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楚国来说，楚共王执政后，霸势转衰。好多原先的中原属国倒向了晋国一边。在南北对峙的格局中，天平已经开始向晋国一方倾斜了。子重等一班旧臣对外竭力维持力不从心的霸业，对内又居功自傲，常常将私利放在国家利益前面，贪婪侵占，终于演变成内乱。同时，与晋国出现白狄入侵一样，楚国也面临着崛起于东南的吴国的骚扰。吴国日益强大，开始伐楚、伐巢、伐徐，对楚国构成严重威胁。
令尹屈建推动的商议最终也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意向戌的倡议，与晋国和谈。楚国的考虑与晋国一样，既有形势所迫的现实利益考虑，更想抢占外交先机。毕竟和平在外交上永远比战争更具有道德优势。
两个超级大国都同意了会盟的提议，向戌隐约看到了成功的曙光。紧接着是要说服次等大国齐国和秦国，这两个国家一东一西，相隔千里。向戌马不停蹄，着实奔忙了一番，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齐国和秦国也相继答应了向戌的建议。事情办到这份上，向戌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是，晋、楚、齐、秦四大国是二超二强。没有他们的一致同意，会盟注定不会成功；一旦他们都同意了，中小国家都不得不同意。
向戌表现出一个外交家的精细之处。他或者亲往，或者去函，先后又联络了一些中小诸侯国。
三
当年五月至七月间，弭兵会盟在宋国举行。最先抵达宋国的是赵武率领的晋国使团，他们受到了向戌隆重的接待。作为稍占优势的霸国，晋国对这次和谈表现出了必要的负责任的姿态，受到了宋国的欢迎。接着郑国、鲁国、齐国、陈国、卫国、邾国、楚国、滕国、蔡国、曹国、许国和东道主宋国等12个候国的卿、大夫和小国国君都先后到会。秦国因为僻处西方，交通不便，没有向宋国派出使团。但是秦国口头表示同意弭兵。
于是一场足以与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和维也纳会议相媲美的国际外交盛会召开了。宋国专门在都城西门外搭建了会场。会场之上，冠盖云集，庄严肃穆，规规矩矩；会场之下，双边往来，交游许愿，更重于会场之上。上下交替，内外结合自古就是国际外交场合的惯例。
要在短时间里消除刚刚放下屠刀的各国的心理隔阂是不可能的。因此会议进行得并不是那么顺利。楚国使团在会场上下都在自己的衣服里面暗藏了兵器，不知是为了防备，还是有袭击晋国人的企图。晋国使团一开始就发现了这些兵器，认定楚国人心怀叵测。会议气氛开始不对了。与会的赵文子老成地讲道：“没关系。如果楚国人有所动作，对我们不利的话，我们就马上跑进宋国都城去。”这个消息又传到了郑国使臣叔向那里，叔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提前有个防备即可。”楚国使团的部分成员开始觉得携带兵器参加会议有些不妥，便建议全团不要这么做了。他们怕这样做得不偿失，有可能在天下人面前失去信用。但楚国使臣子木力排众议说：“我们和晋国人本来就互相不信任。只要我们能争得霸主的地位就可以，就要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楚国依然我行我素。一时间，各国使团都议论纷纷。好在大家都是政坛老手，很快适应了这样的相互戒备的状态。
在公开场合，晋国和楚国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争得面红耳赤，主导了外交进程。
楚国使节抛出了第一个和谈方案：“晋、楚之从，交相见。”这个“晋、楚之从”是指附属于晋、楚的中小国家；“交相见”的意思是相互朝贡，也就是说原来晋国的属国现在也要向楚朝贡，属楚的同样要向晋奉献。分别从属晋、楚的中小国家现在要同时负担向晋楚两国朝贡的义务，其结果是给这些中小诸侯国增加了一倍的贡纳财物的负担。
春秋中后期中小国家的朝贡压力是相当重的。公元前551年，晋国派人到郑国要贡品时，子产回答说：郑国对于晋国，“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无日不惕，岂敢忘职”。春秋时代，鲁、郑等国相对晋、楚大国属于二等国，但是它们相对一些小国又是强者，小国对于它们又有负担。鲁国向邾国等国家索取贡物，便是其例。这个方案必然加重强国对弱国的剥削，弱国们对楚国的方案敢怒不敢言。对于晋国来说，由于原来从属于晋国的国家占多数，这个方案使晋国吃了亏。
向戌作为东道主，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环顾四周，看见晋国的赵文子端坐在那不动声色，暗自庆幸自己身处两强对峙的局面，总会有人出头遏制楚国的。
赵文子在众人期许的目光中站了起来，说：“晋、楚、齐、秦是相互匹敌的四大国。我们不能强求齐国去朝贡楚国，正像你楚国也不能强求秦国来朝贡我们晋国是一样的道理。”接着，赵文子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作出了很大的让步，同意按照楚国的方案进行讨论。最后各国商定，除齐、秦两国外，其他各国都须相互向晋、楚两国朝贡奉献。两国的附属国必须既朝晋又朝楚，承认晋、楚为其共同的霸主。
最后的外交成果与当时南北方对峙的力量格局是完全吻合的。晋楚两国无力继续争霸，无奈地选择了平分天下霸权。
