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中期以后，私铸小钱横行，为此乾隆二十二年（1757），特意制定了收换废钱的条例。此后，清廷又先后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五十五年（1790）两次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收缴私铸小钱。小钱收买上来后即在设有铸局的省城建炉熔化，没有铸局的州县将所收小钱当场锤碎，然后解省熔化。在第一次大规模收缴中，仅江苏省就有二百四十万小钱被收购，并用以重新铸造大制钱。乾隆四十五年（1780），和珅到云南办案，发现云南私钱流通非常严重，“每百不盈一掬，半系铅、砂搀杂”。他带回一包私钱进呈。云南不仅私钱质量低劣，就是官钱也比他省薄小。朝廷因此要求云南先以局钱收买小钱，待小钱收买得差不多以后，再铸造分量加足的官钱。当时云南在各府都设有炉座，稽查困难。乾隆乃下命将铸钱归并至省城办理，并命云贵总督福康安等妥议办法。
乾隆五十五年，清廷决定进一步清除私钱。先是署理四川总督孙士毅因四川行使小钱相沿日久，一时难以禁绝，奏请一面收买破烂小钱，一面让尚堪行使的小钱继续流通。乾隆帝不同意这种迂回的办法，下令派员严查，“务使私铸净尽”。同时因四川的私钱可能有从邻省流入的，故又命甘肃、陕西、湖北、湖南、云南、贵州等省督抚，“一体严行查办，实力访拿，毋得视为具文，致坏钱法”。此外又因“浙江商民市易，亦多将破烂小钱搀和行使，其弊与川省相同”，也下令严行查办。
乾隆五十六年，朝廷发现收买小钱的方法也有弊端，因为百姓在换到制钱后又“私行销毁，复铸小钱”，反而助长了私销私铸之弊，而官局的“不肖书吏”也可能将收到的小钱“复行转售，弊中生弊”。
乾隆皇帝遂提出要“正本清源”，即以后不再用收买的办法，而是规定期限，由民间就近赴官呈缴，不执行的一经查出，就按律惩处，钱文没收。但不到两个月就改为：“其呈缴至数十百千串者，查明实系零星存积，并非私铸私销，即按照缴出小钱觔两，量行酌给大钱。”即只要是查无实据的大额私钱，官府都要用制钱收兑。从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到五十七年冬，湖南收换小钱四十四万余斤，湖北收换小钱三十多万斤。湖北的小钱有许多来自云贵各省，而又流向下游各地，因此高宗称“湖广为私贩小钱总汇之所”。经湖广总督毕沅奏请，禁私钱暂限两年，除湖北继续收买外，并令上下游各关认真检察。在经过的商船中，如发现所带制钱掺杂有一二十串小钱，可用制钱收换；如小钱多至百千余串以上的，“其为私贩无疑，即查出全数入官”。
乾隆五十九年，四川上报三年间共收买小钱一千一百余万斤，乃命新任四川总督福康安到任后实力查办，“俾民间纯用大钱，毋任再有小钱夹杂”。同时又命各督抚根据本省情形，提出“使银、钱价值两平”和小钱“渐次杜绝”的办法具奏。当年，户部奏准“收缴小钱俱不准给价，勒限一年呈缴”，但不给价以后，收缴的小钱数比常年大为缩减，“小民等或因此裹足不前，私相藏匿，呈缴稀少，以致小钱仍不能净尽”，因此在当年十二月复改为“无论铸数多少，均准赴官呈缴，每斤换大钱六十六文，并予一年之限，收买净尽”。至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因小钱尚未收缴净尽，再将期限延长半年。
政府收兑和收缴政策，从理论上说，可以起到鼓励民间上交私钱的作用，对于减少私钱的数量，保证法钱的正常流通，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政府适时地进行干预，既使私钱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减少到最小，将收来的私钱熔化后重新铸钱，也增加了铸钱原料，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陷入一个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中，即如果强行收缴私钱，不给价值，或者以低价收兑，则必然引起百姓不满和抵抗；如果以较高的价值收买，民间又会借机铸私钱缴纳，反过来又刺激了私铸行为。另外，由于财力所限，国家没有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收兑私钱，政府的收兑活动往往只局限于少数地区，因此即使通过收兑使当地市场的私钱减少，其他地区的劣质钱币也会随后流入，冲垮这个局面。所以收缴收兑措施只能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私铸和私钱流通的问题。
