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的心病
一
北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的冬天出奇的冷，冷入骨髓。
金国的铁骑蹂躏了河北各州县后，军锋直指京师汴梁城下。惨烈的汴梁保卫战打响了，城内武库开始发放武器装备平民。北宋王朝已然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在相州，19岁的康王赵构原本奉旨出使金军，却被当地官民阻拦。周边官府以他的名义就地招募民兵，准备勤王。相州辖下的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有个23岁的贫苦农民叫做岳飞。他勇敢地应募，做了赵构名下的一名小兵，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这两个年纪相仿却地位悬殊的年轻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始以不同的方式书写历史。
岳飞是个有志青年，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参军了。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的冬天，真定宣抚刘招募“敢战士”，19岁的岳飞就从老家跑过去从军。但不久父亲岳和病故，岳飞回乡尽孝。两年后的冬天，岳飞再次加入河东路平定军。后来因为军队溃散，岳飞又返回了家乡。岳飞为什么这么执著地要从军呢？史书说这和岳飞的家庭环境和所受的教育有关。岳母在他的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字，让他铭记抗金为国；岳飞曾经拜大师周侗为师学习武艺，且喜欢看《左氏春秋》、《孙子兵法》，有扎实的军事基础。事实上，后人的记载粉饰的成分过重，严重偏离了岳飞的真实情况。岳飞是贫苦农民出身。父亲岳和温和懦弱，常常在与邻里的土地和财产纠纷中退缩。岳飞长大后，身上具有中国传统农民的所有特点：忍耐、纯真、质朴、坚强。而且岳飞体格健壮，十几岁就能挽起三百斤的弓，射八石的弩。这样看来，岳飞的确是一个当兵吃军粮的好材料。
按照现在心理学的观点进行分析，岳飞却不是一个从政的好材料。传统农民的特征极大地束缚了岳飞的政治发展。岳飞的纯真质朴颇有一点头脑简单、思想单纯的味道在里面，这可是从政者的大忌。岳飞的坚强对处于逆境的政治家来说，是个好品质，但其中也带有些许偏执。凡是认准的事情，中国的农民很少妥协，“原则有余，灵活不足”。这也是从政者的大忌。从后来的表现来看，岳飞多次充当了“刺儿头”的角色。23岁时的岳飞参军的目的很简单。因为他目睹了金军的残暴，对农民的苦难深有体会，所以要参军抵抗金人，保卫家园。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岳飞“抗暴保家”的目的才逐渐升华为“抗金卫国”。那时候的岳飞已经不再是23岁时的岳飞了。
当然了，刚参军的岳飞还没有从政的资格。他被分到前军统制刘浩的军中，从一名普通士兵开始做起。
此时，河北义军的最高统帅、康王赵构也觉得自己不是从政的好材料。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从政的心理准备。几天前，赵构还是花花绿绿的汴梁城中的一名藩王，虽然是直系皇子，但前面有几位嫡系的哥哥挡着，不论是谁，包括赵构都觉得自己与皇位无缘。既然如此，赵构最安全最可行的人生轨迹就是做个醉生梦死、不问世事的藩王。他本人很愿意这么做。
却不料金军来了，赵构阴差阳错地出使金营——其实是金军要求宋朝派一名藩王来做使节兼人质，赵构因为不重要，所以当选了。正当赵构再次阴差阳错地在河北招兵买马的时候，京师汴梁沦陷了！当年闰十一月三十日，宋钦宗出京城到金营投降。金朝下令废掉徽、钦二帝，在汴梁展开了骇人听闻的掠夺，将一座百万人口的都市糟蹋成仅余一万人的废墟。第二年正月，金军满载着金银绢帛，带上宋朝的皇帝宝玺、仪仗、天下州府图、乐器、祭器、书籍和皇宫的珍宝古董凯旋北还。金军还掳走了汴梁的后妃、亲王、贵族和汴梁的百工、僧道、医卜、娼优等，共计三千多人。宋徽宗、宋钦宗和所有的近系宗室都成为北上的俘虏。
赵构成了唯一幸存的直系皇子。就凭这一点，老祖宗黄袍加身的戏剧再次重演。河北官民二话不说，把龙袍套在了赵构的身上。赵构当了皇帝，史称宋高宗。
赵构完全蒙了，喜悦、震惊、迷茫，百感交集。国破家亡、身份巨变，还没等赵构适应新角色，种种磨难和考验就如潮水般涌来，差点把赵构给溺死了。
