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练拳去
一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前后，华北大地的直隶、山东等省的乡镇市集出现了一批批扛着“扶清灭洋”大旗，宣称“神拳”、“神团”的义和团民。他们往往吸引成群观众，给了无生趣的下层百姓的生活注入了激情、兴奋和难得的希望。
义和团民是怎么练拳，怎么招揽新人的呢？
他们先在街面上开辟出一块场地，吸引群众围观。表演完寻常的刀枪棍棒之后，义和团最吸引眼球的压轴本事是“刀枪不入”。一群团民用抬枪、洋枪装药填子，瞄准站在百步开外的同伴。那些同伴都袒胸露腹，毫不畏惧地迎接枪弹打击。在围观人群的惊叹声中，数枪齐放，硝烟散起。人们扭头去看被瞄准的团民，他们竟然岿然不动，还笑眯眯地从手中拿出子弹来示众。人群响起了更大的惊叹声，都为义和团刀枪不入、赤手擒弹的本领所折服。很快“奔坛求教者如归市”，义和团便在当地扩展了组织。
其实，所谓的“刀枪不入”是一场骗局。机关就在子弹上面。枪膛里装着的并不是真的子弹，而是“香面为丸，滚以铁沙”的假弹，开枪时面丸化为青烟，既没有杀伤力又渲染了烟雾效果。被瞄准的团民早已在手掌里藏了真弹，这边枪一响，那边即以快捷的手法将捏着的子弹亮出，佯做接住了射来的枪弹。
这样的表演并不高明，并不能让所有人信服。也有观众心里疑虑重重，可极少有人出来拆穿义和团民的表演。一方面是义和团旗帜招展、锣鼓震天，营造出来群情激昂的热烈场面很能镇服心怀疑虑的人，更重要的是大家需要一个“刀枪不入”的神话来振奋精神。即便是理智的怀疑主义者，对“刀枪不入”也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1899年前后是外辱日迫、中国人情绪郁闷的年代。沉重的赔款、趾高气扬的教会、此起彼伏的教民纠纷和中国领土上的外国租界、外国军队一样，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甲午战败给蕞尔小国，《马关条约》让中国人视为奇耻大辱。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都从民间筹集，办法只能是在本来就已经很重的赋税基础上再摊派苛捐杂税。老百姓怨声载道，官府中人也不愿这么做，可又不得不这么做，最后大家的火气都对准了始作俑者——洋人。偏偏在华洋人又火上浇油，社会上经常爆出洋人依仗特权夺人钱财、信教民众仗势欺人、教会干预地方司法、地方官员袒护教民的新闻来。特别是德国占领胶州湾，强划山东为势力范围，掀起了列强在中国抢占势力范围的狂潮，加剧了中外矛盾。老百姓对教会、对洋人充满仇恨，需要发泄情绪。义和团的兴起恰逢其时，一下子就成了老百姓寄托希望、发泄仇恨的载体。
义和团初名“义和拳”，起初是山东、直隶社会底层民众的秘密结社组织。严格地说，义和团还算不上是“组织”，因为它一直没有形成固定的组织结构，没有协同一致的行动，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也没有明确的领导人。和19世纪中国大地上其他的秘密结社组织一样，义和团长期在民间断断续续地发展，像荒草一样生死不定。恰恰因为它在早期力量薄弱，入不了清朝官府的法眼，才得以在大的民间组织被官府一一剿灭后异军突起、傲视群雄。在老百姓仇外的大背景下，山东各地大刀会、红拳会以及其他秘密结社的成员纷纷自称义和团，义和团组织迅速膨胀。在老百姓眼中，它俨然成了抗强扶弱、对付外辱的正义化身，大家都踊跃参加义和团。一时间，义和团运动席卷华北大地。轰轰烈烈的，老百姓都去“练拳”了。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飞进来了。义和团在组织膨胀的同时，人员和思想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许多愚昧迷信的内容（比如刀枪不入、烧符喝水、喷火吞金、跳大神等）和偏激极端的思想（最突出的就是全面、彻底地否定西方事物，极端仇视外国人，顺带着把学外语、用进口商品的中国人也列为“二毛子”、“三毛子”直至“十毛子”）。
中国民间蕴含的力量是极其巨大的，也是缺乏组织的。
中国历史一再证明：如果没有合理的组织和疏导，中国民众突然爆发出来的能量是极为可怕的。1899年的中国就面临着这种可怕力量的威胁。
义和团中的愚昧迷信和极端仇外的思想很快得到了发展。越来越多的加入者喝下符水，相信自己已经刀枪不入了，然后拿起棍棒、刀枪，成群结队地报复教会组织和洋人。他们烧毁教堂、杀死传教士，捣烂电报局、割断电话线，推倒火车、扒断铁路线，最后发展到迫害信教的中国人和西式学堂里的师生们，从“二毛子”到“十毛子”都成了义和团追杀的对象。其中，自然还有一些“流氓无产者”挟私报复、劫掠钱财的打砸抢烧行动。
