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君主必要通晓申不害的“术”。韩非还认为，即使知法和术，而不知用慎到的“势”，则国君或国家在关键时刻仍有身亡国倾之危险；为了以法治国，必须同时结合势，使国君成为主宰一切的权威。他认为君主若要保持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早日制定严厉明确的法令，让臣民遵守；牢牢掌握控制手下一切人的“势”，绝对不许任何人分享这种“势”，并使用各种权术以伺察臣下对君主的忠诚程度，做到“抱法处势”
和“术以知奸”。韩非的这种法、术、势相结合的主张为新兴地主阶级的确立、加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一整套理论法规。
将法、术、势用于企业管理上，“法”就是制度，不用制度不行，但单靠制度也不行，制度的缺点往往是事后处罚，不能做到事前防范，因而需要强调企业文化建设，这也是儒家的主张，强调通过教育让人看到长远利益，用长远利益让人克服只见眼前利益的短视，文化是规范人心的，制度是规范行为的，当制度不起作用，就要文化的作用，通过规范人心来规范人的行为。韩非提出的对策是重“术”，即加强考核。
“因任而授官，循名以责实。”《韩非子·定法》意思是说，根据工作任务、工作需要确定工作岗位，为工作岗位建立、健全岗位责任说明书，再把劳动者的工作表现跟岗位责任说明书进行对照，看该奖励还是该处罚，这就是考核。韩非子的“势”主要是在讲如何利用权力，迫使下级服从。领导或管理者的权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权力的权威，一个是非权力的权威。工作中有很多可干可不干的事，要让人做好所有事情，单靠权力的权威是不够的，还要更多地依赖非权力的权威。也就是用自己人格的魅力、人品能力带领员工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而引起员工发自内心的追随。在权力权威和非权力权威之间，权力权威远不及非权力权威重要。韩非子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贤也”（《韩非子·八经》）。意思是说，凡人情都是趋利避害的，利是人之所欲的，害是人之所恶的。正因为人情是这样，所以赏罚才能发挥作用，法令才可以推行，规范之道也就树立起来了。
八、墨子思想——尚贤
墨子（约前468至前376年），是一位伟大的智者，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中国古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墨家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墨子所创立的墨家学派在先秦时期曾一度与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互相辉映。
墨子思想以爱为主，他的“爱”同样是有由内向外，推己及人的，于是与儒家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没有等级之分。以崇高的博爱，作为出发点，再加上“利”字，就成为墨家思想的精华。这个利并非儒家所排斥的私利，而是对国家社会和人类有益的公利。墨子最早提出“尚贤”，就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尚贤》上）。指有道德的“仁人”
和能说善道、知识渊博的“智者”。墨子认为贤人是国家的珍宝，社稷的脊梁。“国有贤良之士尔，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
墨子举过许多历史上的事例来说明“尚贤”的重要性。例如齐国的齐桓公在做国君之前，其兄齐襄公无道，他被迫出走他国，齐襄公被人杀后，他回国即位，重用管仲等贤才，使齐国日益兴旺，最后称霸诸侯。越王勾践曾被吴国打败，困在会稽，但他卧薪尝胆，重用范蠡、文种等贤人，励精图治，反灭吴国，威震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说明任用贤能有助于创大业办大事。
墨子的思想应用于管理上，要求管理者注意以下六个方面：
（一）保证员工基本的生活待遇，让员工过一个满足温饱的生活，由于“有恒产者有恒心”，员工犯错误的概率自然会大大降低。
（二）深入到员工当中去，和员工交朋友，目的是得到员工的认可，使员工认识到你的贤能，这样你在员工中就有了权威，工作的执行力自然就会高起来。
（三）加强教育。既包含着做人的教育，也包含着技能的教育。教育能提升员工认识问题的能力，看到自己的不足，尊重别人，这样才能赢得别的员工支持，有助于更好地完成工作。
（四）建立规矩，完善制度。由于员工更看重眼前利益，不易抵御外界的诱惑而犯错误，因此必须建立严格而完善的制度，以制度来约束员工，使其更好地成长。
