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日本的新仇旧恨
一
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1月18日下午3时，袁世凯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
袁世凯以为主动求见自己的日置益是来讨论“山东问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国宣战，进攻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范围。民国政府仿照晚清日俄战争旧例，宣布“局部中立”，这就是所谓的“山东问题”。1914年底，日本军队占领胶州湾和东胶铁路，拒绝撤军。可袁世凯不曾想到的是，日置益拿出厚厚的一摞文件，宣称日本政府对民国政府提出了一些新要求，希望袁世凯承认。说完，日置益简要地介绍起来，日本这些对华新要求一共分五号，共计二十一条。
第一号要求共四条，是有关“山东问题”的：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并且要求建造由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路的铁路；中国从速自动开放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第二号要求共七条，要求将东北南部（日本所谓“南满”地区）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划为日本势力范围；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99年；日本人在南满及内蒙古东部地区自由居住、经商、开办实业；日本垄断该地区的矿产等。第三号是有关汉冶萍公司的两条要求：两国“合办”该公司；垄断该公司所属各矿及附近矿山。第四号要求只有一条：中国沿岸所有港湾及岛屿，只能割让或者租与日本。
日置益说完第四号要求，看看袁世凯和在场的秘书夏寿田等人都面带怒色，又拿出第五号文件，介绍起更耸人听闻的七条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日合办中国警察、军工等事业；将长江流域的铁路建造权许与日本，日本垄断福建交通；日本在华所设医院、寺院、学校等拥有土地所有权；日本在中国有布教权。如果说前面的四号要求都是在具体领域将中国捆绑起来来侵害中国主权，那么这第五号文件便是赤裸裸地向中国躯体上捅刀子，无疑是要变中国为日本的保护国。
介绍完后，日置益不顾袁世凯等人面红耳赤、神色激愤，继续说道，如果中国政府承认此二十一条要求，日本将归还胶州湾，同时“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
袁世凯压住怒火，宣布将由外交部和日本方面具体商议，要日置益等候消息。
等日本人走后，袁世凯脸色铁青，咬牙切齿地和在场随扈说，日本这二十一条要求是要灭亡中国，就是日军打到新华门了也不能同意。纵横中国权力场的袁世凯对于日置益最后以支持自己称帝为诱饵，引诱自己承认二十一条尤其感到愤怒。此前，袁世凯已经动了称帝的心思，并开始制造舆论开展准备工作。现在，他厉声命令秘书夏寿田，所有关于帝制之事一概停止。“我要做皇帝，也不做日本的皇帝。”当务之急，是如何应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二十一条要求。
尽管已经是傍晚时分，袁世凯还是命令召集外交总长孙宝琦、外交次长曹汝霖、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等人紧急来总统府密议对策。当晚，民国政府的外交决策层整整磋商了一夜。大家一致认为，要想方设法拒绝日本的过分要求。
现存于天津市历史档案馆的袁世凯资料中，有一份袁世凯在二十一条最初文本上所作的朱笔批注。袁世凯逐行逐字，对日本的要求进行了批驳，让后人直观地看到了袁世凯对于二十一条最真实的看法。