官府就不管管吗？
内忧外患的清王朝要应付的事情很多，历次打击已经让它虚弱不堪。因此，清朝官府已经没有了像其他王朝那样严厉镇压民间秘密组织的力量。既然来硬的不行，官府就想到了另外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对付民间结社的传统方法：招安。
在义和团发展最盛的山东地区，李秉衡、毓贤等历任巡抚都以“控制”义和团为目标，将义和拳改名义和团，奏请收为团练组织。1899年出任山东巡抚的毓贤还赏拳民以银两，让拳民教授官兵武艺。山东地区义和团和传教士、教民的冲突加剧。因为西方公使的强烈反对，义和团编为团练的计划没有施行。公使们对义和团的态度很明确：必须镇压这群“暴民”，而且还要查办毓贤等人。清政府阳奉阴违，只是将毓贤撤职了事。义和团势力继续滋长。
历史学界一直在争论李秉衡、毓贤等人到底是倾向义和团的“革命者”还是阴险狡诈、要用软刀子消灭义和团的“反动官僚”。跳出争论，我们设身处地地为李秉衡、毓贤想想，在国家多事、官府无力的背景下，李秉衡、毓贤等人处理义和团事务的对策是唯一现实的方法。
义和团暴力行为的滋长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一群政治野心家看中了义和团的力量，妄图加以利用。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后关系恶化。慈禧太后想罢黜不听话的光绪，可光绪在变法前后表现出来的开明形象赢得了西方的好感。西方公使集体反对罢黜光绪皇帝。慈禧太后隐忍不发，退求其次，在1899年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自己的侄外孙溥俊为大阿哥（载漪娶了慈禧弟弟桂祥的女儿为妻，生下溥俊），准备接替身体欠佳的光绪的帝位。结果，各国公使支持光绪皇帝，拒绝前往朝贺新立的储君，做出集体反对慈禧的小动作。慈禧是个权力欲极强的女人，至此，对西方公使们恨之入骨。
端郡王载漪为了即将到手的帝位，聚拢一批人组成了“大阿哥党”。核心成员包括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等，刚毅、徐桐、崇绮等大臣也加入其中。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除了争权，就是守旧仇外。从洋务运动开始到戊戌变法，他们始终都是排外者。他们要反对言行相对开明、与西方关系密切的改革派官僚。载勋、载漪等人原本力量不强，可两个因素让他们在1899年的权力格局中占据了优势。一是改革派的领袖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分别担任两广、湖广总督，不在北京；另一个相对开明的实权人物荣禄明哲保身。力量对比有利于“大阿哥党”。二是“大阿哥党”利用了上自慈禧下自普通义和团民的仇外灭洋心理，鼓吹“排外”，不惜绑架整个朝廷乃至国家的命运来追求集团的私利。
朝堂上开始有人说义和团是“忠义”之民，对朝廷忠心耿耿，何不利用他们来帮助朝廷消灭洋人？“利用义和团灭洋”作为一个政策选择，出现在了朝堂之上。徐桐、崇绮等人加入了练拳的行列，刚毅、载澜改穿义和团装束，“大阿哥”之父载漪不仅在府中设坛立团，朝夕虔拜，还把义和团首领请进了端王府。
一个不可忽视的史实是，“大阿哥党”的载勋兼任步兵统领，掌管京城九门，载澜掌管神机营，载漪指挥虎神营，他们三人控制了京城内外10万官军的大部（另一部分军队受荣禄指挥）。在义和团运动鼎盛时期，京城大门是对拳民敞开的。
无序的农民运动被别有用心的野心家所利用，其运动的轨迹将会迅速失控，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并超乎农民本身和妄想利用他们的野心家的控制。
二
1899年5月19日，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给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写了一封长信，描述他所了解到的恐怖情况：“被杀死的基督徒有70多名……许多村庄被抢掠和烧毁，更有大量村庄被废弃。2000多名基督徒赤手空拳，无衣无食，四处逃窜。仅北京一地，就大约已有400多名难民，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成千上万人将在近期赶来。我们将必须停止中学以及大学的课程；利用所有的医院做空房接待这些不幸的人们。在东部，抢掠和焚烧情况严重，每小时都有警报消息传来。北京已被四面包围，义和团日渐临近北京，唯一耽误他们行程的是他们对基督徒的烧杀抢掠。……宗教迫害不是唯一的宗旨，真正的目的是灭绝欧洲人……北京城里他们的同伙已经准备好攻击教堂并清除领事馆……”
