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边，徐用仪、许景澄、袁昶、廖寿恒、联元等人在朝廷中靠边站了。他们五人都是熟悉洋务的相对开明分子，反对仇外排外，主张和平交涉。因此他们和载漪一派格格不入。在慈禧太后废帝立储问题上，徐用仪、许景澄、袁昶、联元等人坚决反对——和外国公使的态度一致。这就在切身利益上得罪了“大阿哥党”。此外，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人多次维护光绪皇帝、上书指斥刚毅等人，双方的冤仇越结越深。现如今，载漪一派借着义和团狂潮势力水涨船高，哪能放过排斥异己的绝好机会？清政府将总理衙门大换血，任命载漪、启秀、溥兴、那桐四名守旧排外且不通外务的大臣接替徐用仪、许景澄、袁昶、廖寿恒、联元5人。
从此，即便是冗长无聊、毫无效果的外交沟通渠道也在清政府和各国公使间消失了。
三
6月10日，在天津的各国军警决定组织联军，强硬向北京进军。
联军由英、法、俄、美、德、日、奥、意八个国家出兵组成，史称“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在刚刚组成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宏伟蓝图。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冲进北京，解救被困在使馆区内的外国人。进入6月，北京局势更加恶化，各国公使馆通过电报频繁向外界呼救。八国联军的组成最初是在京的各位公使“喊救命喊出来”的，一共有2100余人，推举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指挥。西摩尔带着这支不小的队伍，艰难地向北京进发。
清政府派许景澄前往阻拦，要求八国联军折回天津。西摩尔断然拒绝。之前半年，西方各国与清政府反复交涉，清政府的毫无作为和频繁开空头支票已经透支了西方的信任。这一次，西摩尔根本就不相信许景澄的任何说辞或者许诺。2100余人的队伍继续向北京挪动。他们每走一步都很难，沿途已经成熟的玉米林和义和团民的偷袭严重滞缓了进军速度。直隶总督裕禄下令清军加入堵截八国联军的队伍。清军的参战让中国政府军和外国军队直接交战，让一次营救行动升级为国家之间的战争。历史书上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就此打响了！
西摩尔一行人在清军和义和团的共同打击下，出天津城不远即被迫退回天津。
义和团初战告捷，团民们更加兴奋，他们彻底拆毁京津铁路，切断京津电报线。许多清兵也加入了义和团的行列。6月11日，奉调入京的清兵甘军士兵发现街上有人乘坐小轿车，上前围攻。尽管车里的乘客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东方人，他们还是杀死了乘客，并残忍地将尸体肢解后抛在路边。这个死者是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杉山彬。杉山彬的死，急速加剧了在京外国人的恐慌心理，他们一个劲地发电报催促援军早日赶到。
与八国联军爆发战争后，对清政府家底知道得一清二楚的慈禧太后害怕了。心虚的她更需要现实中的和心理上的支持。守旧排外势力再次大力推荐“刀枪不入”、“神灵附体”、“扶清灭洋”的义和团。6月13日，慈禧太后权衡之后，决定向义和团“示好”。清政府承认义和团的合法性，准许团民进入北京。13日后，10万义和团涌入北京城。慈禧奖励了团民首领，还下令内侍宫女学习义和团功夫。上行下效，朝廷亲贵、王公纷纷召团民去护卫府邸；清军官兵不仅对持械在京城四处游荡的义和团民熟视无睹，自己也正儿八经练起拳来。
义和团迅速失控，打砸抢烧行为蔓延全城。最繁华的前门大街一带，上千家巨商大铺被大火焚成废墟。正阳门楼亦被烧塌。京师24家铸银炉厂也全被焚毁，北京市所有钱庄银行因此被迫歇业，全城市场交易停止。义和团的秩序代替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团民四处设坛，烧符念经，四处搜捕洋鬼子、二毛子，或者拉人来辨认是否是媚外分子。信教的中国人如果没有及时躲入使馆区，性命就会不保。13日义和团刚进城的时候，美国使馆馆员切希尔冒着生命危险，偷偷跑到总理衙门前希望找人沟通。结果，总理衙门大门紧锁，空无一人。充满理想主义的美国人也彻底断了与清政府接触的想法。
6月14日，义和团民包围了公使馆区。入夜，围馆团民的火把照亮了整个天空。
15日，美国代理国务卿海约翰给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发了一封电报：“你需要更多军人吗？与海军指挥联系并回报。”电报发出后渺无音讯。三个月后，海约翰才收到了康格三个月前发的求救电报。
