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代铸币的作伪
1.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的私铸案例
我国古代货币作伪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秦代。在秦以前，至少在战国时期，肯定已有作伪的情况出现，只是目前还缺乏足够的文献，说明铸币权已完全收归政府，也无确凿的私铸案例记载。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对货币也进行了统一，发行法定重十二铢的秦半两钱，实行黄金和铜钱并行的币制。货币铸造权属于政府，严禁民间私铸。关于秦代的币制，由于其国祚短暂，后人知之甚少，只知道秦朝的钱“各随时而轻重无常”。在各地出土的秦钱实物，大小重量确实也很不一致，至今还没有发现制作整齐、文字规范，可以一望而知为官炉所铸的秦半两。此时已开始有关于私钱的记载。
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有破获私铸钱的案例：“某里士五（伍）甲、乙缚诣男子丙、丁及新钱百一十钱，容（镕）二合，告曰：‘丙盗铸此钱，丁佐铸。’甲、乙捕索其室而得此钱、容（镕），来诣之。”意即某里士伍甲、乙发现有丙、丁二人私铸作钱，便将二人连同所铸之钱及铸钱工具一同送往官府治罪。由此可见，早在秦代，即已有货币作伪之事。
2.汉代几度“放铸”及王莽币制改革导致的私铸
秦汉之际，经过长时间的破坏性战争，消耗了社会大量的财富。
在巨额的军费开支外，武器的消耗占到了很大比重，在制造兵器的金属材料缺乏时，还经常销钱以应急。战争刚结束，币材资源还得不到及时开发，商品流通领域货币量不足，这些都造成了货币的严重匮乏，成为经济生活的严重问题。
西汉初年，货币政策屡有更张，政府在是否放民铸钱的政策上多次出现反复，币制频繁变化。
汉承秦制，也沿用了秦半两钱。但经过长期战争的破坏以后，汉初的社会经济极端凋敝，社会上货币供应量严重不足。要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必须减轻货币的重量，同时增加货币供应量。因此不久高祖便以秦钱太重、不便流通为名，开始推行荚钱。荚钱在秦末已有出现，是一种钱径很小，极为轻薄的半两钱，一般重三铢，仅及法定秦半两钱的四分之一。在推行荚钱的同时，高祖还放开了铸币权，“更令民铸钱”，从而为王国和私人铸钱提供了合法权力。不过虽然令民间自由铸钱，政府对铸币的形制、重量等还是规定了统一的标准，其形制仍为圆形方孔，重量似乎以三铢为准。但铸币者为降低成本，牟取暴利，便在铸钱的铜料里掺入大量低价的铁和铅，降低铜钱的成色；同时不断减轻铜钱的重量，铸造各种轻钱和恶钱。铜钱减重，必然导致单个铜钱的交换价值降低，因此轻钱流行的后果便是钱轻物重，商人囤积不售，物价飞涨，对通货膨胀的加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针对汉初货币铸行的混乱局面，惠帝即位后便开始改变货币政策，中央收回了铸币权，下令禁止私铸，违者处死刑。但私铸易放而难禁，积弊难除。高后时，先后进行了两次钱法改革。先是在高后二年（前186）秋铸行八铢钱，钱文仍为“半两”，并下令禁止民间铸钱，政府垄断铸币权，私铸者罪至死。不过政府所铸的八铢钱并未获得成功，由于汉初以来民间私铸的泛滥，在流通中八铢钱反为荚钱所驱逐，不久就被废除。第二次高后六年的币制改革则与第一次正好相反，是减轻铸币的重量，改铸“五分钱”。五分钱的重量只有半两的五分之一，重约二点四铢，比荚钱的重量还轻，因此它的发行无疑承认了轻钱流通的合法性。
文帝、景帝时期，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发展，经济生活也随之活跃起来，流通中货币的需要量增大了，开始出现“钱荒”现象。官府铸钱不足，一时满足不了社会需要，私铸钱又乘虚而入，填补官铸不足所产生的空缺。鉴于私铸难防，文帝采取了两个对策，一是提高钱的重量，改铸质量高于荚钱的四铢钱；二是恢复汉初的使民放铸政策，除盗铸钱令，放开私铸。由于使民放铸，国家减弱了对货币的控制，民间铸钱对社会经济、商品流通以及市场秩序造成很大的冲击，货币流通更加混乱。尽管政府规定“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而铸钱的人为追求超额利润，置国家禁令于不顾，纷纷“淆杂为巧”，在铸钱时掺入多量的铅、铁等，“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民人抵罪，多者一县数百，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造成法钱不立，“市肆异同，钱文大乱”的局面。全国各地各郡县使用的钱轻重不同，相互折算，不但“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的情况不见缓解，而且有的诸侯更因铸钱而富埒天子，以致背叛，直至发展到景帝时的七国之乱。
