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坚持依法执政
西方国家宪法和法律虽然对政党的执政模式没有从根本上确定，但是就如何组建政党、政党如何开展活动都有明确的规定，西方国家通过宪法、法律有关政党的条款或制定专门的政党法，明确规定政党的地位、作用、活动和组织以及如何参与竞选、组织政府等。任何政党，无论是体制内政党（维护现存制度的党）还是体制外政党（反对现存制度的党），也无论是在野党还是执政党，其活动都必须遵守宪法、法律或政党法，否则，司法机构马上介入调查并给予制裁；其成员不管涉及谁，哪怕是执政党的领袖、现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只要触犯法律，司法机构都有权依法追究责任，并在议会取缔他们的豁免权后予以逮捕问罪。这就是为什么西方议会中政党争吵激烈，在欧洲一些多党联合执政的国家政府更迭频繁，但都没有导致大的社会动荡发生的重要原因。过去，我们对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执政规律认识不够，以人治代替法治，是共产党执政的一条深刻、沉痛的教训，并因此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今天，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已成为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我们党要不断推动这一进程，使之既能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科学性和民主性，又能吸收和借鉴西方执政党依法运作的合理因素。
5.通过积极的党际交往，加强对外交往能力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政党正日益走出国门，在世界大舞台上积极活动，通过广泛、深入的交流，吸取其他政党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并增强自身的国际交往能力。同时，通过积极的党际交往，也有利于宣传政党的政策主张，树立政党良好的国际形象。政党交往与政府间交往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往往能够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交流和探讨。双方既可以谈双边关系，也可以谈国际问题；既可以探讨兴邦立国之道，也可以交流建党治党之策。德国社民党和法国社会党借助社会党国际开展党际交往，在中东欧、北非乃至全世界都增强了影响。德国社民党、法国社会党还设有相应的政治基金会，利用它们进行国际范围内的学术研讨、人员交流和政策磋商，宣传自己的主张。
二、深刻吸取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执政失败的教训
苏联东欧国家执政党丧权亡党的惨重教训是我们必须反复思考、深刻记取的，继续研究十分必要。而且，现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苏联东欧剧变以后也不同程度地在改革、在进步，这很值得我们关注。
1.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和形式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得马克思主义丧失指导地位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只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才能使执政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而思想僵化、脱离实际只能使执政党走向腐朽衰亡。马克思主义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指南，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自诞生以来，经受了历史实践的长期检验，被证明是指引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理论，是引导人类争取进步的先进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必须与时俱进。苏联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历史时期内，思想理论趋于僵化教条，思想纲领几乎凝固不变，严重脱离了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搞文化统治主义，领袖裁定一切，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对于有关时代特征、国际战略格局与力量对比关系、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本国的政治经济模式、民族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要么长期固守传统观念，要么在理论探索方面浅尝辄止，“进一步、退两步”。到了80年代中后期，苏共又走上另一个极端。戈尔巴乔夫等人先是借发展马克思之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根本原则作修改，后来干脆就不提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强调“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否定苏联共产党的自身历史，鼓吹揭露“黑暗面”，向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靠拢，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主动放弃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结果导致全党全社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出现极大混乱。苏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失去了引导国家的旗帜，同时也就失去了继续执政的政治力量和道义根基，最终拱手让出了政权。
2.严重脱离群众，丧失了党的执政基础
苏联共产党在执政之后，骄傲自满情绪膨胀，自以为是，严重脱离群众，高度集权的体制使苏维埃形同虚设，堵塞了执政党与群众联系的民主渠道，很多方针政策的出台缺少群众认可的机制，而当群众一旦有牢骚、不满、抵制就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异己，使党实际上走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苏联的全盘农业集体化和斯大林20世纪30年代搞的大清洗运动，都使党严重脱离群众。再加上党的干部任用制度存在严重弊端，造成党的干部队伍严重官僚化，领导干部的特殊待遇转化为特权，腐败盛行，失去群众的认可和支持，失去人心。江泽民同志在谈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长期执政的党丧失政权的教训时，作了十分精辟的总结：“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
3.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苏共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包揽一切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党组织混同于苏维埃国家政权，包办代替国家政权，直接管理和社会生活的具体事情，片面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尤其是在斯大林时期，斯大林认为：“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指导，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通过的任何一次重要的决议都非有党的有关指导不可” 。 结果，在前苏联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体制，党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苏维埃的地位不断下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把党的领导作用片面化、绝对化，将国家的一切权力集中于执政党手中，导致议会成了“橡皮图章”，从立法机关变为批准法律机关，使其不能发挥议政和监督作用，群众团体、公民的参政议政权也没得到充分保障。党分散了精力，不能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这在客观上反而削弱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这种党与国家权力不分的现象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其恶果就是：在戈尔巴乔夫“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下，苏共迅速丧失了领导地位和国家政权。
