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与深入，政治传播研究作为一个跨越了传播学、历史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新的研究领域，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旨趣。近年来，国内关于政治传播的论文、专著也不断涌现。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研究中选择了一个相关、互动的视角，从媒介的视角研究政治，从政治的视角审视媒介，而其中，我们更注重媒介在政治中的影响，或说是媒介塑造的政治环境。长期以来，大众传媒在维护不同政治权力主体利益过程中具有重要功能，因此，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任何一种新媒介，都成为政治权力争夺的中心，衍生出种种变相而隐秘的政治控制手段，并使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重新分配。作为一种社会权力，或说是一种微观权力，大众传媒主导着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与政治权力的交互作用下，传媒发挥自己的社会职能，履行自己的公共责任，达到权力、职能和责任的平衡。政治权力主体为了向社会传播自己，获得大众共鸣，很大程度上借助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事实上，在政策决定过程中的大众媒介作为行动主体的影响力很小，但是根据报道内容形成的社会舆论，或者作为舆论的辩护人的大众媒介，则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政治活动因为媒介的运作而成为集体意识与共同想象，人类共同体因为各国的政治新闻、国际救援等图像而被呈现，国家共同体因为媒介事件制造的奇观而被广泛传播。此时，传播媒介不只是与政党、利益集团、政治意识以及投票行动等相联系，其本身作为一个政治行动主体，也置身于政治活动之中。只要对现代政治社会中的权力结构、政治社会化进程、政府政策决定、公民民主意识塑造、重大国际事件等进行考察，就很难忽视媒介在政治传播活动中的影响。
第一节 西方政治传播学的发展历史
了解西方政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必须首先对本领域的两个基本问题做出解答：一是西方政治传播学产生于何时？二是西方学者给予了“政治传播”哪些经典定义？对这两个问题国内各种文献均有不同的回答，每一种回答都从作者自身的研究角度出发，因而答案呈现出多样化。本节将从西方政治传播学者的研究视角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考量。作为政治学与传播学交叉学科的政治传播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博得美国传播学界青睐，进而在其后的60年间获得长足发展。在西方主流新闻传播学院、系和政治学、外交学、国际关系学等研究机构中，政治传播学已经获得广泛关注。但在中国，政治传播学的研究还只是散见于新闻传播学界的研究文献和少量互联网上的评论性文字，尽管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政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舆论学、说服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政治传播学仍是亟待进一步发展的学科领域。
西方学者将政治传播研究分为前现代时期（post-modern time）与现代时期（modern time）两个大的阶段。如果将政治传播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与社会行为，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它肇始于古希腊时期的政治辩论与政治演讲。因而，前现代政治传播研究可溯源到古希腊思想巨擘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于修辞与辩论术的探究。在柏拉图的《法律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辩论技巧的精彩陈述。
这种对于修辞学与辩论技巧的探究不仅促进了古希腊修辞学、演讲术的兴起和发展，也在客观上成为西方的政治传播研究的源头。对于政治修辞研究的偏爱至今仍是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而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政治传播研究是指现代政治传播研究，西方学者将它分为萌芽和形成两个阶段。
一、三大先驱人物的初始研究
西方学者认为传播学、大众传播学以及政治传播学的研究起点是相互交错的，因为这些领域的学者都十分关注大众媒介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基于此，他们普遍认为现代政治传播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其标志是美国政治学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关于印刷媒体和无线电广播宣传效果的研究。
如果说李普曼的研究为西方现代政治传播研究基础理论规定了发展方向，那么拉斯韦尔则从方法论意义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传播学奠基人的拉斯韦尔，致力于用传播学的方法研究政治现象，并把两者结合起来对政治传播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著名的五W传播模式（谁→说了什么→对谁→通过什么渠道→取得什么效果）从两个方面深远地影响了西方现代政治传播研究。一方面，五W模式中的“what”，即传播了什么，使政治传播学者开始关注政治传播过程中的内容分析，为政治传播中的内容分析提出了理论上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五W模式中的最后一环“what effects”，即产生了何种效果，将现代政治传播研究推向了一个关注政治传播效果研究的时代，使政治传播效果研究贯穿于政治传播研究发展的各个阶段，直到今天仍有很多西方学者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而他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采用的各种宣传技巧所进行的分析，为西方现代政治传播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方法———建构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继李普曼的舆论研究到拉斯韦尔的方法探究之后，西方现代政治传播研究又在拉扎斯菲尔德的努力下迈向了与政治生活更加紧密结合的一个新的层次。1937年，拉扎斯菲尔德主持了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无线电广播研究计划（Radio Research Project）。这项计划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发展了传播学研究中的访谈法，并将其引入到现代政治传播研究中来。此后访谈法作为现代政治传播的主要研究方法被固定下来为后来的研究者广泛采用。随后，他在1940年对艾尔镇选举的研究中又第一次将定量研究方法运用到对公民投票行为的研究中去，这一尝试使西方政治传播学者对于调查法的可信度与科学性有了更加积极的认识。同时，“正是拉扎斯菲尔德的竞选研究及其发现结束了‘枪弹论’理论统治传播学研究的时代，此后，传播学中的效果研究可以说进入到了‘有限效果论’年代”。自此，西方现代政治传播研究开始将政治行为研究（比如公民投票行为研究）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参照量。
