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后新闻战
一
袁世凯不能直接拒绝二十一条，他必须借助外力来抵抗日本的压力，进而击退日本的侵略。横在他面前的首要障碍是，日本要求二十一条谈判是秘密谈判，绝对保密，不能向外界泄露只言片语。日本政府之前推测袁世凯可能的对策就是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借助西方列强的力量遏制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提出了“绝密”的谈判要求。
可是在1月19日，日本人在中国办的《顺天时报》就刊登了日本公使与袁世凯的谈话并提出重要案件的消息。22日，日本《朝日新闻》印发号外，刊载了日本对华四条要求：一是关东租借期限和南满铁路期限均延至99年；二是德国在山东省的全部利益悉让与日本；三是开放中国最重要的一些地点作为商埠；四是日本在华享有建筑铁路和内河航行之权利。日本政府马上以“有害两国国交”为由，禁止日文报纸转载和评论此等消息，禁止《朝日新闻》发行号外。然而同日，中文的《亚细亚日报》、英文的《北京日报》均以“日本又向外交部提新要求”为题报道了中日正在进行谈判，但都没有涉及具体的谈判内容。此后，零零星星刊登中日新谈判消息的报纸越来越多。消息又是怎么泄露的呢？
消息是袁世凯政府有意泄露的。困守秘密外交的要求无异于作茧自缚，袁世凯自然不会迂腐地遵从日本要求。只有让外人知道了日本的强盗要求，中国才有可能争取到援助，抗击日本。陆征祥就极力主张公开宣布二十一条内容，让列强和全体国民讨论。曹汝霖担心这样议论沸腾，反而影响外交进程。所以袁世凯采取了“故意泄露”的方法。时任袁世凯秘书的顾维钧回忆外交总长每次与日使会晤后，他都要化妆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秘密通报谈判内容。北京城里最早获悉二十一条谈判的外国人之一的芮恩施也回忆说：“中国的一些高级官员几乎每天都来同我就他们的困难进行商谈”，磋商“对付日本提出的这些要求的最好的办法”。《芝加哥日报》、《纽约时报》就从美国驻华公使馆辗转获悉了部分谈判内容，分别在1月25日、27日介绍给了美国舆论。
日本方面见状，借口报纸登载了日本公使与中国外长的谈论内容，消息“系来自北京通讯”，强烈诘责中国方面泄露消息。袁世凯政府自然是矢口否认，并在交涉正式开始的2月2日发出关于严禁外交人员向新闻媒体泄漏消息的通告。
暗地里，袁世凯在采取进一步行动。2月5日下午，他邀请政治顾问、英国人莫里循谈话。袁世凯将日本的要求和盘托出。他首先向莫里循介绍了第五号文件的内容，包括日本控制中国政府，中日合办警察，由日本来保证中国的完整，日本有权在中国任何地方布教，等等。袁世凯特别提到了日本要垄断中国沿海和岛屿；日本有权修造四条从南昌起始的铁路，袁世凯强调造的是日本人的铁路，而不是日本人为中国人建造的铁路；有关合办汉冶萍公司的要求，意味着所有长江流域煤矿、铁矿的开采都受制于日本。这些要求都强烈侵犯了以长江流域为势力范围的英国利益。袁世凯还介绍了日本在东北和福建的要求，最后说日本公使日置益在谈判过程中态度傲慢，坚持要中国政府全盘接受二十一条。
曾长期担任《泰晤士报》驻华记者的莫里循意识到这次会晤巨大的新闻价值，回去后立即整理了一份与袁世凯的谈话内容备忘录。他认为，将材料公之于众，让西方对日本施加压力是中国免除日本要求压迫的主要办法。2月9日，莫里循主动与老东家《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端纳联络。第二天，端纳赶来了。莫里循把整理出来的消息托付他在《泰晤士报》上发表。2月11日，《泰晤士报》收到了端纳拍发的长达318个字的电讯。
不想，日本方面早就预料到了袁世凯会走媒体渠道争取外援，事先让日本驻英大使出面向《泰晤士报》“解释”了日本政府的要求。而西方政府知道中日开始新的秘密谈判后，美、俄、英各国纷纷向日本外务部要求获知具体内容，尤其是日方的条款。日本政府已经选择其中要求最为平缓的11条以正式文书通知各国（没有一条涉及关键的第五号文件）。由于日本公布的11条要求都是对日本原有权益的必然扩大，并没有直接损害西方列强在华利益，并没有引起西方政府和媒体的关注。所以，2月12日《泰晤士报》只是以《二十一条要求大纲》为题刊发了特稿，详细说了东北局势和与英国有关的长江流域的情况，并没有报道日本第五号要求有关内容。莫里循在11日还把消息告诉了美联社驻北京通讯员摩尔，后者转告了美联社。但美联社把摩尔的消息扣了下来，要求摩尔告知消息来源，因为摩尔的消息和日本使馆“证实”的消息不符。
清末民初时期，西方来自中国的消息鱼龙混杂，夹杂着扩大和渲染的成分，所以西方媒体对披露二十一条内容的消息持怀疑态度。而对日本公布的“十一条”要求，甚至有许多媒体（包括《泰晤士报》）认为是合理的，中国应该接受。
新闻战的第一回合，袁世凯政府出师不利，期望中的列强干预并没有出现。北京政府还“深恐公众舆论默然同意这个受到较少谴责的文本，从而鼓励日本更强硬地迫使中国接受全部要求”。莫里循和端纳等人意识到，日本政府在有目的地蒙蔽世界舆论，于是建议中国政府公布日本要求的全文译本。2月15日，莫里循终于得到了官方拍照复制的“二十一条”全文英文译本。袁世凯终于决定公开日本的要求。
