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在新中国建立后不久，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显然是把对经济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当作前提，把建设强大国家作为经济计划的目标。中共中央在1952年12月22日发布的《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中再次明确指出，“为了加速国家建设 ……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 ，仍然强调计划工作是手段，国家建设是目标这样的关系。195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中，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关系描述为“一体两翼”，即“工业化”是主体，“三大改造”是两翼，进行“三大改造”的目的是“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这更加清楚的表明“加强国家经济的计划性”的目的或目标是“为了加速国家建设”，为了“尽快地使我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由此可见，中国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搞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出于抽象的社会主义信念，而是为了加快国家的经济建设，迅速实现国家的强大。
在计划经济体制运行初期，由于优先发展的工业部门数量有限，规模也相对不大，再加上民众建设祖国的热情特别高涨，所以，这一体制运行所需要的资源配制和劳动者的激励相对容易满足，体制的运行成本是社会可以接受的，这一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体现出了较高的效率，特别是重工业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一点可以从统计数据中得到证实。
改革开放前30年，重工业几项主要的实物量指标（如钢、煤、原油、发电量、水泥和化肥等）的年平均增长率大都保持在两位数以上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原油和化肥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高达23.40%和23.12%。在重工业高速增长的支撑下，工业总产值也达到了10.08%的年均增长水平。如果再结合这一时期我国在国防建设领域取得的人所共知的各项巨大成就，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的说，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个30年里，虽然有“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发展曲折，但中国共产党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实现了强国的目标。
三、战略重心的转移与体制转型要求的出现
经过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长期的艰苦奋斗，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了起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极大的增长。在这一基础上，中国的工业化开始进入了正式的起飞阶段。在这一阶段，现代产业已经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自我发展了，增长成为各部门的正常现象之后，以现代产业为主的社会不再有必要来剥夺仅占较小份额的农业了。当农民不再被强制束缚在集体组织中，当农民可以自主运用自己拥有的要素，让资源趋利而动的时候，工农产品的价格扭曲，非农产业产出的高要价和农业产出的低定价便一并失去了现实必然性。在这个时候，国家对农民超经济强制的计划控制让位于工农并举政策。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发展，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也已经基本完成，中国的重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建立，建造国家工业化的物质基础初步打下，强国战略也已基本实现，这时，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向更广阔的领域拓展。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创新活力，自然地趋向于建立一种富有高度弹性的社会运行机制。随着现代化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社会容纳变革的能量也将增大，这就要求社会结构与功能的变化，也就是社会结构的强化与国家政治结构的弱化。如果国家承担的角色与功能不相应地改变，强制性干预不随着经济发展和自组织能力的增强而逐渐减弱，那么，由于推行强制性的工业化和突进式的不和谐增长而付出的成本与应延期偿付的消费需求就会积累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引起发展性危机，从而威胁到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在此条件下，形成于现代化起步阶段并且主要是为现代化积累提供保障的计划经济体制必然会表现出了诸多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对这一体制的转型提出了要求。
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要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民众长期被压制的消费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给计划经济体制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要获得民众的认同，中国共产党需要把国家的发展战略重点由强国转向富民。所谓富民，就是要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等生活资料部门，生产出更多的消费品和提供更多的服务来满足广大民众的生活需要。所以，党在考虑经济制度安排时必须要给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让民众生活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
由于民众对于各种消费资料和服务的需求千差万别，要收集和处理这样庞大的信息，其管理成本将极其高昂，即使是代表国家力量的政府也无法有效的做到这一点。如果国家继续勉强来计划和保障所有民众的消费，不但经济成本非常高昂，而且在社会政治层面也将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另一方面，服务业和一些轻工行业（比如纺织、食品加工等）往往都是技术含量较低、投资较少、见效较快的行业，部分民众（特别是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有能力和意愿依靠自身的力量参加其中，前提是国家保证他们对投资的控制权和所有权。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外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经济成分出现了。多种所有制的出现使得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存在但不活跃的商品经济关系迅速活跃起来，市场经济的一切要素又都开始复兴了。同样重要的是，此时的中国，微观主体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市场运转所需的最起码的软硬基础设施已经齐备，放手让生产者和消费者自主决策，让市场运转起来，取代先前的社会决策中心，就是合乎时宜的了。