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来了！
一
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紫禁城中出了一桩惊天丑闻：宫廷太监吸食鸦片窝案。此案涉及首领太监熊来福和太监张进幅、刘成、王贵玉、郭志、杨幅、何进禄等多人，还牵涉到了已故太监郑进玉和告病为民的前太监李资福等人，轰动朝野。据查，涉案的太监不仅有持续不断的鸦片来源，而且吸食工具完备、方法先进。他们先把生鸦片放在锅里，加水熬成黏液，然后分别倒在小银罐中，以一尖头平尾的银签蘸些鸦片汁在灯上烘烤，如此反复多次，直到签尖上累积成一个小球。这小球叫做“烟泡”。烟泡烧好后，把它放在一尺多长的竹制烟枪末端的铜质烟斗中的尖嘴上，尔后将烟斗部分置于带有玻璃罩的灯火上烧烤，待烟泡化成烟时，吸食者将其全部吸入腹腔，躺在卧榻上静静地享受。如此反复多次，据说能给人带来飘飘欲仙的美感。大太监张进幅隐藏在深宫中，就这样腾云驾雾了30多年！
本朝自雍正帝开始就严禁吸食鸦片，这些皇上身边的伺候太监竟然知法犯法，着实可恶，而鸦片竟然蔓延到皇上的龙椅附近，也着实扇了时刻高呼禁烟的官府一记响亮耳光。
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的中国，全国吸食鸦片的人超过200万，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七。当时，一些外国著作记载，中国城镇“烟馆”之多，就如同英国的杜松子酒店一样，“从养尊处优的官员到落魄潦倒的奴仆，不顾政府禁令，不断溜入这些烟馆”。凡是吸烟成瘾的人，儿女饿得啼哭可以不问，妻子没裤子穿可以不管，而鸦片烟则非吸食不可。鸦片就像一个幽灵，飘荡在清王朝的上空，攫取国民的钱财、精力和生命，逐渐掏空了一个王朝的积蓄和朝气。操控鸦片贸易的英国人，轻易地实现了对华贸易的出超，卷走了白花花的银子。几年之后，黑暗的鸦片还将中国拖入了一场屈辱的战争。然而，历史的发生有其必然性。
二
当历史安排一个西装革履的英国人和一个留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中国人迎头相遇时，双方都发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新世界。
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世界是“西强东弱”已成定局的世界。曾经辉煌灿烂的中华帝国沿着惯常的道路缓缓前进，仿佛一件制作精美的硕大瓷器，浑圆、高贵、典雅、艺术成就高，而实际上脆弱得一击即碎。相反，欧洲国家在这段时期迅速崛起，经济和文化实力飞速发展。在经济上，葡萄牙、英国等国的商业、贸易和金融都开始发展，并且势头强劲，但是中国经济依然停留在重农抑商的发展模式上。对于西方商人异常关注的关税，清朝实行的是每年固额征收制。中央政府每年规定本年度关税征收总额，收少了要求补齐，多收了也不问。关税固额在清朝已经保持了几十年的稳定，让整个海关系统端着大锅饭吃得不亦乐乎。
军事上，欧洲国家的职业海军配备着坚船利炮，驰骋在四大洋，而中国的军人混杂在民间，集捕快、征税员、消防员和民警于一身，所谓的水师仅仅是划着小舢板的内河巡航队。当对将火药应用在采矿和军事上习以为常的利玛窦观看了南京城的元宵节焰火表演后，惋惜地说：“在一个月中用去的硝磺，要比在欧洲连续作战三年用的还要多。”在文化上，西方民众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权，努力创造新发明，增加财富积累，而中国自上而下都缺乏自我意识，更没有近代的“国家”、“领土”和“权利”等概念。一批又一批的西方传教士满怀热忱进入中国，但绝大多数都在数年后失望透顶地逃离了。因为他们发现中国人不仅思想停滞，而且高傲自大、闭塞又拒绝思想交流。他们将西方来的人一概视为“朝贡者”，把传教士视为“洋僧”，将西方器物当作“奇技淫巧”。利玛窦之所以被允许居住在北京，则是因为他向皇帝献上了两个自鸣钟，官府找不到会修理的人，只好允许利玛窦留下了。
16世纪，西方势力控制了马六甲，并逐渐将它建设成为东方贸易据点。中国在浑然不觉的情况下被西方编入了世界贸易大网之中。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漆器等源源不断地进入国际市场。江浙地区的许多瓷器作坊开始接到生产带把手的茶杯的订单，作坊工人在惊讶之余，压根就不知道这是巴黎或者伦敦上流社会定制的。中国商品的走俏给西方商人提出了难题：拿什么和中国人交换？除了金、银，中国人几乎不接受其他商品。中国人吃穿住行所需的一切都可以在国内生产。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场面，欧洲商队将工业品带到美洲，交换美洲的金银，再把金银拉到东方来，换取中国产品。整条贸易链条就简化成了欧洲人在给中国人搬运美洲的金银。
