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吏卒因受赇或个人恩怨，故意释放真犯而拘捕无辜者，官报私仇，草菅人命，史载比比皆是。元顺帝至正年间，浙江余姚有一个伪钞犯姚甲被抓获，而当值官员孙国宾却受贿而释放了姚甲，转而将另两人高乙和鲁丙作为共谋作伪钞的犯人押赴官府。高乙其实只是将姚甲制造的伪钞拿出行用，充其量只能算是从犯；而鲁丙则更是冤枉，他本与高乙素不相识，只因原先与孙国宾有矛盾，就被作为高乙的同谋犯而锒铛入狱。这种释放真犯而诬及无辜的做法，在当时的官吏做来，可谓易如反掌。
在元代，法令规定对买使伪钞者也要处以严厉的惩罚，因此一些贪官污吏就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作奸牟利。当抓获伪钞犯之时，这些衙吏往往指使伪钞人犯诬陷当地的“富实之家”买使伪钞，使之无辜被害。被诬陷的人家为应付飞来横祸，只得到处打点，以至倾家荡产！而这些奸吏猾胥遂乘机收受财物、中饱私囊。大德十年（1306），河南濮阳县捉获印造伪钞犯王丑儿，在“典吏司吏人等”的授意下，王丑儿遂妄指当地的富户张仲温等人曾买使过伪钞。这一案例被上司及时发觉而得到了纠治，而那些未被发现的暗中操作的案件更不知其几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首《醉太平小令》，对这种状况作了辛辣的讽刺：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
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这种腐败之风严重削弱了官吏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能力。而普通百姓不仅要承受伪钞所带来的经济恶果，还经常蒙受不法官吏强加到自己头上的不白之冤。
此外，有的私钱制作水平较高，和官铸法钱形制接近，而伪钞则更真赝难辨，在实际交易匆匆忙忙的时候很难分辨出真伪，很多无辜的平民不幸用了伪钞就要受到“伪钞行使”的罪名，受到法令的惩处。
元成宗时，京师学官郑介夫在说到钱钞问题时，即指出：“善为伪者，与真无异，虽识者莫能辨。”并说到他本人在杭州时，就曾见到买卖交易之人，“就库倒出料钞于店户使用，反覆观之，曰：‘此伪钞也。’试代以伪，反忻然而受之”。因此他感叹道：“杭人习于市易，尚不能辨，况乎乡落小民哉。”如此，不辨真伪的民间交易者“转手相付，旋以伪券抵罪”，使不明真相的人们常因使用伪钞而获罪。因此民间用钞，商民对于纸币的真伪往往各执一词，“兴行词讼不少”。明代大学者杨士奇早年在赣州任琴江书院教谕时，有商人因不辨钞之真伪，无意中得伪钞使用，却被当做造伪钞者而备受搒掠之刑，幸得杨的明辨而得以洗冤。这位无辜受冤者还是属于幸运的，因为他最终被平反而释放，然而定有更多的人，蒙受不白之冤而不得辩。又明代规定民间使用宝钞，“赴仓场库务折纳诸色课程，中买盐货，及各衙门起解赃罚”等等，都要在钞背写上使用者的姓名私记，以凭稽考。如果库务衙门人员收钞的时候不用心辨验，无意中收受了伪钞或变造钞的，“经手之人杖一百，倍追所纳钞贯，伪挑钞贯烧毁”。至于在民间的各种交易中，也允许使用姓名记号等，“若有不行仔细辨验，误相行使者，杖一百，倍追钞贯，止问见使之人。若知情行使者，并依本律”。即，使用伪钞无论知情与否皆要受责罚。这就使得使用宝钞具有很大的风险，以此导致钞法的阻滞。
元代政府对官员严格要求，如未能查出伪钞，要受严惩，为了怕犯错受罚，有些官吏甚至以真钞当做假钞。清朝也是如此，如北京守城兵丁奉命搜索私钱，乡民有将原在城内卖货所得大钱复带入城买货者，守城兵丁不辨真伪，即指为私贩，有钱则买通兵丁得以放行，无钱则被送官纠治，等到质讯明确，而乡民已受其拖累，以致乡间粮食裹足不前，城内米面价格陡长，粮店亦陆续歇业。
六、对伪币的客观评价
伪币的上述种种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历史上的伪币，有时尚有其存在的某些合理性。私铸小钱币值较低，比较适于民间鸡毛蒜皮的零星交易。而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当流通中缺乏足够的官铸货币时，大量的私钱更是直接起了弥补通货不足的作用。
货币只是商品交换的一种媒介，人们所在意的并不是货币本身的质量，而是它所代表的商品，因此在民间，使用者并不太注意钱币的质量，只要能在市场上流通就会放心接受。加以中国古代，铸币材料主要是贱金属铜，币材价值低，这就加强了铸币作为符号的性质，使铜钱供应不足时，私钱能够为人们广泛接受。况且私钱虽有不少弊病，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如它为市场提供了较多的货币，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货币短缺的矛盾，满足了市场的需求，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某些特殊的历史阶段，政府也不得不对私钱采取一种容忍态度。政府一方面在法律上严令禁止私铸，但另一方面又采取了相对灵活的政策，宽容质量较好的私钱，允许它在市场中的流通，这也是中国历代私钱流通难以完全禁绝的共同原因。