比如在第二号开头，日本人写道：“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向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袁世凯批道：“无此‘向认’。”在“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这条要求旁边，袁世凯批道：“漫无限制，各国援引，尤不可行。”在“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这条要求上面，袁世凯直接将“他国”改为“外国”，然后认为“此当然之事”。中国海港和岛屿本来就不能让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外国。在“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这条要求上面，袁世凯把“所有权”三字重笔点出，表示异议。在日本有关内蒙古东部地区借款、课税、开埠、合办农工业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凯干脆直接批道：“办不到。”
整份文件的末尾，袁世凯批道：“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第二天（1月19日），袁世凯召见军事顾问日本人坂西利八郎，愤慨宣布：“日本竟以亡国奴视中国，中国决不作朝鲜第二。”
二
据说，袁世凯临死的时候曾感叹：“日本去一大敌矣。”诚如所言，袁世凯一生与日本为敌，日本也始终视袁世凯为大敌。
日本是近代侵略中国最多、危害中国最深的国家，爱国之人无不视日本侵略势力为敌。袁世凯仇视日本，完全是出于爱国义愤。袁世凯生父和嗣父双亡后，曾由叔父袁保恒抚养。袁保恒在西北任职，就将袁世凯带到了西北。当时西北正组织全民动员，军民踊跃奔赴抗俄前线；左宗棠率领清军，深入不毛之地，清除分裂势力残余，逼迫沙俄势力退出侵占的中国领土。这些事情给少年时期的袁世凯以很大影响。
袁世凯从军后的第一次大行动，或者说袁世凯政治生涯的起步，就是入朝抗日。1882年，日本人利用朝鲜高宗李熙生父、大院君李罡应和明成皇后闵氏之间的矛盾煽动了“壬午兵变”。朝鲜向清朝求援。袁世凯所在的庆军被派遣入朝平乱。在朝鲜，青年袁世凯与日本势力死缠恶斗了12年，彼此结下了深仇大恨。
袁世凯在朝鲜，先是参与设置鸿门宴，将大院君逮捕，押送到国内保定关押，后又马不停蹄返回朝鲜，随军将日本人赶出朝鲜。事毕，袁世凯留驻汉城，主动向朝鲜高宗皇帝提出要帮朝鲜练兵自强。袁世凯用英德近代方法帮助朝鲜组建了几千人的禁卫军，军容整齐、战斗力强，受到了高宗李熙的赞扬。两年后，袁世凯指挥庆军一半人马留驻朝鲜，成为清朝势力在朝鲜的实质代表。
1884年12月，日本人趁中法战争爆发之际，怂恿部分朝鲜官员叛乱和日本军队一起发动“甲申政变”，入宫劫持高宗，又矫诏杀害了许多大臣。局势不明，敌我力量悬殊，袁世凯当机立断，认为事情的关键是高宗皇帝被日本势力劫持，首先要夺回皇帝。袁世凯不顾部下反对，先斩后奏，集合所有清军攻进皇宫，迅速击溃日军，救出高宗，粉碎了政变。为了有效控制朝鲜，袁世凯甚至卷起铺盖住到高宗皇帝的隔壁，和皇帝一起接受大臣的汇报，处理朝鲜政务，指挥文武官员，成为事实上的“监国”。日本人对袁世凯恨得牙痒，“以执政亲中国，疑朝鲜拒日，皆中国驻朝总办袁世凯所为，殊怨袁”。于是日本政府“憾之刺骨，百般排陷之”，多次照会清廷，指责袁世凯挑衅多事，要求清政府查办。
1885年，伊藤博文亲自与李鸿章交涉，要求惩办袁世凯。袁世凯一度心灰意冷，离开朝鲜。半年后，袁世凯再次受命护送大院君回朝鲜主政，第二次踏上朝鲜的土地，出任驻朝商务委员。袁世凯入朝强力恢复“监国”地位。此次，朝鲜局势更加复杂，亲日势力高涨，部分势力则借助西方列强力量希望制约清朝。袁世凯在朝廷投入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在礼仪、外交等方面勉力维持中国和朝鲜传统的宗藩关系。勉强坚持到1894年，日军借口镇压东学党起义增兵朝鲜与清军对峙。中日战争一触即发，袁世凯处境恶化，一方面是朝鲜国内的反清势力敌视他，一方面是对他恨之入骨的日本人到处宣扬要杀掉他。日军甚至把大炮瞄准了袁世凯的官署。袁世凯依然尽职地拜访日本公使，奉劝日本撤军，但遭到日本拒绝。未几，朝鲜在日军的逼迫下宣布为独立国。袁世凯工作正式失败，悲壮地致电李鸿章：“倘若朝廷决定对日作战，则请先撤回在朝鲜的使署人员，世凯以一身报国，无所畏惧，但恐有辱使命，有损国威。”1894年6月15日，袁世凯黯然回国。6天后，日军掳去高宗，朝鲜停止向中国进贡。朝鲜局势滑向了战争，袁世凯最终败给了日本。