时间过去了两个多世纪，中国产品在欧洲持续热销，西方对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搬运工”商人们心急如焚。他们急需扭转对华贸易困境。而其中最着急上火的就是英国人。在1840年前后，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产品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而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也极为庞大。英国商人成为国家头号“倒爷”的同时，也成为中国的头号金银“搬运工”。
本身正在大规模积累资金的英国人，怎么能忍受一个劲儿地往外掏钱呢？
别看《傲慢与偏见》里的英国人一个个的都跟小姐绅士似的，见利忘义的事他们干得不比别的民族差。这些大鼻子、黄头发、蓝眼睛的倒爷翻来覆去找不到正当的竞争途径，那就只能走旁门左道了。于是，鸦片成为了英国人的选择。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对中国的贸易特权，把印度、孟加拉逐渐变成重要的鸦片产地，急速开展对华鸦片走私。1821年输华的鸦片为5959箱，1830年就达到了19956箱，1838年竟然达到了40200箱。
鸦片来了！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烟馆。
乾隆嘉庆时期，走私进来的鸦片价格昂贵，吸食者只是富裕商人和纨绔子弟。吸食鸦片成为上层的风尚后，上行下效，到道光朝中叶官吏、士绅、地主以及依附于封建统治阶段的各种人物如差役、幕友、书差、兵丁，也仿效着主子把吸食鸦片当成了权势的象征、富贵的标志。这就好像自从奥迪成为官方指定用车之后，民间稍有权财的人，也要买一辆来显示自己的权力地位。
沿海地区尤为严重，据有关官员给道光帝的奏折揭露，广东、福建两省有十分之九的人吸食鸦片。“即以广东而论……闻该省未有不吸烟之人，下至担夫乞丐，无力买烟，虽烟灰烟油，亦寻觅吞食为避瘴气。闻福建亦然。大江以南各省虽不至如闽、粤之甚，而不吸食者亦少。”鸦片的流行和暴利，带动了贩毒网络的扩散，内地也开始种植鸦片，“烟毒”侵向内陆地区。道光十年后，鸦片已经扩散到了广大农村，有人在乡镇集贸市场上公开兜售鸦片。“始而沿海地方沾染此习，今则素称淳朴之奉天、山西、陕、甘等省，吞吸者在在皆然。”就连地处边陲的新疆“亦多传染”。随着市场上鸦片供应量大增，鸦片的价格迅速降到一般社会人员，如僧人、道士、妓女、优伶等也可以消费得起的地步。越来越多的人沉溺其中，甚至包括了官兵。“近洋各省弁兵，鲜有不吸食鸦片者。”“凡各署胥吏，各营弁兵，沉溺其中十有八九……甚至男女不分。”
三
难道中国人就没有发现鸦片之毒？有。鸿胪寺卿黄爵滋就指出：“耗银之多，由于吸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吸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他道出了鸦片在中国肆无忌惮的蔓延的现实，开出了“禁烟”的药方。早在雍正时期，清朝就严格禁止鸦片输入。乾隆、嘉庆、道光各朝继续严禁，不仅禁止进口鸦片，还禁止国内种植罂粟。道光皇帝更是将林则徐从湖广总督任上任命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鸦片走私前线主持禁烟。皇帝不可谓不重视，该喊的口号喊了，该进行的工作也进行了，但鸦片就是屡禁不绝。因为肥肉吃进嘴里，哪有那么容易吐出来的。禁烟遭到了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强烈反对。
鸦片于是成为中英贸易和政治斗争的焦点，成为一出历史剧中最重要的道具。
林则徐到广州雷厉风行地查禁鸦片，封锁洋行，直到1839年虎门销烟。英国等国的鸦片商人损失巨大。经济和外交的双重挫折让势力如日中天、在全球畅行无阻的英国人极不舒服。英国议会在鸦片贩子的蛊惑下，以微弱优势决定对中国发动战争。
