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们出了校门进衙门，一介书生，胆小怯战还在情理之中，但是让人惊异的是武官更有过之而无不及。1841年5月，在广州与英军开战前，钦差奕山吃喝玩乐，“诸事不问，先买洋货”。当英军攻占城外要塞、向城中发炮后，奕山下令竖白旗投降，与英方签订了包括赔偿600万元的《广州和约》（瞒着道光皇帝签的）。诗人刘文麟写下《感遇》大骂奕山的丑态：“褒诏频闻被宠荣，可怜哀乐不同情。黔垣赭瓦逃兵屋，舞女歌儿大将营。报国那甘糜顶踵，全躯直解蔽聪明。庐山壑问填盈未，便尔仓皇议罢兵。”浙江提督余步云于1842年10月和两江总督裕谦同守浙江镇海。当裕谦在城上督战时，余步云借口保护民众主张投降，被裕谦拒绝。余步云悻悻而退，当即下城去，片刻后又不死心，重新上了城墙，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裕谦说，自己家中有妻儿老小30余口，实在可怜，并说自己的女儿今天出闺嫁人，希望能回家看看。裕谦回答：“儿女情长，英雄不免，但忠义事大，此志断不可夺。”裕谦强令他坚守城池。但英军一开始攻城，余步云便带头放弃炮台，狂奔而逃，守军亦“纷纷随步云溃散”。镇海因之失守。
看来看去，这不是一伙贪官奸臣，是什么？
外交是什么？
一
“在欧洲，外交家们极为重视条约中的字句和语法，而中国的代表们并不细加审查，一览即了。很容易看出来，他们焦虑的只是一个问题，我们赶紧离开。”
这是中英双方最后谈判时，一位英国军官对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中方代表的描述。
在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人眼中，“外交”一词闻所未闻。他们急着要让英国人走开，是觉得堂堂的朝廷一品大员、钦差大臣、封疆大吏，竟然要和蛮夷头目面对面交谈，还要平起平坐，简直是莫大的屈辱。如果不是打败了，如果不是皇上交代要与英国人接触，他们三位爷才不愿意见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的蛮人呢。以前都是十三行的那些商人才和蛮夷打交道的，现在这世道怎么变了呢？
清朝君臣花了20年时间去适应和西方人直接面谈，之后采取慢慢了解所谓的“使节”、“条约”、“照会”、“公法”和外交规则、外交诚信。哦，原来世间还有一种叫做“外交”的东西。
那么，中西方碰撞之初的道光君臣是如何处理对外事务的呢？
道光时期的大官，贪腐得一塌糊涂，却都喜欢穿打着补丁的衣服，表明自己清廉节俭。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皇帝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呢！官场就是这样：唯上。大臣都懂得揣摩皇帝的心思，皇帝主战，维护天朝上国的尊严，大臣就绝对不会告诉他当时的吏治腐败、军备松懈、敌人虎视眈眈，更不会劝谏皇上以谈判为手段、整顿军备作为后盾。道光手下的大臣们自然深谙察言观色之道，对道光的意思只有顺从，少有违逆——无论他们的情感和理智是否赞同。道光认为清朝是天朝上国，大臣就不能说要对蛮夷俯首投降；道光外交态度强硬，前线大臣即使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也只能瞒着皇帝和英国人偷偷谈判。这才有了香港岛早已被英军占领，琦善也已经接受了英国人的条件，乞和了，道光却不知道实际情况，一味下令“痛歼蛮夷”的事情。在这样的压力下，琦善除了瞒报，别无他法。
接替琦善的钦差大臣奕山的做法更加“变通”，也更加无奈。英国军队兵临广州城下，局势危如累卵，奕山打着白旗投降谈判。谈成了怎么向道光皇帝交代呢？奕山奏报说英国人哀来“乞降”：“初七日（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据守垛兵丁探报，城外夷人向城内招手，似有所言。当即差参将熊瑞升看视，见有夷目数人，以手指天指心，熊瑞不解何语，即唤通事询之，据云要禀大将军有苦情上诉。
