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岸，口岸
一
1832年，东印度公司船只“阿美士德”号从广州起航，一直航行到盛京（今辽宁省沈阳）。
这次航行非比寻常。因为这条船不是单纯地运输货物。它先抵达厦门，停留了6天；在福州停留了23天；在宁波停留了18天；在上海又停留了18天。我们在地图上一一标出这四座城市，这不是《南京条约》所规定增开的四个通商口岸吗？这几个口岸显而易见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沿海城市，都依托着相对富庶的经济区域。
在用鸦片卷走白花花银子的同时，英国人开始对中国口岸情况进行调查。
英国官民从来就没有满足于只赚鸦片贸易的银子，他们早就考虑打开中国大门，在中国大市场倾销商品，收购原材料，赚取更多的钱。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清政府关闭了对外贸易的大门，只留下广州一个通商口岸。这么做的原因，乾隆皇帝说是：“天朝万物应有尽有，无需与外人通商。”朝野上下都很满意一口通商的闭关政策，大门一关起来，外夷寻衅滋事没了，海防也安全了。这种极端的做法暴露了清朝上下两大心态，第一是愚昧自大，第二是在骨子深处隐藏得很好的恐惧。故步自封的清朝统治者虽然自诩为强大，但是骨子里却害怕外人侵犯。既然是天朝上国，我强他弱，为什么不敢对外人敞开大门呢？说到底还是害怕，害怕他人来骚扰破坏，害怕处理乱七八糟的化外事务。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战胜恐惧的法宝是恐惧本身。迎着恐惧而上，才能破除恐惧心理。可惜朝野选择了躲避。结果闭关政策除了让朝野满足一下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获得一点儿心理安慰之外，根本起不到防范外患的作用，相反使自己更加落后于时代。
口岸问题有一个题中之题，就是广州的行会贸易制度。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广州设立“洋货行”，逐渐发展为“广州十三行”。“十三行”的作用起初很简单，就是由每一行的行商向粤海关负责，接受进出口报单并代交货税。说白了就是委任一些有实力的商人为朝廷办理外贸事务。乾隆四十三年，清政府又推行“茶叶俱归洋商领牌，自着子侄或商伙进山采办”的政策，就是说从采买到出口都由领取政府牌照的行商一条龙垄断经营，别人不得插手。这就赋予了行商更大的权力。行商权利进一步扩大，外商买卖货物必须由行商经手；外商只准“寓歇”在行商开办的“商馆”内；行商对外商有管束权；外商不得直接申述于中国官府，若有事申述，必须通过行商转达。十三行在事实上垄断了对外贸易，并且对在华的外国人拥有管辖权。外国人，甚至连英国使节都必须通过十三行才能与中国官府交涉。
尤其让外商不满的是，清政府还赋予行商对外商征税的权力。外国商人在华不仅要缴纳关税，还要向“贸易伙伴”——十三行缴税。经行商之手的附加税繁重，超过正规额定关税数倍乃至十余倍。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1807年开销的“行用”总额为白银194166两，其中贡价（“献”给朝廷的贡品）55000两、军需41666两、河工37500两、剿匪60000两。1811年数据为贡价55000两、军需41600两、剿匪30000两、前山寨和澳门军费43300两、外国债务398100两，总额568000两。不远万里而来的英法等国商人对此大光其火又无可奈何。
如果说广州十三行是中国大门的看门人，那么在英国人看来，他们是贪婪、粗暴、不好说话的看门人。心高气傲的英国绅士们恨不得把他们踢得越远越好，直接与主人对话。
限制贸易、行商贪婪、利润太薄……所有的问题归结起来，英国人认为都是口岸太少惹的祸。口岸，口岸，要开放更多的口岸！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是贸易急剧膨胀，一方面是广州已经满足不了贸易发展的需要，英国人的愿望日益强烈。
英国人首先是想用和平的手段来劝说中国打破贸易壁垒。东印度公司牵头搞起了“北部开港运动”，希望寻求广州以北的口岸展开贸易。他们根据热销的中国商品，寻找产地附近的港口。中国商品出口第一位的是茶叶，第二位的是丝绸。中国茶叶的主要产地在哪儿呢？在福建、安徽、江浙等省，特别是离福州很近的崇安等地的武夷茶销量很大。1755年，茶叶从产地运到广州平均要走1200公里路，需要花费一到两个月的时间。这就增加了运输的成本，产品的品质也受到影响，再加上广州十三行的垄断，英国商人进货成本很高。但是如果在就近的福州设立口岸，茶叶从采摘加工到装船，节省了两个月的时间和大笔的费用，就好像最近中国海峡两岸签订了直航协议一样，使人和货物不用绕经第三方，实现了时间和成本上的节约。