一石激起千层浪，日本要求曝光后，各国新闻哗然，将二十一条冲上头版版面。列强政府纷纷抗议日本的有意蒙蔽。日本国内部分报刊也表示不满。迫于舆论和国际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在2月底将“二十一条”全文秘密通告了美、英、法、俄各国。不过，他辩称第五号要求是对中国提出的“希望”，目的是增加中日友好。
恼羞成怒的日本政府在2月5日、22日、28日三次由日置益专门提出交涉内容“泄密”的问题，指责中国政府“大用新闻策略”，“如每次会议后外国记者即将内容通告英美”，以致“群言尤杂，人心摇动”。日本要求中国严禁媒体报道中日交涉，甚至要求中国取缔报道相关新闻的报纸。北京政府反复声明“本国政府绝无利用报纸之事”。那么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呢？袁世凯就指责日本自己没有做好保密工作，把内容泄露给了日本报纸，“致中外报章纷纷注意，时为袒中袒日之论，以惹世界之揣测”，现在竟然反过来指责中国！
三
袁世凯披露日本无理要求的目的达到了，然而期望中的外力援助能够适时到来吗？
借力打力，力从何来呢？袁世凯期望的外力首先是列强的同情和向日本施加压力。日本在列强忙于欧洲厮杀的时候，趁火打劫，想排挤列强独霸中国，侵犯了各国的既得利益。所以袁世凯对列强干预的期望很高，他让顾维钧等人与美英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可他也没把所有期望都寄托在列强身上，同时积极开始对日外交，希望利用日本内政分歧化解中国外交压力，如果能够釜底抽薪，让二十一条消失于无形就更好了。为此，袁世凯向日本派出了密使。袁世凯甚至还向日本专家请教日本的政治体制，看日本政府能否独立发动对华战争、天皇能否约束内阁的强硬要求。
袁世凯没有想到的是：消息披露后，国内民众救亡抗日情绪高涨，成为了新的、政府可以依靠的力量。中国的全民抵抗热潮，成为袁世凯期望之外的第三股外力。
中日交涉消息一经披露，中国各地一片愤慨之声，国内反日浪潮迭起。上海、北京、天津、杭州各地，商家、学生和华侨各界，一致要求抗日——这在政治纷争频繁的民国初年极为少见。上至19省将军由冯国璋、段芝贵领衔致电政府，表示强烈反日，“有图破坏中国之完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下至贩夫走卒、挑水卖茶的，闲暇时都聚集在街头巷尾，“聚议中日交涉中之是非及华人如何救国之道，其状亦极迫切”。全国上下“茶坊酒肆公共会集之处皆有华人团坐桌间，攒首聚议最近之谈判消息，并悬拟日本将有何举动，声虽不扬，然颇激昂”。从2月2日到21日，总统府接到数百起有关中日谈判的文书，其中总统府顾问厅21件，洋务处14件，外交部23件；部员以个人名义递呈者117件，巡按使6件，将军43件，道尹30件，县知事200多件，普通百姓递呈者75件。
一开始，二十一条被披露的信息很少，众说纷纭，政府方面遮遮掩掩。民众要求政府立即披露信息，“国乃民有，非政府诸公所得私之也”，让国民都知道交涉内容。各政党、北京报界公会、商务总会纷纷上书或推举代表，请求政府尽快宣布如何答复日本要求。参政院就中日交涉问题秘密开会，质询外交当局，要求政府详细解释中日交涉。二十一条被详细披露后，民众纷纷表示愿为国御辱，比如署名“浙江全体公民”的文章指出对于日本的无理要求“虽在妇人孺子无不发指眦裂，愿与一战而死”。人们纷纷采取实际行动抵抗日本，最主要的就是抵制日货。日本在华商品倾销遭遇了极大困难。
反袁势力在抵抗日本问题上空前一致。二次革命后，黄兴一派没有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另立松散的欧事研究会。其成员李根源认为革命党应该暂缓革命，以便政府集中全力对付日本。1915年2月25日，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五位二次革命的革命领袖通电，除谴责袁世凯独裁专制外，表示要顾全大局，在国难当头之际停止反政府行动。许多革命党人流亡日本，日本代表在交涉中专门提出，如果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日本政府将驱逐革命党人，不允许反袁势力在日本活动。许多革命党人获悉情况后，愤慨为日本所利用，纷纷离开日本。二次革命期间坚守南京与北洋军作战、遭到通缉流亡日本的何海鸣，宁可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回国，也不愿意继续待在日本。
4月底，国内报纸披露日本提出修正案和最后通牒的消息，抗日救国的舆论热潮达到了顶峰。人们一致要求拒绝日本，表示愿意毁家捐躯，报国抗日。比如对日同志会称：“日本无礼要求，竟以通牒迫我，国耻民仇，无可再忍，务乞坚持抗拒，人民誓牺牲一切以为后盾。”
袁世凯对出乎意料而起的全民抵抗热潮既想借助又要压制。对于原本主张和平的北京各大报纸天天登载的中日交涉新闻，虽言词激烈，情绪高涨，然而袁世凯并没有下令干涉。但他在给各省的电文中既表示“万难接受”日本要求，同时也要求各省军政长官稳定大局，防止社会动荡。袁世凯把外交视为政府行为，担心国内舆论左右政府决策，也担心民众过激行为授人口实。好在北京新闻记者俱乐部开会表示要以稳健态度，光明正大地对外报道中日交涉，引导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