……据称英夷不准贸易，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负欠无偿……是以来此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立即退出虎门，缴还各炮台，不敢滋事等语。”奕山的公文写作能力很高，将主动乞降的人换成英国人，又通过英国人的嘴巴把自己答应的和谈条件，比如追还商人欠款（战前中国商人将拖欠英国商人货款当做家常便饭）、同意通商等，一一说出，末了还不忘向道光展示英国人“立即退出虎门，缴还各炮台，不敢滋事”的美妙前景。道光帝果然信以为真。
官府宣传的君臣一心，上下协同，大致如同此类。
朝野官员无奈的唯上之举，是他们从千百年的君臣相处之道中总结提炼得来的。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只要把皇帝哄好了，大小官员就能高枕无忧。与其向皇帝报告不好听的实情，不如编些谎话让皇帝高兴。
思想如此的道光君臣，处理起鸦片战争的外交来会是什么情景呢？
道光皇帝绝非畏战之人，对战胜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所谓“英吉利国”充满信心。但是直到1842年，道光皇帝对英国的情况都不甚了解（他对本国的实际情况也不太了解），对英国方面的谈判条件也一无所知。可以说，道光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各地官员不想惹皇帝不高兴，很少把英方的文书呈给朝廷。直到1842年7月15日，道光帝才收到耆英在奏折后面附上的“英人告示”，告示只是泛泛地要求通商。即使是这份道光皇帝辗转到手的英国外交文件，也是耆英等人根据自己的意思“改造”的。因为英国人的文件是采取平等形式写成的，没有对天朝的尊敬，更没有对道光的敬语。怎么能把这么“大不敬”的文件拿给皇上看呢？所以前线将文件改写成了“乞恩”的语气，将英国起兵说成向道光“申冤”。就是这些经过了改写的条件，其中的硬性条件和隐含的平等意味，也让道光觉得面子挂不住，使他天朝大国的心理难以平衡，反而变得恼怒，更加觉得要维护天朝尊严。
前线官员费尽心思，让道光皇帝能够“俯知下情”，实在是迫不得已。他们很清楚战争已经不可能打赢了，必须让皇帝知道敌人的和平条件。但是道光皇帝对扭曲的真相依然接受不了，并没有如愿同意和谈，反而更严厉地下了痛剿令。
痛剿只是道光的一厢情愿罢了。大清朝已经失去了维护天朝尊严的实力。随着战事的失利和外交滞后，大清朝谈判的地位越来越不利。战争使双方的交涉地位产生逆转。一年前琦善不愿与义律会面，现在是地方官们着急上火地主动与英国人接触，希望皇帝尽快全盘答应英方要求。道光帝还抱有幻想，一再发出谕旨，对英国的“乞恩”，“地方万不可予”，不同意英方的任何条件。耆英硬着头皮与英方交涉，未果。议和大臣们也知道如果答应了英国的条件，即使议和成功，换来了和平，也会伤了皇帝的面子，他们就会向前任一样，被革职论罪。在别人手底下干活真不容易。福建地方官想尽办法，想挽回一些局势，甚至策划了一出由民众代表出面讨要福州的演出，也没有对英人产生任何作用。最后，万般无奈的耆英等人干脆向道光明言情势，报告条约已草签。道光最后不得不对条约给予认可。
因为林则徐虎门销烟，而被英国人抓住把柄，落以口实；琦善想和英国人软磨硬泡，争取最大的利益，却引来战火。道光一直主战，决不同意割地和增设口岸，但是祖宗的家业还是败在了他的手里。他们的决策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但是这些看似正确的决策背后是军力的衰弱和民族战斗力的衰弱。试问，如果道光充分认识到了敌我的实力，他是否还会坚持战争？如果琦善和耆英等大臣们知道英方的需求，是否可以在谈判中权衡中英双方的利益，谈出一个互利共赢的条约来？如果道光君臣明了外交和国际法，清朝能否在谈判中挽回些许损失呢？