4.高度集权，缺乏民主，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
党在组织上之所以具有铁的纪律、强大的战斗力和生命力，就在于民主集中制的建设。在斯大林时期，党内政治斗争使斯大林把列宁时期不适宜发展党内民主的特殊情况当作无产阶级政党的固有本性继承下来，使缺乏民主成了一种常态，不同意见和观点在党内就失去了立锥之地，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高度集中、缺乏民主为主要特征的党的建设模式，这种过度集中的模式是与党执政的要求不相适应的，它使得党内权力体系倒置，党内不同意见缺乏表达的机制，不同意见少数人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保护，个人专权、个人崇拜的形成等。党员在党内只是一个服从上级的螺丝钉，失去积极性和主人翁精神，所以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中央停止活动，即宣布党解散时，1800万党员竟如此沉默、无动于衷。
5.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失望
人民的物质利益的满足程度是民众衡量执政党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只有不断发展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发展是硬道理。世界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表明，一个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根本体现就是把经济搞上去。原苏共、东欧国家共产党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没有搞上去。苏联和东欧共产党虽然认识到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在实践中却不遵循经济规律，搞脱离国情的赶超战略，对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类似于中国的大跃进，苏联、保加利亚也都搞过。而且，发展的观念和模式存在着严重问题：重政治轻经济，重工业轻农业，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军用轻民用，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消费，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在苏联解体前，莫斯科的企业有一半是军工企业，列宁格勒有四分之三是军工企业，已经超越了国防需要的界线。国内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停滞倒退，人民生水平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提高，同西方的差距拉得越来越大，群众对党失去信心，动摇了共产党的执政根基。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已经陷入困境，商品出现短缺，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最严重时1200种主要消费品中有1150种短缺。在罗马尼亚，1989年肉、鲜奶和奶制品的供应量分别仅为1980年的9％ 、39％和60％。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在逃亡途中问一名工人：“你们为什么要推翻我们·”那名工人回答：“因为一没有面包，二没有暖气。”
6.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执政的启示
苏联东欧剧变以后，越南、老挝、朝鲜、古巴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都重视研究和吸取苏联东欧剧变的教训，也重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经验。他们的做法对我们党有很好的启示。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越共和古共分别把胡志明思想、何塞·马蒂思想与马列主义并列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他们分别提出以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为主要内容的“三项原则” （古巴）、“五项原则”（越南）。越共中央政治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结合本国实际，专门研究了如何管理新闻媒体特别是电视和网络的问题，并采取了以下一些应对措施：第一，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人们的免疫力；第二，加强技术手段建设，如建立防火墙等；第三，在网上开展舆论战，对反面言论进行针锋相对地反驳；第四，加强对网吧的严格管理。
第二，注意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如越共九大、古共五大前，把党代会的报告发至党内外征求意见。1997年10月古巴共产党召开五大时，提前5个月公布了党的政治文件草案，供党外讨论，有650万人参加了大讨论。2001年越共九大通过媒体提前公布政治报告草案，征求党内外意见，文件起草小组收到各界的多条意见、多封群众来信。越共对这些意见十分重视，对草案内容逐条进行了补充修改。越共在高级干部队伍建设方面采取了一些新的做法。比如，在遴选中央委员候选人时，党员个人可以自荐。对中央委员进行差额选举前，要公布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所有候选人的家庭地址、电话号码、基本情况等，普通党员和群众可以直接提出意见。此外，越共还对中央委员候选人实行年龄限制，同时规定党和国家领导人任职不能超过两届。
第三，十分注意党风和廉政建设。越共主张要把党建设成源于人民、属于人民的党，规定了党员19条“不准”。古共对国家干部规定26条戒律，包括高干子女不得经商，对干部用公车建立了专门监督机构，干部如果贪污300比索（部长月工资400比索，约20美元）就坚决予以撤职等。古共还规定发展党员要群众推荐，群众口碑不好的干部不能提拔任用。
第四，重视发展经济。越共自召开六大以来，实行革新开放政策，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越南经济发展迅速，90年代GDP增长率年均保持在8％以上，1997年后虽然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增速放缓，但仍然保持在年均6％以上。朝鲜也开始实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加快经济发展。
三、借鉴发展中国家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历史传统、社会结构、社会发展程度以及政治文化（尤其是亚洲国家）与我国有许多的共同点，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主主义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更值得我们借鉴。
1.处理好提升执政效率与保持社会公平的关系
世界政党执政经验教训表明，保持较高的执政效率有助于执政党连任或巩固其执政地位，但是，执政期间如果社会显失公平，即使执政效率再高，执政党同样下台。因此，社会公平原则实现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例如，在人民党执政期间，印度在经济和外交上均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绩。在经济方面，印度GDP年均增长6％， 2003年为8.2％，IT产业发展迅速，占据了世界软件开发和特种软件市场20％的份额，截至2004年8月，印度外汇储备额为1121亿美元。在外交政策方面，印巴关系得到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也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与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因此，在大选前的多次民意测验中，执政的人民党遥遥领先于在野的国大党。竞选中，人民党踌躇满志，提出“印度大放光芒”的竞选口号。但是，在“印度大放光芒”的背后却隐藏着全国80％的人口未从经济发展中受益的事实。印度社会之所以出现如此状况，和执政党只顾效率不顾公平的政策有很大关系。国大党乘机高举社会公正的旗号，标榜“面向穷人”，结果打败了政绩显赫的人民党，再次上台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