再让我们看看中国第二位的出口产品丝绸。丝绸的原料是生丝。长江三角洲是“湖丝”的产地。广州一口的束缚使外商只能远距离得到湖丝。但是如果在宁波、上海开设了口岸，英国商人就方便多了。同时，印度的棉花主要是江浙和内地省份的织户使用，广东省很少有人使用。江浙开埠可以把印度的棉花更大量地、更直接地销往江浙和内地省份，成本的减少还使产品更具竞争力。在江浙闽增设口岸对于这几大宗商品贸易的利益显而易见，对于英商的吸引力就可想而知了。这就有了1832年英国选定厦门、上海等四大口岸的航行。
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英国政府先后三次派使团来华，要求扩大贸易。清朝官府给使团插上了“贡使”的旗子，带到北京来收下“贡品”，然后态度明确地告诉他们：有关通商制度的问题，请去找广州十三行商量。
二
口岸问题成了中英矛盾的第二个焦点。
1836年12月上任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是一个坚定的鸦片贸易反对者。一上任，他就敦促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鸦片走私，指责鸦片贸易是“大英帝国的耻辱”，“给打着天主教旗号的国民丢脸”。但在口岸问题上，义律竭尽全力地要打破广州一口通商制度，以英国商人的“东方代理人”自居。
在中英兵戎相见之初，荣升英国全权代表的义律的态度并不太强硬。他所在意的不是鸦片赔款，而是口岸。英国政府指示他要让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宁波五个口岸。义律对外交涉奉行的主旨是，“以很少的代价换取最多的东西”，尽可能用谈判手段获得在华权利。他宁愿少获得收益，也不想使国家担负在距离遥远的地方进行一场战争的重担。所以义律从政府规定的立场上后退，在递交给新钦差琦善的照会中称，英国可以放弃对中国的领土要求，但条件是允许英国商人恢复他们在广州、厦门、宁波等地的贸易特权。琦善借口事关重大，将事情搁置。而他向朝廷奏报的内容与交涉内容大相径庭。“无论江浙等处均属腹地，断难容留夷人，即福建至厦门一带，亦与台湾壤地相连……势甚散漫，无要可扼，防守尤难。”他还忠心耿耿地向朝廷表示：“唯有殚竭血诚，不惜颖脱唇焦，与之多方磨折，但求可已则已，断不敢稍存易于结事之心，或致轻为然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5页。）琦善这个老滑头，根本就不同意增开口岸（这也是道光和朝廷的意见），而对义律采取了“拖”的战术。
义律不知道中国特色的官场语言，没有知难而退，反而变得很不耐烦了，也开始威胁对华战争，打算吓吓琦善。琦善并不理睬，还以断绝与英方通商关系作为反威胁。面对中方的不退让立场，英方的策略又稍有变化。义律同意中国只开设一个口岸，英方甚至在新开口岸可以不享有居住权，希望尽快能在澳门与琦善当面谈判。琦善以为他的“拖”战术奏效，回复“既可宣之于口，又何难笔之于书”（《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16—819页。），拒绝了英人面谈的要求。在他看来，英国人不过是纸老虎，事情以义律的妥协求饶结束了。
战场上有句老话，先礼后兵。义律入乡随俗，学会了这一招，琦善怎么就忘了呢？“先礼”出师不利，义律发现不费一兵一卒就争取不到利益。当和平手段不能达到目的时，正处于崛起阶段的资本家逐利的本性让他们甘愿大动干戈，甚至是铤而走险。面谈被拒，义律作出了强烈反应，指责中方对“用和平方法解决各项困难没有诚意”，战争行动将在一天后开始。面对英方最后通牒，琦善一看，这下来真的了，立马软了下来。估计他自己是不在乎妥协的，但是怎么向一向态度强硬的道光交差呢？他本人一点也不担心，因为他绝对是皇帝肚子里的一条蛔虫，早把皇帝的性格、喜好、心思摸透了。我们在后面会讲到道光只想做一位守成之君。他的标准就是看祖宗的财富有没有减少，减少了多少。于是琦善摸准了道光不舍得小钱的心思，从税收利益出发，以多开两口岸可以多收税银的原因，请求朝廷同意厦门、福州两处通商。这一次琦善想错了，道光不满意琦善替英国人说话，撤了他的职。中英双方还是不能达成一致。1841年1月初，义律发现用谈判手段所能获得的利益极其有限，转而准备战争。1841年1月英军占领了香港。但为时已晚，强硬的英国政府对义律取得的成果非常不满，5月撤了义律，派对华态度强硬的璞鼎查接替。璞鼎查接到的任务除了在中国打开四到五个通商口岸外，还增加了割占中国沿海岛屿一条。
