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离娄上》）。“权”就是对于“礼”的灵活运用，跟“权”相对的是“经”。孟子说：“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孟子·尽心下》）。他认为“经”是主要的，但在应用上可以灵活变通，这就是所谓“权”。“权”的作用，是维护“道”。对于“道”，如果不灵活运用，反而有害于“道”。《中庸》说：“舜，执其两端而其中于民。”即“执两用中”，常常被儒家所引用。朱熹注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量度以取中”（《中庸章句》）。这样可以避免过左过右，从而做事适度。
儒学是以孔子所提倡的主张为首，其管理思想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重视礼，每个人都应当“克己复礼”。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即克制私欲，一切服从周礼的要求。二是强调仁，“仁”是孔子伦理的核心，最高的道德准则，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二为要求管理者“节用而爱人”。孔子是个伟大教育家，兴办私学，有教无类，首创私人讲学之风，培养许多有才干的学生，其言行记载在《论语》里，该书一万二千多字，却字字珠玉，句句格言，如“逝者如斯夫，不舍周往”，“三人行，则必有吾师”，“欲速则不达”，“学而不厌”等。宋朝时，宰相赵普向皇帝进言：“半部《论语》可治天下”。孔子思想把世界说得简单化，如用一个“恕”字表达了一个人对世人的最高境界。在管理上主张“和为贵”，“宽仁别人”。
其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是顺应人们对富贵的追求，“惠则是以使人”；节制人们过分地追求财富，“以义制利”；重视运用教育手段，在民众中贯彻“义”的原则，“善教得民心”；不忽视配套使用其他管理手段，“文武之道”。儒家学派主要教育我们在管理中如何处理义与利的辩证关系。
三、法家学派
法家萌芽在战国前期，发展在战国中期，到战国末期，特别是秦始皇统一天下时发展到高峰。秦王朝灭亡后，法家地位下降，由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变成一个普通的学派，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法家被儒家成功改造，做到儒法合流。法家特点：一是“兴兵而伐，武爵武任，则国兴”，强调武力征伐的重要性；二是“粟爵粟任，则国富”，强调农耕的重要性；三是彻底打破世袭制，强调论功论赏，能者上，平者让，无能者下，建立起按照才能、贡献选拔人才的制度；四是惩治官僚队伍，消除腐败。
法家政术思想先驱是西河学派传授儒教经典子夏所撰“六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司马贞《索隐》称子夏：“序《诗》，传《易》；又孔子以《春秋》束商；传《礼》，着《礼志》”。《后汉书·徐防传》也说：“《诗》、《书》、《礼》、《乐》，定于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子夏对古代文献有相当造诣，“六艺”的大部分传授都与子夏一派有关。子夏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由此可见，子夏心目中的君子是知权术有心计的君子，体现出法家察势和用权精神。子夏注重君王用权之术，认为君王必须注意研究政治历史。他说：
“有国有家不可以不学《春秋》。”“善持势者，早绝奸之萌”（《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主张治国者要学习《春秋》等史书，吸取历史教训，将危机消除在萌芽状态，防止失权以至政变。
前期法家的管理思想家是李悝，被称为法家鼻祖，他任魏文侯宰相时，制定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文法典《法经》。其次是吴起，他变法的要点一是“损有余，补不足”，就是要剥夺一些旧贵族的“有余”，来补充军政开支的“不足”；二是整顿吏治，“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役誉”。到中期，以商鞅变法为主要管理思想。商鞅的管理思想是法家管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治、富、强、王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治、富、强是近期目标，王是远期目标。
商鞅认为这几个目标是相互联系的：“强者必治，治者必强；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强者必富，富者必强” （《商君书·立本》）。又说：“强必王”
（《商君书·去强》）。在近期目标中，富与强是更为直接的目标。所谓富就是国富，所谓强就是国力强盛，“兵起而胜敌”（《商君书·去强》）。
最终可以成为“王”，达到统一天下的目标。
慎到，赵国人，着名稷下讲学者，与孟子同时代。齐愍王时，曾经在稷下讲学，与田骈等人齐名，一度当过太子俘（辅相）。慎到讲法重“势”，势即君主的权势。慎到把势看作执行法治的力量。他注重“以道变法”，因法重势，认为“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强调治国以法为准绳，把君主的权势看作行法的力量。认为“法之所以加，各以其分”，使事无大小，一概断于法。如果君王不能“以道变法”，也就不能要求臣民“以死守法”，“以力役法”。他尊重君，但不主张独裁，反对“国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提出“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的着名观点。
慎到主张“官不私亲，法不遣爱”，与“刑不上大夫”直接对立，形成与儒家的分歧。荀子后来从儒家传统出发，主张“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批评慎到是“尚法而无法，不循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汉书·艺文志》中有《慎子》四十二篇，列入法家。
申不害，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着书二篇，号曰《申子》”。《史记·韩世家》亦说：“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从韩非和司马迁的记述来看，术是申不害思想的核心。在先秦百家争鸣中，申不害曾第一个打出了术的旗号，倡导并实践了以术治国的思想。如《韩非子·定法》
