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广播电视的政治影响
美国大众传播学者利奥·杰弗里斯（Leo W.Jeffres）在论述大众传播媒介与现代政治时指出：“政治是对权力的追求和对权力的操纵，而在这两个过程之中，大众传播媒介都是具有影响力的活动者……传播政治信息、为政治性竞争和辩论设置议题、形成和改变政治职位候选人的形象、改变选举者的态度和感情并劝导人民投这个候选人而不是那个候选人的票等。”这里所指的大众传播媒介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但在20世纪的政治格局变化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广播电视。
广播电视通过传播政治信息、塑造政治形象、推动公民政治社会化过程多方位地表现了社会政治的整体面貌。广播电视以其独特的声像技术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点和优势，已经并正在对现代社会政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一、传播政治信息
广播电视是公众了解政治信息的主要渠道，与报纸杂志比较而言，广播电视以更为直接和直观的传播方式降低了对受众文化水平的要求，能够吸引更多不同层次公众对政治信息的关注，并延伸政治活动及其影响的范围，成为政治伸展的“触角”。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所获得的各种政治信息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广播电视获得的，广播电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与社会政治事件结下不解之缘。从国际上看，1920年KDKA广播电台播出的第一条新闻是美国总统的选举结果；1928年8月美国第一次电视现场转播出现在民主党的大会上，播出的节目是“史密斯从州长到总统候选人”；20世纪60年代当电视还处于发展初期，美国总统候选人尼克松与肯尼迪的首次电视辩论，观众即达7000万人……这些事实证明了广播电视对政治信息的传播力度和广度极大。
广播电视电子媒介以光速进行传播，是当今传播最快的媒介。利用传播快速性的优势，广播电视可以将一些重大事件或突发性新闻迅速而及时地进行传播，通过电视新闻或专题以电视直播的形式呈现给广大观众。例如，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卡特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欢迎仪式，“美国之音”作了现场报道，中国的听众同时收听到了这一重要新闻；1997年香港回归盛典，观众通过电视亲眼见证香港回归的整个过程，中央电视台当时推出了连续72小时的“97香港回归特别报道”；1999年在澳门回归之际中央电视台又推出了连续48小时的“99澳门回归特别报道”；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央电视台以及国内的各个电视台，都密切关注战争的进程，随时播放战争双方的动态信息，使得国内观众在千里之外可以掌握战争以及政治的全面内容。广播电视技术的进步使得全球观众的政治生活同步，这对于世界政治以及国家政治的发展都是极大的推动。
二、塑造政治形象
广播电视对政治的正面影响还在于它能通过塑造各种政治形象来推动政治不断走向社会化与公开化。在现代政治发展中，政治领袖在其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在广播电视诞生以前，政治领导人物主要通过报刊来发表政见、阐明政治理想和解释政策。当前随着广播电视的迅速普及，政治更加趋向社会化与公开化。电视不仅使越来越多的公众获得更多更生动的政治信息，同时使政治领袖、政治事件和政治过程都真实形象地展现在公众面前。
当代西方国家的政治领袖在实践中发展了一整套运用电视的政治技巧，大大拓展了政治活动的空间。借助于广播电视传播的广泛性和开放性，美国总统不断提高出镜频次，来显示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在公众面前把自己还原成富有人情味的生活中的人，借以提高其公众支持率。在中国，电视的这种作用也受到了重视。树立良好的屏幕形象，拓展政治活动的空间，这也是当代中国领导人利用电视安邦治国的举措之一。如历次的国家“两会”与党的代表大会，都会安排领导人见面会、记者招待会的电视直播，通过这些电视表现形式，阐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外交等方面的政策和观点，澄清误解。
广播电视的传播也塑造了国家领导人的良好的屏幕形象和政治形象，为他们参与国际交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通过广播电视的传播，可以让公众加深对领导人个人魅力的感受，提高公众对领导人的理解度和支持率。领导者个人魅力对公众会产生极大的号召力，激发人们投身领导者所倡导的事业的巨大热情。大型文献纪录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在电视台播出后，在全国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产生了很大影响力，通过收看电视，很多普通群众增强了对一代伟人的敬重之情，也增强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现行国家政策的赞同和支持程度。
