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绍兴间，鄂州兴国县沔鄂之间“私铸聚众至数千人，巢穴深阻，寖成盗敚”。淳熙年间，太平州黄池镇与宣城县一带，“十里间有聚落，皆亡赖恶子及不逞宗室，啸集屠牛杀狗，酿私酒，铸毛钱，造楮币。凡违禁害人之事，靡所不有”。又福州车盂场，场远在深山之中，去州县二百余里，“私铸之民相聚为盗，吏民无敢呵者”。他们聚集在地理位置险恶的“湖山绝处”，起炉冶私铸，居则铸钱，急则为盗，不仅盗铸钱币，还贩卖私盐，夺人妻女家财，为非作歹，使一方不宁，成为社会的一个痼疾。如元初临江路新喻州沿海有大寇聚集数十只海船，与地方的“豪横”相互纠结，复以小贼为耳目，贩卖私盐，印制伪钞，“汗漫不可收拾”，成为极具威胁性的一个恶势力集团。
元初中统年间纸钞刚刚发行，就有人结伙伪造，当时燕京一带“多剧贼，造伪钞，结死党杀人”。元代中叶，大文学家黄溍在任绍兴路诸暨州判官时，州内的伪钞者“以伪钞钩结党与，胁攘人财”，并与官吏相勾结，将人质挟往邻近的新昌、天台、宁海、东阳诸县，使百姓遭受株连破产的达数百家。黄溍通过查问，掌握了充分的证据，渎职的官吏被除名，不法之徒受到了惩罚。无辜受株连者也得到解脱，百姓也不再受伪钞的祸害。可其间有一个“捕盗卒”，暗地把伪钞藏匿良民家中，而后又向官府“揭发检举”，并纠集近百个恶少手持棍棒，冲向这良民家搜查，气势汹汹，企图大敲竹杠，以发横财，后经黄溍纠治后才得以平伏。另外，如湖广湘乡州豪民陈清，“素武断乡曲，握持官府事，家赀累巨万。复众募奸人，伪造钞其家，久辄杀其人以灭口，阴结大官为势援，所为不法，人莫敢谁何”。一些伪钞犯被抓获后还与地方恶吏相互勾结，骚扰百姓，如“安庆路尝得造伪钞者，遣卒械其囚至崇安（今福建崇安），求其党而执之，囚与卒结谋，望风入良民家肆虐”。这些团伙的存在，使伪钞严禁不绝，又为害一方，严重威胁到当地的社会治安。
元代中后期的伪钞犯罪尤以江西的铅山州最为猖獗。铅山的造伪历史较长，“素多造伪钞者，豪民吴友文为之魁，远至江淮、燕蓟，莫不行使。友文奸黠悍鸷，因伪造致富”。这一集团所伪造的至元钞流往全国各地，北至岭北、辽阳，南到云南、湖广，到处都有他们所造伪钞的踪迹。由于内部组织严密，使这一团伙历经十余年而未败露，以致犯罪气焰日盛，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黑社会组织——青蚨盟会。这一组织成员达数百人，以伪造货币为主，无恶不作，势力遮盖了铅山州和周边地区，因其与地方官吏相勾结，气焰极其嚣张。受假钞侵害的百姓到县衙告状，状子最后都落到了青蚨盟会的手中。
告状百姓最后得到的结果，不是家破人亡，就是妻离子散。对此，朝廷曾多次派出钦差大臣到铅山组织查缉，可都遭到恫吓和威胁，加之当地官吏的袒护，每次的查缉工作都不了了之。后来朝廷派来重臣林兴祖担任铅山州知州，才摧毁了这一犯罪团伙。
五、官府某些防伪措施加剧了社会矛盾
每当官铸大钱引起盗铸纷纷之时，政府为了禁绝私钱，往往将大钱贬值了事，这种措施固然对禁盗铸有效，但导致贫民的巨大损失。
北宋末年徽宗朝，章縡任提点淮南刑狱兼权扬州事，正遇到朝廷宣布当十钱先贬为当五，再贬至当三之时，“令下之日，市门昼闭，人持钱求束薪斗米，至日旰，莫肯售者”。百姓手中的大钱骤然贬值，“民出不意，荡产失业，多自经死”，无辜百姓和兵卒遭受伤害，于是不得不起来抗争。北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由于河东地区铁钱盗铸大盛，朝廷采用了对小铁钱贬值的方法，“以三当一”，即以三个铁钱才当小铜钱一，以抑制私铸。河东民间流行的多是铁钱，而富人大多收藏铜钱，所以铁钱贬值，对贫民造成的损害更重，“令既下，兵民相扇动，数千人邀走马承受诉……”后事端被知州郑戬平息下去，才没有酿成大的动乱。
事实上，官府对大钱的贬值以及回收措施失当，有时反过来更促使私铸的泛滥。关于这一点，宋人周行己早已有非常精确的论断。