赵构的小朝廷还在河北各地流亡的时候，金朝就要大军扑灭宋朝残余政权。赵构逃到扬州。建炎三年（1129）正月，金军攻下徐州、淮阳、泗州，并派出轻骑军长途奔袭扬州。赵构正在床上和美女亲热，突然听到金兵入城的消息，赤身裸体而奔，最后南逃杭州。在这段后人杜撰有“泥马渡康王”的大逃亡过程中，赵构得了“痿腐”病。所谓“痿腐”就是现代人所说的阳痿。在杭州立足未稳，禁军将领苗傅、刘正彦又发动了兵变，杀死赵构亲信太监，逼赵构退位。赵构被迫退位，被软禁在显忠寺，身边只有十几个内侍相伴。赵构唯一的儿子、3岁的赵旉被推上帝位。兵变最终在韩世忠等将领的进攻下失败，赵构复位，可儿子赵旉却在兵变中死了。赵构又不能生育，宋朝直系皇室就此绝后。这成了赵构的终身隐痛，隐藏得深深的，不许他人触及。
内乱刚止，金兵又至。赵构倚重的大将杜充将长江防线献给了金军，还充当向导引金兵来抓赵构。得知杜充投降，赵构哀叹：“我待杜充不薄，把他从平民百姓提拔为宰相，不能再厚待了。他为什么还投降了啊？”赵构为此难过得几天吃不下饭。从苗傅、刘正彦叛乱到杜充投降，赵构对武将的不信任感和防范之心油然而生。既然杜充这样的重臣、受恩深重的人都会投降，赵构还能相信谁呢？
人人都道当皇帝好，可谁知道当皇帝的难处？人人都认为赵构走了狗屎运，赵构却觉得自己是个无缘无故撞上枪口的倒霉蛋。什么好处都没享，不但要操劳国事还要日夜担惊受怕。
二
金朝追兵对赵构很重视，发起了一场“搜山检海”的战役，顾名思义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赵构给逮住。赵构不得不带领整个朝廷乘船入海，开始了海上生活。之后四个月时间里，除了短期停靠在章安县（今浙江台州临海）外，朝廷的衮衮诸公都在海上办公。金兵穷追不舍，搜集船只，入海又追了300余里。
赵构和他的朝廷在海上东躲西藏了四个多月。从定海入海的时候，没有人想到这一去要躲藏这么长时间，因此没有装载足够的给养物资。没几天，赵构的船队就陷入了困境。风吹雨打，各船只都残破不堪。大家的生活自然也是苦不堪言。最后，整个船队只剩下一双鞋子，只好给赵构穿。从宰相以下到普通士卒，人人都穿草鞋。最严峻的是，粮食也没有了，整个船队只剩下五张饼。赵构一个人就吃了三块半，舔舔嘴巴，意犹未尽。旁边的大臣和将士们眼巴巴地看着皇帝吃饼，只能舔舔嘴巴充饥。
对赵构而言，这四个月是难得的思考现状和构想未来的宝贵时间。他首先要搞清楚屁股底下的龙椅出了什么问题，再琢磨怎么把它坐好。赵构心中最大的担心就是金人。金朝的军事威胁是对南宋王朝最大、最直接的威胁，也是对赵构皇位最大、最直接的威胁，是赵构最大的心病。赵构从一个与皇位无缘的孩子变为九五至尊，全靠金兵抓走父亲、哥哥和其他竞争者。可反过来，被金人俘虏的父亲宋徽宗和哥哥宋钦宗以及其他宗室成员始终是枚大地雷。金朝什么时候把父亲或哥哥给放了回来，赵构的皇位也就摇摇欲坠了。只要愿意，金军一用力就可以推翻赵构。
朝野上下都涌动着抗金热潮。这股热潮表面上看来有助于治疗赵构最大的心病。但朝野抗金和赵构抗金的出发点不同。赵构的出发点是巩固皇位，朝野抗金的出发点是报仇雪耻。大臣们接受不了王朝覆灭、先帝被俘的历史，更接受不了泱泱大国、煌煌大宋被北方蛮夷征服的现实；百姓们高呼抗金，更多的是报仇，是打回老家去和家人团聚。但赵构可不想和家人团聚。
赵构的第二个心病是朝廷内部对皇权的威胁。苗、刘之变，杜充叛变和武将崛起，让赵构觉得大臣尤其是武将是不可靠的。乱世重兵，军队是最大的政治筹码。赵构既要借助武将抗金，但又不能坐视武将数量膨胀而限制、消减或者威胁皇权。如何在其中寻找一个合适的“度”，这让初登皇位的赵构很难办。
其实，赵构的老祖宗已经确定了重文轻武的对策。老祖宗是在五代十国的混战中夺取天下的，本身就是武将出身，对武将乱国干政有切身体会。北宋初年历经太祖、太宗两代苦心经营，成功削夺了地方兵权，随后着手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文臣控兵体制。后来的君臣将这个权力格局作为“祖宗家法”恪守不渝。到赵构手里，严峻的战争形势冲破了祖先家法的限制。常年领兵作战、拥有固定军队的武将地位迅速上升，取代文臣成为部队的真正指挥者。赵构开始是默许这样的变化的。建炎四年，朝廷曾下令以“淮南、京东西、湖南北诸路并分为镇，除茶盐之利仍归朝廷置官提举外，他监司并罢”，正式裁撤文官，扩大武将的权力。苗傅、刘正彦等人就是赵构提拔才掌握禁军的。他们的叛变让“祖宗家法”的警钟重新在赵构的脑海中敲响。亲身经历告诉赵构，老祖宗的做法无比正确，多么具有先见之明啊。