领导者的媒介形象蕴含着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可以在公众中形成可贵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推进政治社会化
政治社会化是指“一个通过社会互动而形成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过程”。
政治社会化可以从个体和社会两个角度来理解。从个体角度看，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成员通过学习，获取社会中既定的政治文化，由“自然人”转变为“政治人”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个体在社会活动中维持、强化、修正或改变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从社会角度看，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培养、教育、训练社会成员接受现有政治规范，支持、拥护现有政治制度并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
对于公民而言，政治社会化的目标是使他们形成主导的价值观念，养成相应的行为习惯，成为合格的国家公民，进而维护现实社会秩序。政治社会化是一个在传播主体政治体系和传播对象之间进行的复杂的系统信息传播过程，作为中介性质的传播渠道除了家庭、社会、学校之外，政治社会化主要的传播手段是依靠大众传媒来实现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工具是现代社会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它不仅在传播政治文化、形成共同的政治意识方面，而且在改造政治文化、引导社会政治方向方面都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大众传播实现政治社会化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使政治事件引人注目”，通过新闻报道、舆论渲染等方式，吸引社会大众对问题的注意力，增加他们的关心程度和了解程度，从而引导社会政治心理的发展方向。二是各种各样的宣传报道中，除提供政治信息外，直接传播某种政治观点、政治态度和政治感情，这样，一个社会成员从儿时看电视、听广播等，无时不受这些观念、态度和情感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说，谁掌握大众传播工具，谁就拥有了政治文化的领导权。广播电视作为大众传媒的主力对公民政治社会化过程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人们通过广播电视可以接受信息、学习知识、了解社会，适应社会角色。在由自然人到社会人、社会人到政治人的发展过程中，广播电视发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广播电视可以将丰富多彩的节目传播到远方，利用卫星还能够向全世界播送节目，人们除了获取信息之外，还可以在思维进行深层的思索和理解。广播电视通过新闻报道、舆论引导等方式吸引社会大众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增强公众的政治认知。在广播电视向社会成员所提供的大量信息中，基本上蕴涵了主流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通过对这些主流政治观念与行为方式的示范，广播电视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合格的国家公民所应该具有的各种价值观念，如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计划推出5个100节目，即百集爱国片、百集理想片、百集道德片、百集公益片，百集家教片，对青少年加强教育。通过这些节目，将一些主流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传递给青少年，促使他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顺利完成。
四、对政治的负面影响
广播电视对政治发展产生着积极影响和作用，但随着广播电视传播技术的不断提高，商业化的侵袭、垄断主义与霸权主义的横行，广播电视传播的负面效应日渐显现。
1.造成公众政治冷漠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媒介技术和媒介普及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政治生活可能带来不受欢迎的负面影响。诸如过分沉湎于电视等媒体会伤害人们原有的思维能力、书写能力，损害原有的融洽的人际交流，并因此改变人们的参政习惯和方式；广播电视的发展在不断摧毁原有的生活方式并且引导人们思考同样的问题，在独立思考和维护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上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消减作用。