他在《浮沚集》卷一《上皇帝书》中有这样一段论：
自十而为五，自五而为三，自三而为小钞。自十而为五，民之所有十去其半矣；自五而为三，民之所有十去其七矣。小钞之法，自一百等之至于一贯，民之交易，不能悉辨其真伪，一也；输于官而不可得钱，二也。是以东南之民不肯以当三易钞，而尽销为黄钱。
大钱一再贬值，使百姓本来就不多的蓄积大大缩水，而官方用来回收大钱的小钞又真伪莫辨，信用不佳，故老百姓不愿兑换，而纷纷销大钱私铸为黄钱。
私铸泛滥，而地方查禁私钱却不得要领。因为盗铸之人散在幽远之地，“卒以法绳之，则吏必苛察，狱必冤滥，闾里之间将不安居焉”。各州签厅官受命查私钱后，“责属内厢巡地分都保等处，转移禁止行使私钱之家，旬具委无行使私钱结罪，类申本司”。官吏们“号令纷纷，争为严峻，或令五家结甲，或令旬申有无私铸。巡尉以捕捉入衔，败获治经由透漏，沿流常要巡绰，津渡皆须搜逻……”这使得民间鸡飞狗跳，人人自危，不得安宁。而在朝廷下令收缴私钱之际，总有一些无赖之徒趁机对百姓敲诈勒索，如北宋崇宁大观间严禁小黄钱，法令极其严苛，于是一些歹徒就“投隙伏之以诬夺人物者，猖狂日炽，行旅几绝迹”，导致人人自危，引起社会动荡不安。
为严伪币之禁，封建政府还常令工匠和百姓结为保甲，实行连坐，因此除作伪之人获罪受惩处之外，伪币往往还祸及无辜。如王莽推行币制改革期间，为防民盗铸，“乃禁民不得挟铜、炭”，因此官吏往往把挟铜、炭者视同私铸者，并连同其五家邻里一同问罪，借机敛取民财，以致百姓“闭门自守”，还要“坐邻伍铸钱挟铜”。由于官吏借机扩大打击面，使“天下譥譥然，陷刑者众”，众多的平民无辜受刑，人心惶惶，社会动荡不安。又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仿川陕路立伪造法。通情转用并邻人不告者，皆罪之”。次年四月又规定：“邻保内如有私铸钱宝和造铜器之人，若知而不告，并依五保内犯知而不纠法。”孝宗淳熙十年（1183）十一月，又下诏：“应民户每五家为一保，如有违犯，保内不陈首，并减正犯人一等科罪。”
更有甚者，一部分官员不是去积极维护法律权威，而是见利忘义，贪污纳贿，与造伪者相互串联，为虎作伥，视国法为儿戏；为了邀功请赏，或因某种利害关系，有些官吏还故意诬人盗铸，公然制造冤案。北宋宣和初，因为受徽宗宠幸的崔贵妃欲得到京师太子巷王景彝的宅第，在宋徽宗本人的授意下，京兆尹王革即故意派人诬告王氏诸子与邻人盗铸当十钱，将王氏子弟“黥窜而没其宅”。这种为了某种利益而诬人盗铸的手段固然恶劣，但和此前崇宁时期蔡京所兴的章盗铸案相比，则只属于小事一桩了。
前文已述及的苏州章盗铸当十钱案中，株连甚广，被投入监狱者逾千人，其中毫无佐证被捕者达七百余人；被拷掠得手足指脱落者不可胜计；因被逼打成招而死者甚众，尸体皆投到牢墙之外；甚至有面貌或姓名与所谓“犯人”偶同者，也被捕入狱，生死未卜。李孝寿等人在治狱时，“屯甲士围其家，钲鼓声彻昼夜，郡人震撼……州人多闭户，或于门隙窥观，不敢正视……”这使得郡人恐惧不安，干扰了原先有序的社会生活。同时这场案件也牵连了相当数量的官员，其涉及官吏和百姓人数众多，成为宋代最大的盗铸钱案。而这一切都大大加剧了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使政局动荡，更增加了社会的黑暗与混乱。
元代，因伪钞而受冤屈的案子更多。早在中统二年（1261）即有“乐工党仲和、郭伯达以知音律在选中，为造伪钞者连作系狱”。元顺帝至元年间的李秀伪钞案，更是牵涉无辜众多的冤案。全宁县（今内蒙赤峰翁牛特）李秀，以教书为业，“居村落间，有司至秀舍，谓秀为伪造钞者，捶楚之下，不敢不诬服耳”，以造伪钞的罪名坐狱十余年，并牵连“与秀皆不相识”之数十人，酿成冤狱，而真犯王浊却逍遥法外十数年后才被捕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