袁世凯回国后负责编练北洋新军，明确不招收日本军校毕业生，宁愿舍近求远进口德国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对低廉方便的日本军火不屑一顾。看着袁世凯在晚清和民国政坛的崛起，仇视袁世凯的日本政府如鲠在喉。袁世凯出任清朝内阁总理时，日本人策划了截车炸车、袭击官邸的计划，企图暗杀袁世凯，没有成功。辛亥革命时，日本又伙同沙俄趁火打劫，出兵满蒙，一个要殖民东北，一个策划蒙古独立。袁世凯派人去蒙古查办，镇压叛乱，还查获了日本向喀喇沁王提供的军火。民国初年，北京政府缺钱缺人，但袁世凯四处向英国、法国等欧洲列强寻求援助，就是不对跃跃欲试想借机扩大在华影响的日本伸出橄榄枝。
日本政府此次要求一贯反日的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过分要求，实在是居心叵测。如果袁世凯接受了，日本可以全面控制北京政府，掠夺中国的资源，而袁世凯将承担卖国的千古罪名；如果袁世凯不接受，日本可以将破坏和谈的罪名贴在袁世凯身上，继续赖在胶州湾不走。同时，日本人还等着看袁世凯处理二十一条这个烫手山芋时手忙脚乱的样子呢。
想到这里，袁世凯暗骂道：狗日的，没安好心！
三
1月27日，为了迎战即将到来的中日谈判，袁世凯改任外交总长，孙宝琦为审计院院长，以外交经验丰富的陆征祥为外长。2月2日，中日代表举行第一次二十一条交涉会议，中方代表为外长陆征样、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本方面是日置益公使、小幡参赞、高尾参赞。旷日持久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正式开始。
交涉一开始，袁世凯就正色告诉日本代表：“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号诸条，则绝不能让。”外交次长曹汝霖是国内著名亲日分子，“平素喜怒不形诸颜色”，在会谈时“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情绪颇为激越”，“竟亦吐露慷慨的言辞”。日本公使日置益认为“对中国尤其袁政府立场而言，却颇感严峻”，向国内报告称要袁世凯全盘接受要求非常困难。
日本代表于是在会谈中抛出了一系列的“诱饵”，希望中国代表能够接受要求。这些引诱除了归还胶州湾外，主要是支持袁世凯政府，保障袁世凯的个人安全（这从反面证明了日本之前不支持袁世凯政府，一心谋害袁世凯）。二次革命后，许多革命党人流亡日本，集合留日学生和部分日本人，进行反袁活动。日本代表也承诺一旦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日本政府将严格取缔在日本的反袁活动（这也反证了日本政府之前支持反袁势力）。
在谈判桌上，陆征祥遵从袁世凯的指示，一味周旋、拖延。
日本人也知道二十一条的要求是狼子野心见不得光，因此要求尽快结束交涉，以免夜长梦多，引起国际干预。在谈判时间上，日置益要求双方天天谈判，全天不停地谈。陆征祥则借口自己事务繁忙、身体不好，坚持每周就二十一条商谈三次，谈判时间为下午2时至5时，每次3个小时。日置益被迫答应。每次谈判开始时，陆征祥先请双方代表入座寒暄，说些天气、吃饭等无关话题，同时命令安排好的侍从们上茶献烟，然后就桌子上的茶和烟再发一番评论。他安排的那些侍从们也特意稳步慢走，慢慢地点烟，又是鞠躬又是作揖，拖延时间。等寒暄品茶完毕，谈判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在剩下的两个小时谈判过程中，不管日方代表如何危言厉色，陆征祥都和颜悦色，对提问未置可否，常常抓住一些细节发表鸿篇大论。陆征祥在晚清时期就进入外交界，几十年下来经验丰富，外交技巧高超。他的外文说得比中文好，加上是上海人，说的官话中夹着上海口音和外国语法，让人听起来特别别扭。最神奇的是，陆征祥的说话拖沓是出了名的。袁世凯一度提名陆征祥继唐绍仪后出任内阁总理，陆征祥去参议院发表见面演说时，竟然就家常话题和客套话讲了一个小时，让参议员们大跌眼镜，竟然因此没有通过提名。可以想象，日置益遇到这样的对手，既要费力理解，琢磨语句，感觉不对劲的时候又抓不到陆征祥的把柄，不好发作。
对日置益来说，谈判是桩苦差使。对陆征祥来说，这何尝不是一件苦差使。他这是在示弱，是在苦撑待变、以拖待变，实属万般无奈之举。但凡有强大的后盾，外交官不会在谈判桌上不着边际地拖延。袁世凯也很无奈，国家贫弱多事，强敌逼上门来。他又能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