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选择计划经济体制的目的是利用这一体制实现赶超战略下的国家工业化，本质上是要求快速发展社会生产以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富国强兵。应该说，从国家的立场来看，这一体制在建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很有效的，基本上满足了国家建立这一体制所期望获得的效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赖以形成和存在的内外条件发生变化以后，体制的绩效逐步下降，维护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成本逐渐增加，已无法支撑社会生产的快速发展要求，民众对于该体制的不满也越来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获得的净效益实际上也在降低。当可供选择的制度集合里出现一种能够带来更高净效益的制度安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中国共产党也就与时俱进，义无反顾的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选择了更能够实现富民战略的新经济体制。
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外部条件的形成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为了实现强国优先战略的话，那么，这一目标已经因为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的基本建立，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增强而基本得到了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需要选择新的制度安排来满足新的优先战略——富民战略。有了对新制度的需求之时，制度的转型也就有了发生的可能，这时需要的是一个有利的转型启动的外在条件。而全球化新阶段的到来则成为这一体制转型的最重要外部契机。
一个国家基本经济体制的选择与变迁受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制约。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中国共产党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作为实现强国战略的一种手段，其主要的外部影响正是冷战格局下紧张的国际局势带给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生存压力。随着全球化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国际环境发生新的变化，中国等国家面临的外部压力大大减轻之时，计划经济体制也是可能发生转型的。只不过由于每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不一样，国家环境对每一个国家的具体压力也有所不同，所以，全球化发展新阶段的到来所引起的国际环境变化对于每一个国家的影响也就不一样。
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革命，全球化的进程有一个明显的加速，这实际上是全球化新阶段的到来。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浪潮，它是人们开始自觉的来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一方面，新型工业革命的冲击带来初级工业化向高级工业化的升级；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新变化加速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浪潮向全球扩散。航空运输、远程通讯、计算机网络等新技术的发明与推广极大的缩小了世界的时空距离，根本性的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尤其是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变得更加狭小和透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知识经济全球化时期。知识和信息就像资本、能源和劳动力一样，成为财富生产的重要甚至是主要手段。
国际间的商品贸易在这一阶段继续得到加强，由跨国公司主导的资本在国际间的大规模流动成为明显特征。作为世界市场上重要的经济实体，跨国公司实力日益强大，它们对生产要素、资源、市场的控制并不亚于许多中小国家和地区，参与经济活动的范围及深度也不亚于国家，它们对各国经济贸易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世界市场上极其重要的竞争者。跨国公司通过超国家的管理机构，控制和影响与其公司产品有关的全球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包括贸易和投资的开放，全球度量衡的统一，全球交通、通讯网络、资源、环境的管理，跨国污染的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等广泛的领域。
全球化的新阶段使得世界形势及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赖以用暴力手段推进全球化的基础——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完全崩溃；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与资源经济全球化时期的国际竞争相比，知识经济全球化时期的国际竞争已经显露出一些新特点，即国际竞争的重心已经由军事转向经济。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和技术取代自然资源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大趋势。“自然资源将不再是角逐的主要因素，拥有自然资源不再是致富的保障了，不拥有自然资源也不再成为致富的障碍了。”所以，占有自然资源的多寡不再是衡量国家竞争力强弱的惟一尺度，这一变化意味着知识经济全球化进程不必再象资源经济全球化时期那样使用武力来推进，国际竞争中按军事力量分配资源和权力的机制要逐步让位于按经济、科技实力分配的机制，军事实力已经不再是国际竞争中的唯一重要的手段。世界各国都把优先发展本国经济作为基本战略，参与综合国力的竞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经济与国民经济的界限日益模糊，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以往那种以邻为壑的零和游戏规则，虽然有时还受到某些国家的青睐，但其应用范围和运作方式已经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利益已经交织在一起，使用战争手段打击对方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伤害到自己的经济利益。如果这种伤害超过了通过战争所能获得的利益，即战争成本大于战争红利时，那么，用武力解决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就不大。经济手段比传统的军事手段更具穿透力和投射力。在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深化的时候，一味通过战争和政治恐吓不但难以发挥作用，而且还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有陷入国际社会孤立的危险。用经济手段参与竞争，既可以减轻竞争本身的风险，有时又可以实现军事手段所实现不了的目标。如经济封锁、经济制裁不仅能够削弱对手的军事实力，还能够降低对立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使其丧失斗志，达到威慑对手、打击敌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