因此到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即制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再次禁民铸钱，将铸币权收归中央政府。由于对民间铸钱或禁或放，币制屡改，加之朝廷放任民间采矿和冶炼，人人都有采掘铜铁锡矿和铸造铜钱的权利，使得汉初的货币制度处于一片纷乱之中。
武帝时一度是西汉盗铸最兴盛的时期。武帝初期曾造皮币与白金币。皮币是用白鹿皮作为币材，一尺见方，四周绣有彩色边，每块值钱四十万，主要用于王室的朝觐聘享等，而不用于一般的市面流通。白金币是银锡合金，元狩四年（前119）取少府中的银和锡，造银锡白金三品，分别值三千、五百和三百。白金币币值巨大，而当时并没有规定其成色，因此锡的成分可以任意伸缩，这对于盗铸者无疑是一种很大的诱惑，大规模的盗铸也就难免了。稍后武帝还下令地方政府销半两钱，铸为三铢钱，要求重如其文，并禁止私铸，试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是三铢钱比较轻，“易奸诈”，因此至元狩五年，武帝又下令郡国铸五铢钱。从此五铢钱被确定为新的货币法定单位，这是五铢钱制的开端。但这次币制改革未能彻底实行，铸币权依然分散于地方郡国，铜材亦未由中央政府垄断，民间盗铸仍十分严重，“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胜数”。新办法实行了五年，“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史家的记载不无夸大之嫌，但由此也反映出私铸已成为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
白金币废止之后，专用五铢钱，可是货币流通并没有完全稳定，只是贬值和私铸的重心转到了铜钱上。由于私铸增多，导致流通中轻钱过多，因此元鼎二年（前115）京师开始铸当五赤仄（侧）铜钱。
赤仄钱“以赤铜为其廓”，磨光边廓，制作精良，一枚当郡国五铢五枚使用，并规定税收和官用一律使用赤仄钱。赤仄钱未必比郡国五铢重，却要以一当五，显然也是一种虚钱，当然必将引起民间的盗铸。
仅两年时间，赤仄钱也日益贬值，终至废除。
针对棘手的铜钱问题，武帝遂于元鼎四年对钱法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顿。这次整顿包括：规定不准郡国铸钱，把铸币权集中到中央，由上林三官（水衡都尉属下的均输、钟官、辨铜三官）铸标准五铢钱通行全国；原来社会上流通的各种钱币一律销毁，输缴上林三官，作为铸钱原料；并将主要的铸币材料——铜，由国家垄断，民间不得私自开采，杜绝了民间的私铸。自此，西汉进入中央统一铸币时期。
这次币制改革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由于官铸钱数量猛增，铸钱的原料又控制在政府手中，加之政府严刑禁止私铸，使私钱也随之减少。五铢钱的发行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由此，汉初长期动荡不安的货币制度才基本稳定下来。由于官炉的管理制度比较严密，官铸五铢制作精良，不易仿造，而且用铜料足，铸造无利可图，加之朝廷的严刑酷法，因此私钱相对较少，即使有一些所谓的“真工大盗”仍然盗铸，但已不足以影响整个市场的货币流通了。
武帝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货币的需求量继续增长，而政府的禁令又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松弛，民间的盗铸又开始死灰复燃。到元帝、成帝、哀帝时，又出现了“剪轮五铢”，即将武帝时铸有周廓的五铢圆轮剪去一圈后使用，剪下的外廓则销熔后重新铸造轻钱。
当时的私铸波及全国各地，作为统治中心的中原地区自然是最为严重的，南方的广大地区也存在着相当的民间私铸行为，即使在偏远的边郡地区，也有较普遍的私铸现象。在居延汉简中就有宣帝时官府下令追缉盗铸者的简文，其谓：
元康元年（前65）十二月辛丑朔壬寅，东部侯长长生敢言之，侯官官移大守府，所移河南都尉书曰：“诏所名捕及铸伪钱亡未得者牛延寿、高建等廿四牒，书到庾。”
私作伪钱未捕得者就有二十四人，已捕得者想必更多。居延地区当时属于边塞，连边塞地区都收到追捕私铸者的公牍，可见私铸之风相当严重。
