局抄造外，还令随纸局“所在州军任责撩纸”。这样临时匆忙造出的纸，质量是不能保证的。而元代的宝钞，更是杂用棉纸、桑皮纸、榆皮纸等。造纸原料遍生于全国各地，技术上又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此民间可以轻易地制造钞纸。与此同时，民间的造纸技术却空前发达，造纸作坊遍布各地，能造出各种各样质优色美和尺幅大小不一的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