赵构的第三个心病是自己的统治范围只限于东海上的几条船只。除了岭南、川黔和八闽大地，宋朝的领土都遭到了金军的蹂躏。金朝已经在黄河流域着手健全自己的地方政权组织了。其他地区不是有金军部队游弋，就是有农民武装造反。赵构的政令范围非常有限。获取固定、稳固的统治疆域，哪怕是远小于父兄时期的疆域，也要比居留在几条船上好得多。
归根结底，赵构的心病还是“权力病”。任何一个权力所有者首先考虑的问题都是如何巩固和扩大手中的权力，其次才能谈得上放权、为政、治国。
想清楚这三点后，赵构舒心多了。既然知道了病因，就可以对症下药了。
我们把握住这三点，也就抓住了认识赵构个人和南宋初期政局的主线。
兵权是个大问题
一
公元1130年春天，赵构结束了海上漂泊的日子，由海路回到越州。
赵构情绪很好，将越州改名为“绍兴”，并升格为府，称绍兴府。第二年（公元1131年），南宋改元“绍兴”。金兵退走了，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战线逐渐稳定下来，应该预示着一个兴旺的开始。
赵构决心在临安重建赵宋王朝的统治，管理好半壁江山。回到临安后，赵构开始按照都城的标准大兴土木，修建明堂、太庙，明显地表示出偏安江南的企图。赵构的行动引来了许多大臣的劝谏。御史张致远说：“创建太庙，深失复兴大计。”殿中侍御史张洵更清楚地指出：“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庙，是将临安作为久居之地，不再有意恢复中原的表现。”赵构一概不接受。当然也有大臣的奏折很合赵构的意思。比如从金国逃回南方的原御史中丞秦桧就上奏了一封自己代拟的、主张和金国议和的国书。国书公然提出了宋金和好，分治疆界的倡议。议和了，赵构的第一块心病就除掉了，其他的心病也好解决了。赵构大喜过望，公开夸奖秦桧说：“秦桧朴忠过人，我得到这样的人才，真是高兴得几天都睡不着觉啊！”尽管之后秦桧一度因为激进主和而被贬，但赵构一直把他视为可以贯彻自己意志的能臣。
军事形势暂时缓和后，赵构集中精力清理辖区。长期战乱催生了数不清的散兵游勇和各色起义军，散布在南方各地。镇压这些人迫在眉睫。岳飞就是在这场平定内乱中真正崛起的。他率领在抗金过程中聚集的小股部队，积极参与扫清南宋辖区内散兵游勇和农民军的战争。政局最不稳的湖南湖北地区，因为岳飞和他的“岳家军”的进驻，形势大为好转。东南地区和川陕的联络也疏通了很多。岳家军不断壮大，岳飞迎来了自己生命中的黄金岁月。
长期的抗金战争和平定内乱，让少数掌握军队的将领成了小朝廷不可或缺的角色。时人称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四个人为“中兴四将”，他们的部队是朝廷的支柱。除了“中兴四将”所率领的军队外，朝廷的军事支柱还有远在川陕边界的吴玠所部。这五支部队占当时政府军总兵力的绝大部分，且实力处于不断扩充壮大之中，占据着天下要地。在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各部的统帅长期固定，还兼任宣抚、制置、招讨等职务，在一定区域内集军政、民政、财政大权于一身。最后导致一些部队的官兵不以番号相称，而以长官的名号相称了（比如“岳家军”）。宋初抑制武人、重文轻武的立国方针似乎走进了死胡同。
军事将领的崛起也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反对。公元1130年5月，御史中丞赵鼎上奏：“祖宗于兵政最为留意”，“太祖和赵普讲明利害，著为令典，万世守之不可失。今诸将各总重兵，不隶三衙，则民政已坏”。赵鼎的意思是要重申立国之初文官指挥将领，军队隶属中央的制度，“千万不能让祖宗之法，废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啊！”赵构从这时开始有意识地限制将领们的权力。一个月后，朝廷废除南逃时设立的临时机构御营司，由宰相范宗尹兼管枢密院事务。北宋以来，政治和军事分立，军事归枢密院管辖。现在赵构用宰相兼管枢密院，用意非常明显。当然了，朝廷公开的理由还是“统一赏罚，节省办公开支”。于是，文官对将领的弹劾开始多了起来。“诸将过失，不可不治”、“自古以兵权属人久，未有不为患者”这样的话都出现在了奏折中。
赵构大为头疼。他当然知道五部兵马的崛起使权力结构向前线军事集团倾斜，变相地约束了皇权。可他还不想走得那么远，朝廷毕竟还要仰仗韩世忠、岳飞等人镇压内部动乱和抗御金兵。赵构不得不继续允许前线将帅“便宜从事”。
赵构对现存的军政权力结构是不满的，但是尚未找到合适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