西汉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盗铸货币发生在王莽时期。王莽上台后，尽废汉制，实行了极为复杂的货币制度，在其执政短短十多年时间里，前后共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居摄二年（公元7）进行第一次币制改革，以效法周钱子母相权为名，除开铸五铢钱外，更铸“大泉五十”，又造“契刀五百”，错刀“一刀平五千”，四品并行。由于钱的实际价值和币面价值悬殊极大，新钱自然无法推行。于是始建国元年（公元9），又废错刀、契刀和五铢钱，专用大泉五十；另铸小泉直一，重一铢；同时禁止民间挟带铜炭，以防私铸。大泉和小泉两品并行，十二枚小泉或二点四枚五铢钱就可以铸一枚大泉五十，可获利四至二十倍，因此官民盗铸之风极盛，“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始建国二年（公元10），新莽与匈奴之间爆发了战争，军费开支庞大，原有的大、小泉并行的币制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于是王莽又借口“宝货皆重，则小用不给；皆轻，则僦载烦费”，实行“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的“宝货制”，即五种货币材料（龟、贝、金、银、铜），六种货币名称（龟货、贝货、金货、银货、泉货、布货），二十八个货币品级（龟货四品、贝货五品、金货一品、银货二品、泉货六品、布货十品）。
二十八品各有自己的规格、成色、重量和面值，每种名称的货币品级级差各不相同，各种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也极其复杂。由于货币种类众多，大钱迭出，不仅携带十分困难，而且很难记清货币的名称及其相互间错综复杂的换算关系。“宝货制”推行了四年，结果是人心大乱，经济秩序一片混乱，以至“农桑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事实上，由于人们连货币换算标准都记不清楚，所以一开始便纷纷偷铸五铢钱使用。天凤元年（公元14），王莽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宣布了“宝货制”的废弃，推出了第四次货币改革，下令“罢大小钱，更行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直货钱二十五；货钱径一寸，重五铢，枚直一，两品并行”。这次货币改革事实上恢复了五铢钱，但货布与货泉之间的重量和币值的不一致，必然引起对货布的盗铸。
由于王莽推行的币制频繁改变，品类繁杂，且几乎每次都是以小更大，以轻易重，新币制自然不能顺利推行，民间私下还是用五铢钱，同时官民盗铸之风极盛。当时犯私铸罪的“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以十万数”。由于犯法者众多，流放、死刑都执行不通，于是将犯人及其妻室籍没入官。另外，知情不举者同罪，由是“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主管铸钱的部门），愁苦死者十六七”。私大钱被大量制造，充斥市场，广为流通，到王莽后期愈益严重。据考古发现，1957-1958年在洛阳西郊出土的大泉五十共有1635枚，其中大小、轻重与《汉书·食货志》记载基本一致，即符合国家法定的标准钱只占总数的22％，其余78％都是不合钱制的非标准钱，即私铸钱。该地同一时间出土的货泉共有1885枚，其中标准钱仅占总数的12.3％左右，而私铸钱竟占87.7％！东汉时期货币的私铸情况似乎不十分严重，除了居延汉简中有光武帝建武初年禁私铸的简文外，东汉时期的文献中基本上不见有关于私铸货币的记载。东汉初年，民间交易以谷帛等实物为主，只在局部地方曾铸行过钱币，如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公孙述在成都废铜钱，造铁五铢，这是最早的铁钱。建武十六年全国复行五铢钱。此后朝廷加强了对铸币权的控制，官铸钱基本上占统治地位，币制一直比较稳定，也没有发行过大面额的虚值货币。桓帝时曾有人提出铸大钱的建议，但在以谏议大夫刘陶为首的群臣的反对下，未得到实施。不过私铸虽少，并没有完全被杜绝，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货币的需求逐渐扩大，私铸也随之增加。东汉末期币制混乱，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挟献帝入长安，并销熔五铢钱，改铸小钱，并“悉取洛阳、长安铜人、钟簴、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公开实行货币贬值。这种小钱直径五分，无文字，无内外廓，也不锉边，轻小粗恶，质量非常低劣。由此地方铸钱和盗铸现象也逐渐加剧，剪凿铜钱盛行，出现了环钱，即剪轮钱的外环；还出现一种直径不满一厘米的小“货泉”，不仅形体极为细小，而且质地脆薄，触手即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