六、增加货币供应量
私钱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上畅行无阻，往往得益于官钱的不足。
因此北宋前期王禹偁在《江州广宁监记》一文中曾说：“与夫租庸调之入，盐铁榷酤之课相与为表里资助国用，亦重事也。且夫工徒无赖聚一州而非便，散之则盗心不生矣。钱币益多，流四海而不匮，用之则盗铸几息矣。”指出由于流通中货币的不足，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私铸有了足够的理由，而增加官铸钱可以有效地预防盗铸。
1.大力增加官铸钱
除个别时期外，历代政府都不遗余力地大力铸钱，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解决“钱荒”问题。
唐代是商品货币经济的一个快速发展时期，货币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货币问题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随着社会的逐渐稳定，人口逐年增加，经济迅速发展，货币数量不足问题遂开始困扰唐统治者。
高祖建国之初，即于武德四年（621）七月铸开元通宝钱。开元钱的发行，对促进生产和流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工商业的日渐繁荣，货币征敛逐渐制度化，此后虽逐年铸钱，但与货币的实际需要间仍存在较大的缺口。高宗乾封以后，逐渐扩大铸钱规模，增加铸钱量，钱币的供应渐宽，以致仪凤年间竟有人把“铸钱渐多”看成是当时“米粟渐贵”的原因。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又“于宣润等州置钱监”。到开元、天宝中，官铸已具备相当大的规模，“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盈百万”。约从开元二十五年（737）起，又专门设置了铸钱使一职，由朝廷重臣兼任。天宝年间，商品经济日益繁荣，为了提高工匠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增加铸钱，唐政府采纳了铸钱内作使判官韦伦所建议的“厚悬市估价，募工晓者为之”的措施，在官铸中较多地改徭役制为雇佣制。此法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史称：
“由是役用减而鼓铸多。天下炉九十九……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天下岁铸钱三十二万七千缗。”这是李唐一代最高的岁铸额，对缓和当时钱币不足的矛盾，起了不小的作用。
安史之乱后，由于通货膨胀，使币值降低，自然使政府感到通货数量不足，于是又设法多铸钱。代宗大历四年（769）开始增炉铸钱，为保证铜钱的原料供应，又于七年下令禁止国内铸铜器。德宗建中初发行“建中通宝”钱，大力增加铸钱。同时为广增铜源，还采取措施鼓励地方官府和私人开采铜矿，贞元九年（793）正月，宣布“自今已后，应有铜山，任百姓开采，一依时价，官为收市”，允许百姓采铜矿，但须由官府统购开采的铜料，不许私自买卖。宪宗时，开采了郴州等地的铜矿两百多处。元和年间，河东节度使王锷又在距飞狐故监的蔚州三河冶置炉铸钱，以刺史李听为铸钱使，共开五炉铸造铜钱，据《新唐书·食货志》的记载，当时每炉每月可铸钱五十万贯。由于官铸数量增多，因此河东地区原有的杂劣私钱也就被纷纷废弃了。
为增加铸钱，官府还打起了寺庙中铜像和铜法器的主意。自南北朝以来，佛教在中国非常流行，寺庙越修越多，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土地、人力和财力，也消耗了数量巨大的铜材。庙里的铜佛像、铜钟、磬、铙、钹等法器数不胜数。晚唐时期铜源贫乏，因此武宗于会昌五年（845），借助灭佛运动，废天下佛寺四千六百所，将寺庙中的铜像和铜法器都没收熔毁，用来铸钱。
五代时期，后周世宗时也积极毁佛铸钱，在即位之初，即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尽毁其铜像以铸钱。他曾对侍臣说：“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佛者，岂所谓佛耶？且我闻佛者志在利人，虽头目犹折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佛为了济世救民，不惜舍身饲虎，把自己的肉割下来喂老虎，那这些铜像又有什么舍不得的呢？将毁佛像铸钱的理由说得理直气壮、振振有词。他还首开先河，进口外铜，在显德四年（957），向高丽买铜以铸钱。不过周世宗抓紧了钱制，却放松了货币的大量外流，终致法钱日少而私钱日多。
