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唐代因“钱荒”而加剧的私铸现象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废前朝所铸各种轻小恶钱，新铸开元通宝钱，并严禁私铸，从此结束了五铢钱的通行，使钱制进入到通宝的新时代。开元钱“径八分，重二铢二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修正了隋五铢偏轻的缺点，使铜钱恢复到西汉五铢的标准重量，因此“议者以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甚便之”。由于社会政治稳定，生产发展迅速，唐代的文治武功都达到了鼎盛。可是在货币流通中，唐代却是历史上“钱荒”问题最严重的朝代之一。一方面经济在逐步发展，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赋税的货币化趋势也日渐增强，社；而另一方面，由于铜的产出有限，加之铸钱技术的限制，官铸铜钱的数量不能相应增长，供求矛盾非常突出，造成流通中铜钱严重不足。在这种形势下，民间盗铸遂逐渐兴起。朝廷虽频频下令严禁私铸，甚至规定“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籍没”，但仍刹不住私铸之风。
高宗永徽、显庆（650-660）时，私铸更多，“天下盗铸益众”，江淮以南的荆、潭、宣、衡数州更是重灾区。私铸恶钱分量不足，由于掺了过多的铅、锡，成色也很差，其名目有“穿穴”、“荡铜”、“铁锡”、“鹅眼”、“环”等，和好钱混在一起，到处流通，严重妨碍了商业活动的正常进行，也影响了政府的货币征收，成为困扰人民生活的一大社会问题。当时官府采取的方法是用一个制钱收兑五个恶钱（后改为一兑二），但是由于私钱作价太低，百姓不肯兑换，收兑政策最后以失败而收场。由于多次对外用兵，导致财政困难，因此乾封元年（666），又铸乾封泉宝钱。乾封泉宝比开元钱略大，却一文当开元钱十文，结果导致物价飞涨，私铸更多，钱复滥恶，民间拒绝使用。老百姓对大钱并无兴趣，更为害怕通货膨胀，因而纷纷收藏开元钱，致使私钱也跟着大涨，到最后甚至连私钱也不见了，只剩大钱，并且自发地降低大钱的价值，以一比一开元钱的比价行使。见此情景，朝廷只得下令停铸乾封泉宝，又诏令一二年之内禁绝私铸，同时抛售库藏陈粮，回收恶钱，但这样也未能扭转钱贱物贵的局面。对于私铸，政府又加重了惩罚力度，对私铸者施以绞刑，其邻保里坊村正等都作为从犯加以责罚，又重奖纠告者，但还是刹不住私铸之风。
武则天当政后，曾于长安中（701-704）学隋挂样钱于市肆的做法，在京城设置样钱，要百姓依样用钱，企图以此来辨别并消除各种私劣杂钱。但当时市面上流通的钱种类繁多，真伪优劣十分杂乱难辨，悬挂在市肆中的样钱反而成了私铸者的模仿物。事实上，由于“钱荒”问题仍相当严重，摒弃私铸杂钱的政策根本无法执行，到后来，朝廷也只得接受事实，降低用钱标准，下令除了铁锡、铜荡（镀铜）、钻孔等质量实在低劣的钱外，其余各种杂钱皆可通用。由此，“熟铜、排斗、沙涩之钱皆售”。这一政令无疑公开承认众多私钱的合法化，一时盗铸蜂起。
此后民间的私铸始终无法平息。神龙、先天之际（705-712），两京地区用钱非常滥恶。郴州、衡州一带的私铸小钱，“才有轮郭，及铁锡之属，亦堪行用。乃有买锡熔销，以钱模夹之，斯须则盈千百，便赍用之”玄宗时期私铸更加严重。江淮地区民间用钱，有官炉钱、偏炉钱、棱钱、时钱等种种区分。当时监察御史萧隐之出使江淮，对私铸恶钱“捕责甚峻”，并将收缴的轻小的恶钱都沉于江湖之中。流通中大量的私钱被收毁后，导致市井不通，物价益贵。直至开元二十六年（738），政府在宣州润州等州县多置钱监，才使江淮地区官铸钱得到显著增加，私铸恶钱也稍有减少。天宝初年，两京地区用钱状况稍有好转，流通中铜钱质量也有一定改善，但好景不长，由于“钱荒”问题仍未解决，私铸盛行的背景没有大的变化，不久“钱又渐恶”，“天下盗铸益起……两京钱有鹅眼、古文、线环之别，每贯重不过三四斤，至翦铁而缗之”。