楚国从这个结果中获得了明显的好处。看似失利的晋国，在以赵文子和叔向为代表的称臣劝说下也接受了这个结果。赵文子等人认为：“如今大部分诸侯国都参加了弭兵会盟，我们反楚国之道行之，显示出大国的德行、气度，并没有吃亏。我们晋国的目标是要最终成为诸侯国中的霸主，而不要目光短浅地争这个暂时的盟主。”在具体程序上，晋国两次出让给楚国会盟的首歃权。赵武作为两次盟会的晋国代表，一次以道德理由，一次以“以骄其志”的理由放弃与楚国的斗争，其实是深知身陷内争的晋国在争霸天下时已经力不从心了，是他自欺欺人、苟且偷安的退缩。
经过两个多月的细节上的争吵，弭兵会盟终于在七月结束。
和平就是长期停战
一
这场足可载入外交史册的弭兵会议为左师官向戌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向戌自诩有功，非常重视会议的成果。宋国上下也非常认同这次在本土举行的国际盛会。宋公因此给予向戌60个邑的封赏。
向戌不禁欣欣然骄傲起来。他找到司城子罕炫耀起自己的外交功绩。不想，一向持重的子罕非但没有对弭兵会议表示赞赏，反倒恶狠狠地数落了向戌一番。向戌遭此棒喝，大为意外，战战兢兢地听完了子罕的数落。
子罕说：“国家间的矛盾和斗争是永远存在的。战争是国家斗争的军事表现，也是不可避免的。况且军事威胁的存在有很强的威慑作用，它可以威慑不法行为，可以成为伸张正义的工具，怎么能从根本上废除呢？没有了军事的存在，也就没有了基本的威慑力量，国家之间就会有人肆无忌惮地挑起争端，天下会出乱子，国家也会灭亡。你自不量力地去努力废除它，既是欺骗自己，也是欺骗天下人。晋国、楚国、齐国、秦国和其他的一些中小诸侯国的国君和百姓都被你欺骗了。他们听信了你的不实之词，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参加了这个不可靠的会盟。要我看，各路诸侯和全天下的百姓应该共同来讨伐你。你不见好就收，反倒得寸进尺地希望得到宋公的赏赐。放眼天下，有你这样贪得无厌、厚颜无耻的人吗？！”
说到激动处，子罕一把从向戌的手里抢过那束写着封邑的册命竹简，当着向戌的面用刀狠狠地砍坏，并且愤怒地一把扔在了地上。
向戌已然是呆若木鸡了。沉默片刻后，他突然一把拉住了子罕的双手，痛哭流涕地说道：“没有你老兄的提醒和警示，我向戌就犯大错了。多亏了你，我才知道外交是不能寄予厚望的。国家间的利益追求和斗争才是永恒的。”
向戌和子罕的对话代表了当时很多公卿、大夫们的观点，充分显示出当时这个所谓的“弭兵”会盟是多么的不可靠。晋楚两国各有各的算盘，这个和平的协议只是权宜之计，他们都在保持自己的武力，以图日后争得霸主。这场会盟只是从公元前546年到战国初期的长时间停战而已。正如子罕所言，军事力量的存在是必要的。子罕并不是反对用和平对话的手段去解决争端和问题，而是认识到和平的实现要依靠强大的国防，不能不切实际地希望和平的来临。即使在和平条约签订以后，也不能放弃对军队和国防的建设。因为它始终是一种威慑的力量，是实现持久和平的保证。
虽然向戌在成功主持了弭兵会盟后得到人心思定的中小诸侯国的交口称赞，但当冷静地接受了冷酷的批评、经历了短暂的浮躁后，他表现出了异常的冷静，承认了外交手段毕竟不是国家竞争的根本手段。客观结果也证明，弭兵会盟后中小国家的负担并没有减轻。他们为脆弱的和平付出了双倍的贡赋代价。这些代价当然还是落到人民头上，人民负担也就不断加重。如齐国“民参其力，二入于公”。人民因此掀起的反抗和国内其他矛盾混杂在一起，促使各国更加专注于国内矛盾的梳理。
二
弭兵会盟最大的影响是结束了中原混战，使春秋以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姿态走完了剩余的日子，进入战国时期。弭兵会盟召开后，各诸侯国之间40年内没有交战。尤其是晋国和楚国之间终春秋之世未再兵戎相见。除了后起的吴与楚、越与吴之间的争雄战争外，在广大的中原地区基本上就没有了大范围的战争。这是在国际格局方面的转折性变化。
与中小诸侯国一样，晋国和楚国也都转向专注于内部争斗。在晋国，日后的韩、赵、魏三家分晋已经初见端倪。大夫取代诸侯、家臣取代大夫的新变化是此时开始的政治趋势。在深层次上，它表明旧的奴隶主贵族在逐渐没落，新兴的封建主渐渐崛起，而社会中的奴隶们也在不断转化成自由的小生产者。旧的贵族势力逐渐退出政治舞台。因此，大国之间对于霸主的争夺也远没有昔日那种锐气了。
楚国也受到了吴国的掣肘，后院出现了火星。吴国与以晋为代表的中原国家常通友好，坚持与楚为敌，夺取了原来属于楚国的很多土地。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历经五次战役，终于攻陷了楚国的都城，楚昭王逃亡。直到第二年楚国大夫申包胥从秦国借来救兵，与楚国残余力量合力才得以击退吴军。经此大仗，楚国元气大伤，再也没有力量参与中原争霸了。
“因此可以说，弭兵之会是春秋时期由诸侯兼并转向大夫兼并的关键之年，也是春秋时代由前期转入后期的标志。”（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三卷第四章）之后春秋征战的中心便由中原移到了东南地区的吴、楚，吴、越之间。当楚国解决了南方问题，再次北向的时候，却发现原来的老对手晋国已经解体了。经过半个世纪的停战，更加残酷的战国时期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