宋代，更是大力铸造钱币。发展铸钱业，既是预防私铸的必要手段，也是统一全国货币，发展商品货币经济的必须。宋初太祖即位后就开始铸钱，但铜矿资源多在南方，所以铸额很小。太平兴国二年（977），江南转运使樊若冰（《宋史》作“樊若水”）建议在升、鄂、饶州设钱监，“大铸铜钱，凡山之出铜者悉禁民采，并取以给官铸”。宋廷采纳了这一建议，但由于矿源缺乏，铸钱量无法增长。时任江南西路转运使的张齐贤致力于铜矿的勘察开采，为当时铸钱业的发展立下了不小的功劳。他访得南唐旧臣丁钊，“历指饶、信、虔州山谷产铜铅锡之所，又求前代铸法……岁铸三十万贯，凡用铜八十五万斤、铅三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矿产的增多，为铸钱提供了先决条件。
铜矿在皇祐中（1049-1053）年产约五百万斤，到元丰元年（1078）增为一千四百六十万斤；而铅、锡也有同样的增加。北宋的铸钱业就在这样庞大的矿产资源上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增加了许多铸钱监。四年，京兆府和华州各置一监，七年又在河南府、建德府、卫州、鄂州等地置监。八年、九年也连续设置钱监。大量钱监的设置，使钱币的铸造量急剧增加，元丰年间，曾达到年铸铜钱五百零六万贯，铁钱八十八万多贯。这个数字不仅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后来元、明、清各代，都不能在一年内铸造出如此多的铜钱和铁钱。
为增加铸钱量，宋廷还设立对铸钱官的奖惩办法。真宗时，知濛阳县张若谷就因监广宁钱监“岁余，所铸赢三十万缗”而擢知处州；神宗初，监永通钱局欧阳问因“岁课办甚，迁太子中舍知贺州”；劭纳史监饶州永平监，“以岁课之余，补前人阙额优有羡，遂以是增秩，通判秀州”。类似官员因增铸而升迁的例子比比皆是。神宗元祐时还明确下令：“岷州并通远军威远镇铸钱监官，任内铸到钱除支费外，每净利钱三万贯减一年磨勘，幕职州县官占射差遣，六万贯循一资。二员者分受。”哲宗时亦规定：“（提点坑冶铸钱官）掌鼓铸泉货……凡地利所入及铸钱岁有定数，视其登耗而赏罚之。”此后，徽宗政和二年（1112）又诏：“提点坑冶铸钱官以两司应管钱监每岁总计合铸钱数比较，增一分以上减二年磨勘，三分以上减三年磨勘，五分以上转一官；亏一分以上展二年磨勘，三分以上展三年磨勘，五分以上降一官。”将主管铸钱官吏的升谪直接与铸钱额联系起来，以促使提点官加紧铸钱。
南渡以后，偏安于一隅的朝廷财政更加困难，对钱监铸钱官的奖惩措施规定得特别详细：
诸铸钱亏额，依课利场务亏欠法，因阙工料致亏者除其数，即拣退钱满一厘，监官冲替（额外增铸应保奏者听折免）。
诸转运司奉行铸钱职事（谓旧铸钱司并入者）比元额鼓铸增亏分数岁终委提点刑狱司（分两路者每岁互轮）取索具职位姓名，限次年三月终保明申尚书工部。
诸监铸钱官……若不满任而敷及三年额者，依任满推赏；在任二年以上者，以监过年额对比。
诸监铸钱官额外增铸者，一百万贯增一分，余及五万贯并具数保明奏裁。
命官监铸钱三年任满敷租额，三十万贯以上，不满任对比敷额有退欠者（退谓有捡退粗弱满半厘，欠谓少欠官物直不满一百贯），升半年名次。三十万贯以上有退欠及不满任对比敷额，或六十万贯以上不满任对比敷额有退欠者，免试。三十万贯以上或六十万贯以上有退欠及不满任对比敷额，或一百万贯以上不满任，对比敷额有退欠者，减磨勘一年，仍升一年名次。六十万贯以上，或一百万贯以上有退欠及不满任对比敷额，减磨勘二年。一百万贯以上减磨勘三年。
史料中也常可见到地方官员因多铸钱而受赏的记载。如赵师睪在知吉州时，就因“铸钱以贯数积二三十万”而被提升为都大提点，后又“宿逋岁课俱足，赢铜钱数万钧，著《宝司撮要》五卷”，使“上尤喜”，再召为户部郎官。
因为铜产量太少，南宋还采用搜索民间的旧铜器以铸钱的方法。
绍兴六年（1136）下令搜刮民间铜器，十三年铸新钱，“兴废坑冶，至于发冢墓，坏庐舍，籍冶户姓名，以胆水盛时浸铜之数为额”；二十八年（1158）除拿出御府铜器一千五百件付泉司铸钱外，还搜得民间铜器两万多斤，并禁止寺观添造钟磬铙钹。乾道七年（1171），舒蕲守臣都因增加铸钱而升官。
除了增加铸钱以外，各朝政府颁布一系列诏令，作为曾铸的补充措施，如实行“除陌”制，增加货币种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