从1899年夏天开始，欧美报纸开始报道中国华北的局势，报道义和团杀戮宗教人士的消息。他们一致认为中国不能制止不断发生的杀戮事件，违反了条约义务。早在四月份之前，各国驻华公使就三度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解决义和团问题。到了盛夏，义和团暴力事件愈演愈烈，清政府明显“不作为”。各位公使承受在华侨民和本国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对清政府的不满也越来越多。与国内舆论怀疑清政府是大规模暴力事件的幕后唆使者不同，在华的各国公使得出的结论相对接近事实：虚弱的清政府没有能力平息华北的大规模骚乱。
于是，各国公使再度照会清政府：如果清政府不能保证在华外国人的安全，各国政府强烈要求自行派兵来华“自卫”。
接到照会后，清朝总理衙门的大臣曾私下与关系不错的美国驻华公使康格接触，希望康格请美国政府出面斡旋，务必不能让列强派兵来华。清政府已经被列强的坚船利炮给打怕了。
康格回答说：“由于我已经向美国政府电告了清政府保证平息暴乱法令，却发现六个月来那不过是一纸空文，所以我不会电告美国政府说大清可以或者正在平息义和团。”不仅直接拒绝了中方的请求，康格还进一步声明：如果清政府不能让情况缓和，暴民威胁不能解除，他将强烈要求派遣足够的美国海军警卫保证安全。
总理衙门大臣连忙摆手说“没有必要”，他们反对美国派兵来华。但对于关键的义和团问题，各位大臣只是机械地重复半年以来的说辞：清政府将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
康格是常年和清朝官僚打交道的“中国通”。他很清楚清朝大臣的回答意味着清政府在拖延时间，而并不会采取什么“有效措施”，更不能“解决问题”。
5月28日，9名皈依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派的中国妇孺教徒被义和团民残忍地杀害了。这个消息让各国驻华使馆迫切要求保护自身安全。德、英、美、奥（奥匈帝国）、法、意、日、俄八国公使联合致信大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告说八国决定开会商讨运送军队抵京事宜，要求清政府安排火车运送各国军队进京。
八国能所征调的军队主要是各国在天津的驻军。他们不知道，京津铁路早已被扒了。京津交通被割断，在京各国侨民已经被困在北京了。不久，北京对外电报通讯也将消失。他们将和外面的世界彻底失去联系。
29日，总理衙门对八国公使的集体信件作出答复：已经派兵赴各地平息暴乱，请求各国三五日之后再做决定。
第二天（5月30日），各国公使由英国公使窦纳乐领头，郑重地面见总理衙门大臣徐用仪、许景澄、袁昶、廖寿恒和联元5人。
窦纳乐重申了各国的要求：允许派兵进京保护外国公使馆，要求清政府提供交通便利。为了说明中国军队已经不能保护外国人而且还加入了排外的队伍，窦纳乐特地指出在丰台有两个英国人遭受守护永定门的清兵袭击、清兵焚烧了法国工程师的住房。窦纳乐强硬地表示即使清政府不同意外国军队进京，各国士兵也会如期抵达。事实上，各国抽调的武装警察已经在赶往北京的路上了。
徐用仪、许景澄等人面对最后通牒一样的会面，只能继续采取拖延战术，说兹事体大，要请示颐和园的光绪皇帝才能决定，请公使们第二天清晨等消息。
英、俄、法、美公使当即要求总理衙门立即答复。窦纳乐强调说中国军队已经加入了攻击外国公民的行列，情况紧急，任何拖延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徐用仪等人作出让步，表示当日下午将会奏请皇上，请公使们等候消息。各国公使失望之余，在告辞前再次重申：无论清政府是否准许，各国都将发兵自救。31日下午4时左右，各国公使离开总理衙门。之后他们没有得到是否准许本国军队进京的任何回复。
各国公使终于确信眼前的骚乱是清政府内部出了大问题。清政府内部积累的矛盾和旷日持久的明争暗斗，如今通过义和团的狂飙表现了出来。上帝远在西方，而且连供奉上帝的教堂都一个个陷入了熊熊烈焰，在华外国人只能武装自救了。31日凌晨，50名美国兵、75名俄国兵、75名英国兵、75名法国兵、40名意大利兵、25名日本兵抵达北京。这支人数有限的军队随即加入了武装保卫使馆区的队伍。这让局势进一步恶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