安史之乱后，百物凋零，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乾元年间，肃宗接受了铸钱使第五琦的建议，发行了数种大钱。乾元元年（758）铸乾元重宝钱，“径一寸，每缗重十斤，与开元通宝参用，以一当十，亦号‘乾元十当钱’”。乾元重宝每文约重六克，比标准的开元钱直径只长了二分，法定价值却一跃为十倍！次年又铸重轮乾元钱。这种钱背面外沿有两道圆圈，“径一寸二分”，“每缗重十二斤，与开元通宝钱并行，以一当五十”。如此大幅度的通货贬值，自然引起物价飞涨，并刺激了私铸的盛行。当时单是长安城中因盗寺观铜像和铜钟铸钱而被打死的，就有八百多人。
至德宗初年，江淮地区的私铸规模越来越大。建中二年（781）八月，诸道盐铁使包佶的奏折中，对当地私钱泛滥的情况曾有这样的描述：“……市肆交易钱交下粗恶，拣择纳献者三分才有二分，余并铅锡铜烫，不敷斤两，致使绢价腾贵，恶钱渐多。”私铸滥恶已成为唐代江淮地区货币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废天下佛寺四千六百所，将寺庙里的铜佛像、铜磬等法物器具悉数没收，熔化后用来铸钱。新的“会昌开元”铸作不大精整，轻重大小也不太一致，但由于铜料增多，因此官铸钱数有所增加，相应的，私铸也略有平息。可是不久宣宗即位后，一反武宗的灭佛政策，恢复了各地的佛寺。民间有很多人认为用佛像铸钱是一种罪过，就专门收集会昌开元，熔化后重新铸成佛像，使社会上流通的铜钱再次减少。
五代时期，各国之间虽常常开战，但通商贸易从未中断。由于商业的发达，对货币的需要量不断增加。但是各地方势力间的战争和割据加剧了“钱荒”，同时也助长了盗铸之风。
五代各朝的法定铸币主要是唐代铜钱，各国政府自己也多少铸造一些钱币。因为铜材的短缺，各国发行的铜钱数量都不多，而且常发行不足值的当十、当百、当千、当万的大钱。更有甚者，如楚、闽、南汉等国，广收铜钱和金银贮藏，而直接用铅、铁、锡等低价合金铸钱，并将这些钱混在旧的开元钱中，和布帛等一起使用。
由于币制混乱，使私铸泛滥，恶钱充斥。如后唐同光年间，“市肆间点检钱帛，内有锡镴小钱，拣得不少”，“惟是江湖之外，盗铸尤多，市肆之间，公行无畏”。到了明宗天成时，湖南等地流通中基本上都使用私铸铅锡钱，“青钱（指官铸好钱）一钱折当一百，商估易换，法不能止”，而在全国其他各地也公然行使，畅通无阻。货币流通杂乱无章，各式官钱、私钱、古钱，等等，大小不一，有的相互流通，有的限制地区使用，举凡铜、铁、铅、锡铸币、金银等金属器饰，以及谷物丝绢等物都可充当货币，成为货币流通非常混乱的一个阶段。
后晋时，由于“钱荒”较严重，乃于天福三年（938）十一月下令“无问公私，应有铜者并许铸钱，仍以天福元宝为文”，规定“十钱重一两”；并允许私人开矿冶炼铜，不收赋税，以供铸钱，不仅放开了货币铸造权，还开放了铜矿的开采权。可是，官府虽然颁布官定铸样作为国家法定铸币的标准，但由于各地铜产量有限，货币的这一标准很难被私人铸造者执行，因此次月又改为不定重量，一任“取便酌量轻重铸造”，但仍规定不得肆意掺入过量的铅、铁。然而民间铸钱谋利，照样“公私铸钱杂以铅锡，缺小违条”，铜质薄小，字文昏昧。政府不得不于次年七月即禁止私铸铜钱，只许官铸钱。
5.两宋铸大钱和铁钱引起的私铸泛滥
宋代的货币流通较唐代复杂。首先是币材的种类很多，正常流通的货币除铜钱外，还有铁钱和纸币。铁钱在宋以前和以后的朝代都有发行，但都没有像两宋时期那样普遍和长期地使用。纸币是在宋代正式出现，并在南宋时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另外，当时还有金钱和银钱，不过金银一般不用于流通，只用在大额交易和算请禁榷时，并不是官方的法定货币。其次，铜钱和铁钱本身的种类也很复杂，有各种不同面额的大钱和小钱，还有钱牌；纸币中有交子、钱引、会子、小钞等不同的种类，而同一种纸币又有面额不等、形制各异的若干类。第三，铜铁大钱因受货币流通规律的影响，不断贬值，并常被民间销熔改铸为私杂劣钱，致使货币流通情况更加复杂。伪钞的大量出现，则使纸钞制度更趋于紊乱，严重影响到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北宋时期，货币作伪以私铸铜钱为主；到南宋时期，因铜产量逐渐减少，因此私铸铜钱也减少了，而伪造铁钱和纸币则日渐增多。