都属于温和派的琦善和义律双方均以撤职的结果告别了外交舞台。在他们交涉时期，双方焦点集中在口岸之上，都愿意作出一部分让步，原本是有希望达成妥协，避免之后的战争的。如果两人能抓紧时间促成中英和约，说不定历史会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可惜，这仅仅是“历史的可能”而已。
璞鼎查气势汹汹而来，从广东一路北上，攻城略地，终于在南京长江江面达到了目的。清朝同意了赔偿英方鸦片损失，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给予了英方商业和政治特权，还追认了英国对香港的占领。璞鼎查也就多了一个头衔：第一任香港总督。
至于十三行，义律在时，曾于1841年3月提出解散十三行，但为了照顾从业者，允许三年的过渡期。清朝对这个还算可行的建议置若罔闻。而英国政府明确对义律没有要求中方立即废除商行垄断表示不满。璞鼎查来华后，强硬地要求立即废除行商垄断贸易，“凡有额数行商买卖之例，自必废也，我英人贸易不碍于何人买卖”。新钦差耆英等人拒绝全面废除贸易垄断，但在战争失败后不得不允诺废除行商制度。
好皇帝道光和坏大臣们
一
鸦片战争的声声炮响，生生地将中国历史从平静、停滞的古代震入了激荡不安的近代。
紫禁城里的道光皇帝也因此成为了处于两个时代交界线上的悲剧人物。
按照旧标准来衡量，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绝对是一个好皇帝。他6岁进入上书房接受传统宫廷教育，勤奋好学，没几年就学业大进，“经史融通，奎藻日新”。此外，他还接受骑马射箭等满族传统武功的训练，10岁就能引弓获鹿，可谓文武双全。嘉庆十八年，天理教农民在北京起义，部分农民军攻进紫禁城，史称“禁门之变”。旻宁此时正好在上书房，临危不惧，指挥太监反击，并亲手射杀多名农民军，挽救了皇宫。执政后，道光皇帝为政勤勉，无论寒暑都不间断早朝，常常批阅奏章到深夜。难能可贵的是，道光皇帝性格温和，待人宽厚，生活非常节俭，衣服破了甚至打上补丁继续穿。这样的皇帝难道不是好皇帝吗？
客观地说，清朝的皇帝是历朝历代皇帝中素质最高的。由于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于马上得的天下，在文化底蕴和实力上不足，所以居安思危，对皇子的培养尤为重视。作为清朝入关后的第六位皇帝，道光也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和之前的五位皇帝一样兢兢业业地做一个好皇帝。和所有在深宫中成长起来的皇帝一样，道光的成长环境是传统的，他的好也是旧式的。
道光帝是个很好的守成之君，但也有明显的性格弱点。长于宫女之手的皇帝往往缺乏坚毅与胆魄，做事瞻前顾后，使政令摇摆不定。我们来举个例子。清政府每年从南方产粮区收取400余万石粮食，经运河输往北京，即“漕粮”。漕运逐渐产生很多问题，积弊多，运费贵。道光时每船旗丁的津贴数字多的已增至1000两，既劳民又伤国家的财。道光帝想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听取了大臣的建议，设海运总局，招集商船，由海路运送漕粮，这样把每石运费降至白银1两，效果显著。但这一改革损害了漕运官僚和旗人集团的利益。道光帝受到了大臣的压力，于是此项措施实行不久就作罢了。
他这人哪方面都想获利，又哪方面都不想得罪。但是“鱼”和“熊掌”有些时候不能兼得。他一会儿想要鱼，一会儿想要熊掌，结果就陷于反复比较、难以选择的境地。道光希望事事完美顺心，但是殊不知，他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的情势之下，并不是上上之策。道光这样的人还往往缺乏开阔的眼光。当他死盯着国库银子的增减时，丝毫没有意识到清王朝已经落在了世界潮流之后。当前线报告“英吉利”前来开战后，道光连下圣旨询问前线：英吉利国土几何，去广东多远，是否与俄罗斯接壤？听说英吉利国主为女子，他问：该女子有否婚配？其夫在该国担任何职？
禁烟和对英态度两方面更清楚地表现出了他的性格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