北京各使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
欧美社会开始传言义和团已将各国驻华公使都斩尽杀绝了。
各国政府都在相互询问：北京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北京发生了什么？
一
北京使馆区成为一座孤岛的同时，各国援军开始云集天津大沽外的渤海湾。
6月16日，各国援军在大沽炮台与清军展开激战。当天中午，慈禧太后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处于帝国金字塔顶端的王亲大臣、六部、九卿100余人悉数参加了决定天下命运的这次会议。
会议纠结于如何看待义和团的问题。一派是坚持袒护、利用义和团，另一派反对利用义和团，立场坚定，泾渭分明。袁昶说：“拳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他们一派主张镇压义和团，迅速稳定局面，然后与外国交涉。慈禧对外国人心存忌讳，反驳说：“法术无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既不想与外国交涉，又没有强大的力量可以依靠，她只能转向义和团。“法术无足恃”表明慈禧对义和团那套三脚猫的功夫也不相信，她看重的是义和团狂飙运动中体现出来的“人心”。强烈对外的社会心理是和慈禧太后的意志一致的，是可以利用的。
会议讨论的结果是：第一，由荣禄派兵保护使馆区。等京津铁路修复后，使馆人员愿去天津与否，悉听尊便；第二，千方百计阻拦八国联军进京。可见当时，清政府还不想与列强开战，但又想不出妥善的解决方法，只求维持现状。总理衙门将朝廷的意见通知了各国使节，荣禄也派出了清军保护使馆区。
17日，大沽炮台陷落的消息传来。下午3时，慈禧太后紧急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会上，慈禧拿出了一份列强的“照会”。照会内容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四、勒令慈禧太后归政光绪皇帝。如此重要的照会据说是荣禄的门生从江苏搞来，通过荣禄转呈的。也有人说是“大阿哥党”们炮制的这份照会。总之，后人大多怀疑此照会的真实性。普遍的说法是照会的四项要求早就在西方人中流传。上海英文报纸《北华捷报》曾发表一篇社论，明确提出了这四项要求，后来又被转载在《字林西报》上。可能是在此文刊登前，被报社华裔职工获悉，辗转被江苏粮道罗嘉杰所悉。罗道台将之当成重要情报汇报给了北京。不论真假，它对慈禧的心理造成了巨大打击。慈禧和列强的矛盾实质是权力之争，慈禧害怕西方推翻自己的地位。之前西摩尔的进军，现在大沽炮台失陷、列强大军云集天津，再到眼前明确逼自己退位的照会，无不切割着慈禧脆弱的神经。
内容一宣布，依附慈禧权力的载漪等20多人哭成一团，宣誓效忠太后老佛爷，要求和洋鬼子誓死一战。慈禧恶狠狠地说道：“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慈禧这番话大有为了自己的权位而不顾国家存亡，胁迫天下与西方世界一战的豪赌心理。赢了，慈禧保住了权位；输了，国家败亡，生灵涂炭。载漪等人却在一旁众口一词助阵：“非战不可。”慈禧于是拍板：“今日之事，诸臣已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
袁昶、许景澄二人赶紧劝阻慈禧太后不能依靠义和团，更不能向列强宣战，不然会国破家亡。慈禧太后正在气头上，降旨将二人处斩：“许、袁二人其罪在声名恶劣，平日输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许袁二人死后，家人不敢收殓，昔日的同事、兵部尚书徐用仪代为殡葬。载漪、刚毅等人得知后，指使一伙义和团民闯入徐家，将徐用仪及全家人紧紧捆住后乱刀捅死。一不做二不休，载漪、刚毅又指使团民去联元家中杀害了联元、逮捕了立山。立山多次公开怀疑义和团的“神术”，团民抓住他后在义和团坛前焚表查验他是不是“二毛子”。查验时，纸灰上升，表明立山不是二毛子，但团民还是将他投入监狱。徐用仪、联元的死和立山被捕，慈禧太后都不知晓。载漪、刚毅等人事后请旨诛杀三人时，慈禧立即同意杀戮三人。这表明，慈禧已经渐渐偏离了正常思维，多少染上了极端排外的情绪。讽刺的是，杀害徐用仪的圣旨给他定的罪名是：办理洋务贻患甚深。
开明官员横死，顿时让朝堂上下噤若寒蝉。没有人再敢劝阻慈禧太后理性行事了。
慈禧也曾派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等人出京考察义和团运动的真相。可她选的这两个人都是根深蒂固的保守排外分子，出京后看到义和团民到处捣毁铁路电线、焚烧洋书油画，“于我心有戚戚焉”，从心底里认同了义和团的思想。结果他们回来大夸义和团的好处，鼓吹义和团可用。这对慈禧在非理性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