此外，私钱毕竟不是国家统一的铸币，因此无论在铸造的数量上还是流通的范围上都有一定的限度。而且所谓“私钱”，只是表明其铸造者非官府或官府授权机构，并不表示所有的私钱都是质量十分低劣的，事实上，其本身还有质量高下之分。而官钱由于常常偷工减料，质量也并非一定比私钱高，有些私钱只是比官炉钱质量稍差，减重也不多，这种钱的流通更在所难免。如唐代私铸钱虽然轻薄，比起开元通宝是有一定的减重，但也没有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唐玄宗时，两京流通的鹅眼、古文、线环等钱，每贯还有三四斤重。甚至有些官铸的质量还不如私铸钱。如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云贵总督福安康受命整顿云贵钱法，曾在贵州桐梓县查获私铸罪犯，所查获的私钱，据乾隆皇帝自己所见，“轮廓形模，转胜于外间行使之小钱”，私铸钱的质量甚至超过了市面上流通的官局铸钱，这就为私钱进入市场铺垫了基础。
私铸钱进入市场后，虽然对货币流通的稳定性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相反，有时政府严禁私铸，却往往引起流通不便的反映。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虽然有人对私钱的泛滥表示了极大的反感和忧虑，但也有很多人对私钱持认可的态度。如北魏任城王元澄曾提议除了那些极端低劣的鹅眼、环钱外，其余各种钱不论官铸还是私铸，不论古今，都可以通行京师，价格也可以随行就市，不必强求统一。而当时执政者也接受了他的意见。又如宋太宗初年，江南转运使张齐贤曾建议允许私钱折价行用，认为“小人虽加死法，亦盗铸不已，间或败遁。则啸聚林谷……乞许民间折三分通用，既无厚利，自然不为矣”。此议虽然在当时未被采纳，但后来政府还是变相地对私钱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又如明代中期，因官铸钱数量少，不敷行用，故朝廷虽严禁私铸，却不严禁私铸钱的流通。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由于流通中私钱泛滥，导致前代的旧钱和本朝的制钱沮格不行，于是世宗令户部从速计议对策。当时户部接旨后，提出了五条对策，其中之一为严禁私铸，一为严禁私贩。而世宗接到户部的奏议后，却将此两条改为“钱禁私贩，惟禁私铸之伪恶者，余不必禁”。可见当时还只是禁私铸中的劣质钱，对于私铸好钱还是允许通行的。
由于某些时期官钱的质量与私钱相差不大，官钱与私钱一样存在质量问题，一样有可能“今日得钱，而明日不用”，百姓心目中自然很难产生出重官钱轻私钱的观念。又，在当时的商品交易中，一文钱乃至一文钱以下的小额交易大量存在，也导致人们认可小额私钱，“人皆以为良便也”。对于制造、使用私钱，也视为理所当然，“作之者无忌，用之者不疑”。而对于明朝禁私钱，当时人却表现出一定的抵触情绪。如嘉靖八年（1529）禁私钱，商人们顿感不便，乃至“私相结约，各闭钱市”，政府迫于民间的压力，不得不停止禁令。到嘉靖三十三年（1554），世宗再次下令只许使用制钱和古钱，一切私造不堪滥恶钱悉行禁止，“犯者置之法”，但民间私钱一直与官钱并行流通，小钱行用已久，“骤革之，小民颇称不便”，给日常生活造成很大的麻烦。明末杨士聪《玉堂答记》卷上也称：“私钱之禁日严，徒为贩鬻者苦。”
清代也是如此。如晚清时期由于银价的上涨使得铸造铜钱的成本急剧增长，官局因铸钱而亏损严重，相继停炉，到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月间，“停铸省份至十一省之多，且停铸多年”，咸丰年间基本上已经停止了小制钱的铸造。咸丰三年（1853）大钱开铸后，民间纷纷私铸大钱，又使得大量的制钱被毁，市面上制钱几乎绝迹。民间无小钱可用，就为面值相对较低的私钱的流通提供了市场。市井小民每日糊口一切米、盐、蔬菜等皆零星购买，仅需要数十文或数文即已足用，大钱用处极少。当五十、当百等大钱，买者无法分拆，卖者无法找零，以致兵民虽有大钱，无处买物，困苦不堪，甚至有手持大钱站在道路上痛哭的，而俗名“水上漂”的私铸小钱，反而通行无阻，较大钱易用。由此可见，私铸之轻薄小钱之所以能够在市场上广为流通，是由于有其存在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刺激了更多的人投身于私铸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