宋初，着手整顿五代以来的币制。太祖建隆六年（960），始铸“宋元通宝”，悉禁诸州铸行轻小恶钱和铁钱，“私铸者皆弃市”。而且不仅民间不准私铸铜钱，就连各州都不许铸钱。可是乾德五年（967），开封府就上奏说：“民间新小钱，每十钱才重五钱半，其极薄小者重二钱半。”于是不得不再次下令“敢私铸者弃市”。真宗年间，又多次禁新小钱，官家置场尽收之。
仁宗宝元二年（1039），宋与西夏交战，为筹措骤增的军费，开始筹备在陕西和河东路铸行大铜钱和大小铁钱。因铸大钱利厚，故民间盗铸者众，“钱文大乱，物价翔踊，公私患之”。庆历元年（1041）九月，仁宗“命河东铸大铁钱”。铸铁钱获利甚厚，因此民间纷纷盗铸，特别是大铁钱的铸行，很快成为私铸的目标，“盗铸获利什六”。
从仁宗末年至神宗初年，陕西的私钱进一步泛滥，从官库中所出的都是大小铜钱和官铸的大铁钱，而所输于官的，则都是新旧的折二铁钱和私铸钱。当时两淮和江浙之间，“盗铸盈市”，但“法令不能严，有司不能知，天下之狱未尝闻梏一铸钱者”，因此“公钱益少而私钱益多”。熙宁八年（1075）陕西收民间私铸铁钱改铸为省样钱，最初以为私钱只有二十多万贯，一年可改铸完毕，结果却收纳到一百十五万九千八百多贯，私钱的数量大大超出了朝廷的预想。而这还只是朝廷收纳到的私铁钱，至于流散于民间未收的则更不知几何。当时豪宗富室争蓄大小铜钱与旧铸大铁钱，“故在市买卖细分六等，以小铜钱为一等，旧铸至和铁钱为一等，新铸折二铁钱为一等，私铸楞郭全备钱为一等，私铸轻阙怯薄钱为一等，凡仓库所出者皆大小铜钱、新旧官铸大铁钱，所纳处既不复多得铜钱，所输于官者皆新铸折二铁钱及私铸钱耳”。
徽宗即位后，蔡京当政，即在全国范围内发行当十钱。由于大量发行大钱，盗铸复又转盛，两浙一带尤为炽盛，“通宝当十钱，东南私铸甚多”；“两浙盗铸……以至私钱盈积，散流民间，延袤江淮，充满畿甸”。史载：“自当十钱行，抵冒者多……凡以私钱得罪，有司上名数，亡虑十余万人。”南宋陆游《家世旧闻》卷下记载了其父陆佃谈及当时盗铸之事：“……然坏小钱三，辄可为一大泉，利既不赀，私铸如云。论罪至死，虽命官决杖黥配，然不能禁……”
南宋绍兴初年由于战乱，经济力量衰弱，所铸铜钱大抵质量低劣，特别是韶州等地所铸官钱“不甚磨错”，被湖东一带的人称作“韶钱”。由于官铸质劣，容易模仿，因此民间多加以模仿，夹入多量的沙土进行私铸，每千钱才值二三百。
南宋的国土比北宋减少了很多，约有五分之二的国境陷于金人，版图大为缩小，淮河以北地区几乎全部丧失，从而失去了多处铜矿资源，使铸币材料再次告急。绍兴十三年（1143）铸新钱，“兴废坑冶，至于发冢墓，坏庐舍，籍冶户姓名，以胆水盛时浸铜之数为额”，想尽一切办法开发铜源，但收效甚微。铜实在无处搜刮了，只好停炉，遣散匠人，这些拥有铸钱技术的匠人散到民间，诱发出私铸更多，公私钱无法辨认，禁私钱而“小民以死抵突，不可止也”。乾道九年（1173），大江之西及湖、广间多毁钱，夹以沙泥重铸，号“沙尾钱”，盗铸滥恶钱又盛起。不过南宋由于纸币流通的推广，而且铜钱的铸造成本很高，不仅官铸很少，同样也不利于私铸，因此南宋铜钱的私铸相对而言并不十分严重。
孝宗以后，两淮地区专行铁钱，当时诸铁钱监为增加产量，一味降低铁钱的铸造质量，自淳熙十五、六年后，官铸钱日见粗恶。铁钱本是贱金属铸币，币材随处可得。由于官铸质量日渐低劣，民间大量私铸是难以避免的。官铸铁钱数量很大，私钱也达数百万贯之巨，“私铸铁钱散漫江淮，公私受弊，人情摇动，其事多端”。私钱与官钱一样流通，“民间不辨好恶，得钱便使”，更助长了私钱的泛滥。文献中关于私铁钱的记载比比皆是，“江、黄之间，山泽相杂，素号僻左，本极贫虚，属因淮南行铁以来，暨乎蕲口置监，而后阴仰官炉之羡，不胜伪冶之烦，浸用骄奢，无复绳矩”；“兴国沔鄂之间，私铸聚众至数千人”；兴国大冶县“三山产铁，为私铸窟穴，奸盗云集”。私钱泛滥，使本已无序的货币流通更混乱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