二、政治传播学独立地位之形成
现代政治传播学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究竟产生于何时？美国政治传播学者丹·尼谋（Dan Nimmo）和凯恩·桑德斯（Kane Sanders）在其主编的《政治传播手册》（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导论中认为“政治传播学产生于50年代……”。作者认为在1956年出版了一部研究政治传播学的著作，书中论述了政治传播是政治家、政府组织与公民三个互动环节中的一个环节，在三者之间担当中介或渠道作用，通过政治传播在正式的政府组织与公民的投票行为之间建立起联系，从而能够实现政治动员和传输政治影响力。尽管对于政治传播学独立地位形成的确切时间至今仍莫衷一是，但“50年代诞生说”已为大多数西方学者所接受。因为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发展到此时已经具备了成为一门独立研究学科的所必备的方法体系与基础理论。同时，其后不久的一些重要事项也被西方学者视为政治传播研究的标志，并推动了此后几十年政治传播研究的发展方向，这些事项是：
1.1968年美国第一次在研究生科目中开设政治传播相关课程，为有意于从事政治传播研究的学生提供基础概念与各种研究方法。
2.1973年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创立政治传播研究学部（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ivision），为对政治传播研究感兴趣的社会科学研究学者提供了意见交流的平台。一些学者认为这标志着政治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正式形成。
3.1974年国际传播学会政治传播研究学部创办了《政治传播学刊》（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view）。此后，各种与政治传播研究相关的学术文章有了集中的刊载平台，并因此大大促进了政治传播学者的研究热情。
4.1974年凯德（Kaid）、桑德斯（Sanders）等人编写了第一部关于政治传播研究的参考文献汇编。这部文献在当时缺少电子文献检索的研究条件下，为致力于政治传播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5.1981年丹·尼谋和凯恩·桑德斯主编的《政治传播手册》一书，是最早的政治传播学专著。
这些在政治传播研究领域中的尝试与努力，为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开辟了一条通往更加科学、严谨和多样化的研究路径，同时也为政治传播研究提供了开拓性的研究蓝本与可供参考的研究范式。此后西方政治传播研究进入了一个研究多元化的时期，传播学、政治学、新闻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修辞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均成为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理论来源。同时，政治传播的研究视野也进一步开阔：从起初的局限于个体层面的研究（如从投票行为研究）转向了社会层面的研究议题。关于政治传播与民主社会之塑造；政治传播与公众知情权的培养等也成为学者所关注的课题。
三、政治传播研究的现状与走向
自1973年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创立政治传播研究学部至今，拥有独立学科领域的政治传播研究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今天，美国的国际传播学会、国家传播学会、政治学学会中均设有政治传播学部，已有1500人成为政治传播学部的注册会员。长期以来，政治传播学一直被西方学者视为传播学中的一个子领域，直到1993年阿达·菲尼特（Ada finifter）的《政治学：学科的状态》出版后，政治传播研究才被列入政治学研究范畴。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研究政治传播的相关文献仅1500篇，而到了80年代，则增加到3961篇，仅仅十年间，关于政治传播的文献便增加了2000多篇，可见其发展之迅速。现在，政治传播研究文献被广泛刊载在西方各种国际或区域性学刊上，如：《公共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新闻与大众传播学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传播学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南方传播学刊》（South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等。同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由于网络媒体参与到政治系统中来，很多电子学与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专家也开始加入政治传播研究的行列中来，极大地活跃了西方的政治传播研究，为这一研究领域开拓了更广阔的研究天地。
学者约翰顿（Johnston）在20世纪90年代展望了政治传播学在未来半个世纪的发展情景。她认为未来几十年西方政治传播学将分为四大研究支流：选举传播研究；政治传播与新闻媒体研究；政治修辞研究；政治态度、行为及政治信息研究。
选举研究将包括：政治辩论与政治广告研究；政治传播与新闻媒体研究包括：总统与新闻媒体研究、议会与新闻媒体研究、投票与政治新闻研究、政府与媒体研究、外交事务报道与国际新闻传播等；政治修辞研究包括政治语汇研究和媒介修辞研究；政治态度、行为与政治信息研究包括媒介使用程度研究、政治社会化与政治参与研究、政治信息处理与检索研究、政治广告与政治候选人关系研究。总之，西方现代政治传播研究已经走向成熟，随着学者对于参与式民主的热忱以及媒介形式的不断更新，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必将迎来自身发展阶段中的又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