同时，沉浸于广播电视提供的娱乐节目和无限制的传媒信息流通可能带来人们创造欲望和参与动机的减弱，造成人们对政治的冷漠感。美国政治观察家很早就觉察到，电视造成了政治上的消极和冷漠。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者罗伯持·普特南干脆说：“电视是造成电视冷漠的罪魁祸首。”人们把业余时间花在电视上，自然减少了相互之间的接触，疏远了感情，社会的人与社会越来越远了。正像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在《大众传播、大众鉴赏力和有组织的社会行动》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他们与现实政治生活只有间接的联系”，“他逐渐地误以为对当代的种种问题作些了解也就是为这些问题采取某种行动”。
对此，美国提出了“电视人”一词，指那些将闲暇时间完全用于电视，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喜怒哀乐等完全与电视情节相连接的人，思想、观念乃至行为方式完全来自电视的模仿。日本学者中野牧提出了“容器人”一词，这是用来描述现代人行为特点的概念。他认为，在大众传播特别是以电视为主的媒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现代日本人的内心世界类似于一种“罐状”的容器，这个容器是孤立的、封闭的；“容器人”为了摆脱孤独状态也希望与他人接触，但这种接触只是一种容器外壁的碰撞，不能深入到对方的内部，因为他们相互之间都不希望对方深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于是保持一定距离便成了人际关系的最佳选择。受众长久地沉溺于电视媒体营造的环境中，由于缺少与他人和社会的直接接触、交流，缺乏必要的社会交往，会逐渐变得视野狭窄，极端自我内化，会导致心理障碍，无法应付现实生活的种种变化。
2.暴力示范威胁政治稳定
电视中过度渲染暴力、犯罪的内容也对受众，特别是青少年造成了负面的示范作用。不少学者认为电视上的暴力使观众或至少部分观众在现实生活中产生暴力倾向，尤其是儿童。看到电视上的英雄人物用暴力解决问题，观众便有了模仿的借口。电视内容可能对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等产生影响，并成为危及社会秩序、威胁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
美国著名媒介人士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经指出：最近一次研究表明，每个18岁的青年平均已从电视中目睹了25000个杀人凶手。1961年列为13岁以下须由家长带领才能观看的电影是不在电视中播出的，现在，内容充满暴力的、注明17岁以下不宜观看的电影，实际上五六岁的孩子从电视上就可以看到了。美国反电视暴力协会主席、精神病医师托马斯·雷迪斯基在对16个国家进行了750次调查之后说：“我认为，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暴力，大众传播媒介应负25%-50%的责任”。
在英国，69%的公民认为电视上的暴力已经构成社会问题。在德国，许多母亲也在积极呼吁取消电视暴力镜头。1996年，美国新的电信法规定，要在电视中插一个“V”芯片，就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
在中国，虽然这类问题还没有达到如此程度，但大量海外音像制品还是带进了相当多的武打、枪战等暴力以及色情镜头，开始污染我们的电视屏幕和受众。对于缺乏辨别能力的青少年来讲，这些都可能成为其效仿的榜样，倘若任其发展，后果将十分严重。
3.政治蒙蔽和欺骗
广播电视在影响政治的同时可能产生政治蒙蔽和欺骗，这种蒙蔽和欺骗主要来自广播电视的议程设置背后的政治立场等因素。
1922年，美国传播学者沃尔特·李普曼就提出了“议程设置”这一观点。他认为，大多数人是生活在一个“不可能、不可见、不可思议”的“脑海图景”之中，这个并不等同于“身外世界”的虚拟环境是由大众媒介为我们创造出来的，是一种间接的感知。1968年，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对总统大选进行了调查，来分析媒介议程设置对公众有多大的影响。1972年他们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
广播电视通过议程设置可以使意见相左的团体就某些议题达成某种一致，从而实现不同团体的对话、捕捉公众的注意力和引导舆论方向，但广播电视设置议程时也有着负面影响。首先，议程设置过度可能引起舆论压力，形成社会意见压迫；其次，议程设置不当，可能误导舆论，影响受众正确认知。若广播电视的报道延迟或内容不当，会使受众产生怀疑和追问，直接影响媒体的声誉，丧失公信力。
作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广播电视应当担负起向公众提供多方面的关键信息和情况的作用，保证公众全面了解事件情况，形成更接近于事件本来面目的判断。但现实生活中，由于广播电视所传达的信息是经过“把关人”取舍过的片面的信息，其中的媒介人物、媒介事件往往带有人为的成分。广播电视经常被政治家利用，通过封锁消息、报道部分事实、传播谎言和谣言等形式容易诱使公众产生错觉，导致错误的舆论导向。例如“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利用媒介展开舆论攻势，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形成一种心理上的狂热，使得法西斯势力迅速抬头、生长和蔓延。在战争期间，其宣传部长戈培尔宣称的“谎言千遍就是真理”，更是混淆视听，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