江苏布政使李星沅算是当时比较精干、开明的大臣。他看到官府寄来的《南京条约》，顿时感到胸闷气短，惊呼：“我朝金瓯无缺，忽有此蹉跌，至夷妇与大皇帝并书，且约中如赎城、给烟价、官员平行、汉奸免罪，公然大书特书，千秋万世何以善后！”是啊，《南京条约》竟然让一个蛮夷小女子和大皇帝在一张纸上共署名讳，而且还让朝廷公开承认道歉赔款，这怎么能不让认为天朝金瓯无缺的大小臣工义愤填膺呢？
所有的一切，我们都只能归咎于“历史的局限性”。这个词让历史还是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展开了。
二
历史学家蒋廷黻说：“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南京条约》的屈辱多少是由道光君臣自取的。不说君臣上下对世界走势、敌我国情茫然无知，也不说大清朝腐败虚弱，早已不复天朝气象，单说君臣们不愿意给英国平等待遇，刻薄压榨，却希望英国在打败你之后给予你平等优惠的待遇，这本身就是矛盾的。
这一切都与整个国家缺乏生气紧密相连。《南京条约》的签订给清朝出示了一张黄牌。
大清朝廷用一纸和约换来了平静，道光皇帝继续坐在龙椅上盯着国库，仿佛一切没有丝毫变化。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清王朝虽然没有因为这一次打击而灭亡，但道光皇帝和大臣们的心理却大大不同了。世界看中国的眼光也大大不同了。中国天朝上国的华贵色彩开始褪去。
《南京条约》是英国人的胜利。此后，英国商品大量涌入中国。
1842年英国的棉纺织类商品输入中国只有47万英镑，到1845年达到了164万英镑。走私漏税成为普遍现象，1853年英国驻厦门领事罗伯逊在报告中承认：“在厦门，人们都知道，进口货报关的不及一半，海关的出口账目也徒有其名。”不仅如此，鸦片走私更加猖獗。香港成为自由港之后，英国政府和英国驻各地领事为英国鸦片走私大开方便之门。香港第二任总督德庇时在报告中说：“凡有资金之人，都从事鸦片贸易。”鸦片走私入口量大增。在19世纪40年代，平均每年从印度输入的鸦片为37000箱，但到50年代，平均每年的输入量就增加到68000箱。鸦片烟税占印度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1/6。
随着口岸的开放，以英国为首纷至沓来的西方人又提出了划定英国人居留地的无理要求。英国第一任驻上海的领事巴富尔胁迫上海道员宫慕久划拨830亩地为英国人居留地，但是当时在上海的英国商人和传教士总共只有25人。到了1848年，这块地竟扩大到2820亩，此时上海的英国人虽有增加但总数还不足一百。此后1849年，仅有的两个法国商人得到了986亩的“法租界”；1863年，7895亩的辽阔地区成为了“美租界”。
借口治外法权的保护，外国人在华犯罪率飙升。1856年住在上海以及到埠又离去的英国人为630人，这一年（截至12月12日）共发生英国人刑事案件503起，其中杀人4起，重罪犯103起，侵入住宅9件，重罪嫌疑23件，绑票13件，接受赃物9件，勒索14件，非法侵夺财产17件，行凶殴人48件，有意破坏11件，强奸等191件。
（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6—197页。）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形容英国人的行为：“即不畏惧冥冥苍天，又不顾人间正义。”
很多事情有了第一次，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南京条约》的签订，是中国近代史很不好的开端，中国由此走上被黑暗条约笼罩的凄惨岁月。自《南京条约》签订后，从1842年到1949年的107年中，中国与外国政府一共签署了各种条约达1100多个。在国力衰弱的情势下，可想而知，这些条约压迫下的中国和中国人有着如何的生活与心情。
疼痛始于《南京条约》，而《南京条约》痛在落后而不自知，挨打而不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