这场战争冠以鸦片之名，被称为“鸦片战争”，是因为英国人是打着维护鸦片贸易利益的旗号而来的。英国人抓住清朝禁烟损害了英国商业利益、侵犯了英国商人权益为名，要求中国赔礼道歉并赔偿鸦片损失。1840年2月20日，英国外相“子爵巴麦尊致中国皇帝钦命大臣函”（见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10—553页。）中，载于附录的订约大纲中说明了赔偿的烟价与军费项目。这个文件充分显示了鸦片是这场战争的主导之源。千里迢迢而来的英军就是为了鸦片烟款的损失而来的，全权公使的策划和交涉立场表面上也全以此为据。1840年9月（阴历八月）开始，中英双方就赔偿钦差大臣所焚毁之鸦片烟价展开了“大沽会谈”和“粤东谈判”，反复交涉。最后《南京条约》第四条规定：“因钦差大臣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将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东，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元补偿金价。”因此，“英国派兵东来是为讨鸦片烟价之损失”。（见王尔敏著《弱国的外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打败中国后，英国人不遗余力地在条约中落实、保障鸦片贸易的利益。首先，英国坚持割走香港。香港多山少资源，是块弹丸之地，但拥有天然良港，方便英国将它改造成一个贸易据点。清政府的法令管不了这块地方，英国当局就在香港大肆走私鸦片，香港很快成为世界最大的鸦片走私总站之一。到19世纪50年代后期，总部设在香港的鸦片走私洋行达到50多家。英国的鸦片贩子聚集在香港还受到殖民当局的保护，其他国家的鸦片商，包括中国的鸦片贩子也跑到香港领取执照，寻求保护。源源不断的鸦片从香港出发，借助《南京条约》确定的五口通商制度，输送到中国更广大的地区。上海吴淞口出现了运送鸦片的“接货船队”，并很快发展为长江流域和华北地区的鸦片贸易中心。
然而，清朝的法律依然是禁止鸦片贸易的。鸦片在泛滥的同时面临着法律制裁的危险。为了保护鸦片贩子的权益，英国将《南京条约》确定的领事裁判权扩大到了在华的外国鸦片贩子身上。一批鸦片贩子甚至兼任外国驻华的领事官，他们更是为鸦片走私船配备了武器和经过军事训练的海员，能够“击退中国人派出对抗他们的任何军事力量”。《南京条约》还规定了领事报关制度，外国领事可以随意对任何货物隐匿不报，鸦片和其他商品的走私和逃税堂而皇之地公开进行。在条约保护和英国政府的推动下，输华鸦片数量剧增，1848年输入鸦片38000箱、1854年61523箱、1855年65354箱，已经超过战前输入量近一倍。
鸦片越禁越多，越打击越猖獗，清朝朝野上下既尴尬又无奈。
更可叹的是，历史并没有给清朝政府留出更多的时间去思考禁烟的好方法，内忧外患，一个又一个比禁烟更棘手的难题摆在朝廷面前。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让禁烟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战争、赔款、税收的减少使清王朝的财政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人穷志短，原本一直持严禁鸦片态度的官府也不得不动起了歪脑筋，对鸦片贸易打起了主意。一些地方官员首先把寻觅财源的目光投向鸦片，甚至直接同英国驻广州代表协商，对已经无法阻止的香港至广州的鸦片走私船公开征税。1858年，源于外部的武力威胁、外交诱劝和内部走私横行以及财政窘迫的双重压力，清政府开始弛禁鸦片，给鸦片贩子颁发合法证件。鸦片输华合法化给清政府带来了滚滚财源。据不完全统计，鸦片合法化全面实行的第一年从1860年10月1日至1861年6月1日的9个月中，海关就为清政府征得30万两银子，1866年增加到200万两。各地方政府在鸦片上的收益远远超过中央。1868年，中央收入为160万两，地方收入为260万两。1887年鸦片厘金并入关税，每担征银110两，税率约为25％，远高于其他商品进口税率的5％～7.5％，第一年报部厘金4645000两，第二年达到6622000两。再加上土药（国产鸦片）的税收，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鸦片贸易合法化剧增的财政收入是一个巨大的数字。鸦片输华合法化貌似给清政府增加了一大财源，实则是饮鸩止渴，漠视国内银钱外流，同时引发的道德败坏，让百姓身心都受到了摧残。
和清政府可怜的关税收入相比，英国人卷走了难以计数的金银财富。
至此，鸦片成为近代中国摆脱不了的一坨臭狗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