（五）了解员工的活动规律，抓“领袖”的工作。由于员工有“尚贤”、“尚同”的心理，因此必须做员工“群众领袖”的工作，以此来了解员工的困惑和需求。
（六）心胸大度。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额头能跑马”。
由于群众更看重眼前利益，而领导更看重长远利益，这样双方在认识上必定产生摩擦，某些时候还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因此，做领导的没有不挨群众骂的，只不过是程度不同。作为领导，必须看到这一点，一方面心胸要大度，不要跟员工一般见识；另一方面，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用孔子的话讲就是，“无欲速，欲速则不达”，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做艰苦的、耐心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须知，人是有认识世界能力的，要相信群众的创造力，只要工作不灰心，有方法，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就一定能够成功地发动群众。
墨子管理思想在从严管理与人性化管理的关系上，有以下看法：
无论是从严管理，还是人性化管理，都是管理的一种方式，其目标是提高员工的积极性；让他们更好地完成任务。当社会物质状况丰富，人的精神境界不高时，倾向于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方式，即顺应员工对物质的追求，依靠相对优厚的物质收入提高员工积极性，提高工作技能还要依靠严格的制度管理，规范员工的行为，使其短时间内迅速成长为合格的员工。反之，当社会物质状况丰富，人的精神境界较高时，则倾向于通过启发人的觉悟、尊重人的情感等方式，调动员工积极性，提高工作技能。对新员工，一般来说倾向于采用严格管理的方式。
因为新员工对工作不熟练，加上刚融入一个群体，相互之间培养不起感情，欲短期内提高他的工作技能，只能实行严格管理；对老员工，则更多地倾向于人性化的情感管理方式。因为老员工工作熟练，收入相对比较高，加上融入集体时间较长，责任感、荣誉心也比较强。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老员工的积极性，在重视物质激励的基础上，主要是启发他的集体荣誉心和责任感。
以日本为例，战后日本就是先从“大棒”做起的。当时，为了生存，从严管理，国家、企业、个人才有希望。总经理不在个人小屋内办公，而是和全体行政干部面对面地坐在一个大房间工作，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下属的出勤和工作情况，下属也能看到总经理是否在办公，谁也不能高声喧哗和自由走动，一派严肃紧张的气氛。但是，后来发现这样做还不严格，因为总经理不在，下属就“自由”了。于是，所有职员按领导关系由大到小都朝一个方向坐，每人后面都是自己的上司，只能埋头工作，回头就是有事向领导请示，否则就无法解释。而且规定，经理走小门，职员走大门，以确立领导的尊严。日本从严管理的科学管理方式一直延用，直至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提倡“人本主义”的所谓企业文化。
目前中国，尤其民营企业要从科学管理开始，一切从严管理才行，待有了成效、形成习惯，科学管理上路以后再实行“人本主义”的感情管理。没有从严的科学管理过程，一开始就实行感情管理还是行不通的。
本田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只是一家小企业，本田认为创办时十分艰难，要求大家同甘共苦，自己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员工。当企业有了一定模式后，就视员工为朋友，视为一家人，建立长期目标。他认为一个企业要腾飞，要有企业精神，形成核心竞争力。
本田于1960年成立了株式会社的技术研究所，其目的就是为了拓展核心竞争力。一方面，研究所致力于研究发展，不断开发出新技术，提高公司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研究所还为公司培养接班人，本田的历任社长都是研究所培养出来的。
研究所培养出来的本田接班人都受到了本田公司的企业精神的熏陶，他们具备出色的企业家的事业心和前瞻性的眼光，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明辨是非，不以自己的喜好为决策的主要因素，能以大局为重，放下架子，让能人为本田的发展作贡献。1969年，日本政府为了控制空气污染，提高了汽车尾气排放标准。本田技术研究所年轻的工程师久米是志提出用水冷发动机代替空冷发动机的想法，这个方法虽然很适用，但是由于当时水冷技术还不成熟，遭到了社长本田宗一郎的反对。久米是志为了表示自己的反抗，罢工一个月，躲入一家修道院。最后社长本田宗一郎为了公司的长远发展，放弃自己的观点，亲自跑到修道院，向久米是志表示歉意，把久米是志请了回来。后来水冷技术成了主流技术，极大地促进了本田公司的发展。