说：“今申不害言术。”他主张法治，却与商鞅不同，他着重于术。术，就是策略、权术、阴谋，以术治国实际上就是将策略思想升华为政治思想，即有思想、有理论、有体系的阴谋政治或权术政治。申不害解释术治是：“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如响。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为人臣者，操七以责其名。名者，田地之纲，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矣。故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疏，示天下无为。”意为君主首先要绝对集权，抓住根本，这是术治的核心。
韩非子是法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将法、术、势三者糅合为一，主张“以法为教”，厉行赏罚。韩非子对荀子的“性恶论”深信不疑，他继承荀子人性恶思想，认为治理国家，必须依靠严刑惩罚，而不能借仁义道德，主张“不贵义而贵法”，“不务德而务法”。认为人们各以“计算之心相待”，根本不会有什么“恩爱”之心，“威势可以定暴”，“德厚却不能定礼”，历史在不断前进，治国之道应随时代不同而应变。法家思想在秦代盛极一时，秦始皇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法家学术占有明显而重要的地位，并且有一定的历史贡献。此后，法家思想或隐或现，从来没有绝迹。因为人性都有弱点，仅用儒学思想必定走向腐败，若全采用法学手段则易缺乏人情味，会使有效团体变为无能。如果儒法兼用则有更好效果，有道是：“儒家的心肠，法家的手段”。这与近代社会哲学处理伦理学和法律之间有着相同的观点。特别是现代企业管理，对一线员工应侧重于使用法家学派的思想与手段，用激励机制来正面强化，发挥员工的积极性，用制度、惩罚、处理等手段来负面强化，防止员工自由散漫，不思上进。对于中层干部应侧重于使用儒家思想，以中庸之道、仁爱之心促进中层干部忠诚于企业，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而高层企业主应是用道家学派风范，无为而治，利用自己的魅力和魔力，影响着员工辛勤不懈地工作。
四、墨家学派
自春秋末孔子创立私学，到春秋、战国之际，聚徒讲学成为一时风尚，着名的学者几乎没有不聚徒讲学的，而新兴的仕也把拜师作为进入仕途的重要门径。墨翟早年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继孔子之后，聚徒讲学。后来另起炉灶，创立了与儒家对垒的墨家学派，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组织的集团，信奉墨子学说的人称为墨家。儒家以宗法等级制为基础，墨家学派则有严密的组织，严格的法规，“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其首领称为“巨子”，下代巨子由上代巨子选拔贤者担任，代代相传。墨门子弟必须听命于巨子，为实施墨家的主张，舍身行道，反对战争（非攻），善于防御战，英勇绝伦，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被派往各国做官的门徒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行不通时宁可辞职。做官的墨者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首领要以身作则，实行“墨者之法”。墨家聚徒讲学，身体力行，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战国初期墨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墨翟、禽滑厘、田鸠、孟胜、田襄子等，反映的是平民阶层的要求。
《汉书·艺文志》说：“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尚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历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尚同。”其云墨家出于清庙之守，应有一定的道理。所谓“清庙之守”，实即巫祝之类的神职人员。
墨家很重视巫祝，如《墨子·迎敌祠篇》就讲到灵巫“可知成败吉凶，举巫、医、卜有所，长具药”，“征史告于四望山川社稷”。墨家主张“天志”
（顺从天意），信奉鬼神，以为天意是“兼天下而爱之”的。原始的科学技术混杂在巫祝的“方术”之中，墨家渊源于注重“方术”的巫祝，因而重视科学技术，《墨经》中就有力学和光学的理论探讨。因此，墨家“出于清庙之守”，大抵是不误的。
墨子是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提出六大纲领。
第一是尚贤，就是崇尚贤人的意思，小生产者的力量有限，但追求财富的欲望无限，自己实现不了追求财富的远大抱负，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强大的领导者帮助他们实现。一旦伟大的领导者来到他们中间，带领他们前进，他们自然就绝对服从，严格执行。第二，倡导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主张过一个能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生活。能填饱肚子就行，做到勤俭节约，剩余则自然会多，这样就可以扩大再生产，提高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第三，主张“非乐”，即反对开音乐会，认为这是劳民伤财，要求做领导的不要太追求精神生活，也要过一个能满足最基本需要的生活，因为开音乐会，需要动用老百姓力量，老百姓就不能从事生产劳动，自然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天下还会大乱。第四，提出“非命”思想，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勤俭就能致富，不勤俭就要贫穷。第五，是“天志、明鬼”思想，有本事的人来做领导，我们自然必须服从，每一个岗位的人，无论是劳心者还是劳力者，都要安于其位，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对于那些不按岗位职责办事的人，老天就会率领一群小鬼晚上来折磨他。第六，是“兼爱，非攻”思想，兼爱就是爱别人就像爱自己一样，所谓“非攻”就是不要看到别的国家挣钱就眼馋，去侵略别人，老百姓最讨厌打仗，有着强烈的反攻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