6月19日，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华使节“限二十四点钟内各国一切人等均需离京”。
困守使馆区的各国公使集会商议对策。德国公使克林德提议各公使联袂前往总理衙门要求保护。其他公使纷纷摇头反对。日本书记官杉山彬的死就是血淋淋的教训，表明外国人离开了使馆区就有生命危险。克林德大不以为然。他18岁就进入德国使馆做翻译，在中国历练多年，性格暴躁又自信。克林德并不害怕义和团，14日下午他就曾率士兵开枪打死团民约20人。他见其他公使拒绝一同去总理衙门，坚持单独去面见总理衙门官员。
结果，这成了克林德一生中作出的最后一项决定。他离开使馆区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6月20日，克林德带着翻译柯士达分乘两顶轿子前往总理衙门，走到现在东单北大街西总布胡同西口的时候遇到了载漪掌管的虎神营的小队长恩海率领士兵巡逻。克林德在轿中开枪向恩海射击，恩海躲过子弹后拔枪还击。克林德顿时丧命，成了被清军杀死的第二个外交官。当时在北京的记者莫里循采访了逃回来的翻译柯士达。柯士达说：“谁射杀了公使，他的同伴是些什么人，这都是没有疑问的。他们不是义和团，而是清兵，都穿着军服。他们无疑是事先在捕房附近埋伏好的。唯有九门提督崇礼方能下此命令……此外，还有一个情况可以佐证公使是被政府军谋杀的：没有人向轿夫和马夫开枪。假如是义和团，他们一般都会以同样的仇恨袭击为洋人服务的中国人。”莫里循在《泰晤士报》上报道：“太后和端郡王……筹划了一次集体屠杀，根据这一计划，所有外国公使在那天早晨都将大难临头。”他的观点代表了西方普遍的看法，那就是克林德是被清政府有组织、有预谋地谋杀的。可根据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对恩海的审问，并没有发现“预谋”的证据。恩海说载漪事后曾答应提拔自己，还说要赏银70两。结果，恩海只拿到50两赏银，也没有获得提拔。中国史学界普遍认为，克林德的死是一次意外冲突，没有预谋。
克林德死后第二天（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奥匈帝国11国同时宣战。
宣战诏书痛斥西方列强欺凌、侵略中国：“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民人，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因此，“朕今泣涕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那清政府拿什么和西方所有主要国家作战呢？首要的力量当然是义和团：“近畿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巢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戈以卫社稷”；其次的力量是全国忠勇的百姓：“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二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剪彼凶焰，张国之威”。
诏书拟得振奋人心，但所谓的宣战却局限于对北京使馆区的主动进攻。原本聚集在使馆区周边的义和团和朝廷军队，前者扬言要攻入使馆杀绝洋人，后者是受命来保护使馆区的。6月16日到20日中午，因为荣禄所部军队的保护，义和团没能对使馆发动进攻。6月20日下午开始，形势变了。使馆区遭到了清军和义和团的联合攻击。
各使馆已经抓紧时间筑起防御工事，武装成年男子和部分妇女，严阵以待。在此后将近两个月内，外国人依仗防御工事和先进的军火，阻挡住了清军和义和团的联合进攻。
外国亲历者的记录能让我们对使馆区的战斗有一个直观了解。窦纳乐事后在报告中写道：“（6月20日）下午四时正，清军从北面和东面开火……于是开始了中国政府军队对北京各使馆的有组织的进攻”，“他们为了要打垮及消灭我们做了三个多星期的坚决努力……而这种努力不是利用暴徒或叛兵，而是利用中国政府有组织的部队干的”。康格在信中写道：“华兵奋击共26日……约计施放炮弹四千有奇，枪弹数万……中国兵死约二千余名。”义和团缺乏组织和训练，武器低劣，加上迷信“刀枪不入”的神功，常常盲目进攻，造成了巨大的无谓伤亡。曾经有一名“十五岁之童子……直对日本防线而来，手中并无兵器，只拿引火之物及油一瓶”，他本想纵火，结果半道就中弹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