本田的几代领导人，不但自己的修养极高，而且还以自己的德行感化员工，结果本田的上下都为了相同的目标不懈努力，让本田有了今天的发展和成就。
九、公孙龙思想——白马非马
公孙龙（前325年至前250年），是春秋战国时期赵国人，是名家学派代表人物，他主张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有以下四个方面：（一）强国；（二）偃兵；（三）用人之道；（四）关心民瘼。公孙龙作为一个哲学家，主要研究名、实关系，在名实关系上提出一个比较系统的哲学思想体系。名实关系问题贯穿在《公孙龙》书中，这里讲的“名”是一种思维形象，精神上的东西。“实”是指具体的事物，是指客观存在的物质，名和实关系其实是哲学的基本原理，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
《白马论》是公孙龙成名之作，“白马非马”意为“白马异于马”，白马并非就是马。公孙龙说：“假物取臂，以守白辨，谓白马非马也”，“白马非马”论与“守白”论抗辩的实际用意，就是为了和当时一些君王用人偏颇的现象作斗争，在用人之道上批判“以偏概全”的“守白之论”。
韦尔奇是美国乃至世界管理界无人不知的人物，通用公司之前只不过是一个电气工程师，但他有高瞻远瞩的决策能力。韦尔奇成为通用公司的总经理之后，通过对全球的经济环境的分析，发现企业的环境正在改变，通用的竞争对手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上到处存在，需要不断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
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大多数商人眼光仅限于本国，还没有全球化经营的观念，根本不愿意改变原有的经营方式。韦尔奇以敏锐的眼光发现改变势在必行，否则通用就会错失良机。韦尔奇将全球化视作通用面临的巨大机遇，并毫不犹豫立即采取行动，以适应日益明朗的全球化经济。
1987年6月，韦尔奇遇见法国最大家电公司汤姆森的总裁阿兰·戈梅斯。在半个小时的会谈后，两位总裁达成一项符合韦尔奇策略的交易。虽然这项交易的规模比以后购买美国无线电公司的交易小很多，但它却标志着通用已开始实行它重大的战略思维和策略改变。
通用同意将每年30亿美元营业额的消费性电子部门和汤姆森公司的医疗显影部门交换。通用是美国电视机和录放像机的第一大厂商，而汤姆森每年在欧洲市场的X光机及其他医疗诊断器材的销售额约为7.5亿美元。此外，汤姆森需付8亿美元给通用。
这是韦尔奇职业生涯中最成功的交易，尽管他拥有美国25%的电视机市场，在世界排名第四，但是经营无利可图。韦尔奇指出：“在电视机方面，我们已经是强弩之末——电视机企业要继续存活，需要支出4亿美元的成本。”
在和汤姆森的交易中，韦尔奇一次解决两个问题，他在置换从未达到韦尔奇标准的企业的同时，巩固了GEMS，最重要的是，他使通用的现金收入增加到27亿美元。
韦尔奇高瞻远瞩，为通用输入新鲜的血液，扫除了发展的障碍，从此通用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走向了全世界，成为世界上领先的电气公司。
十、管子思想——富国先富民
管子名管仲，春秋时期齐国杰出政治家，以其高超的谋略辅助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管子言论取见于《国语齐语》，构建了独树一帜的管子学派，与儒家、法家、道家及墨家等学派分庭抗礼。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管仲置身于社会大变动时代，辅佐齐桓公实施改革，致使齐国成为春秋前期大国。其学说内容广泛，在先秦诸子中颇为罕见。
管仲主要在三方面有独特见解。经济管理，他把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放在第一位，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有恒业才能有恒德，先富民才能治国。他主张奢侈消费，认为只有鼓励消费，才能促进生产，解决劳动就业问题。政治管理、军事管理，实行连番改革达到在中原称霸的文韬武略，“尊王攘夷”之策。齐桓公在管仲的辅助下，召集诸侯国会盟，举行受赐典礼，先后主持了三次武装会盟，六次和平会盟，还辅佐王室一次，史称“九会诸侯，一统天下”，成为公认的霸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