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政治修辞的主题
政治修辞的主题就是政治传播所要表达的主题，它表明运用政治语言传达什么样的核心政治信息，即说什么。在政治权力运作过程中，无论是证明政治权力获得、维持还是运行的合法性，都会构成政治修辞的主题。要说明政治主体为什么要获得政治权力、为什么要维持政治权力、为什么要这样或那样运行政治权力；或者如何获得、如何维持、如何运行政治权力。它可能涉及到的范围主要包括相关政治事务的合法性、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比如关于政府立法的正当性、关于政治革命或政治改革的正当性、关于外交事务的正当性、关于赋税征收的正当性等等。政治修辞主体只有知道政治修辞的主题，了解与其政治修辞主题相关的政治事务，才能够成功进行政治语言的选择、组织与安排，才能够成功完成政治修辞活动。政治修辞主体还要根据一定的政治修辞情景和政治修辞的受众很好地设计政治修辞的主题，否则就不可能就相关政治事务说明其运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可以说，政治修辞主题是政治修辞主体发现的结果，是根据不同的政治情景和政治形势发现自己需要讨论的政治主题，然后就相关政治主题展开说服论证，使受众沿着政治修辞主体的想法去思考相关主题的逻辑方向，而避免政治修辞主体不希望的逻辑方向。
5.政治修辞的论证
论证即如何说。政治修辞的论证也叫说服论证，因为论证的目的是为了说服。
说服论证是政治修辞的技术问题，它表明如何说的问题。这是政治修辞的本质所在，因为政治修辞本质上是一种技术和能力，主要是说服论证的技术和能力。政治修辞的说服论证需要一定的论据，需要对政治语言进行选择、组织与安排。这里我们以政治修辞的语言为例。政治语言是非常丰富的，选择不同的用语对论据的发挥有着很大的影响。
在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后，美国CNN记者采访时任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美方只要求中方返还24名机组人员，但中方在道歉问题上纠缠，到底意味着什么？”杨洁篪回答道：“中国国家主席，外交部长和副外长已经阐明了我们的立场，那就是：这一事件完全是由美方造成的，美方应负完全责任，应向中国人民做出解释并道歉。就拿美国举例来说，有一个家庭，一所房子，一个前院，有一伙人总是在这家门前的街上开着车徘徊，不到你的前院，但就是日日夜夜，月月年年地在靠近前院的街上开来开去，家里有人出来查看，结果家人的车子被毁，人也失踪了。我认为，家人有权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做一些检查和调查，如果这种道理可以成立的话，我想美国人民能够做出非常公正的判断，到底该怪罪谁，至少你应该说声‘对不起’吧。车也毁了，人也失踪了，可对方只是说，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在这则采访中，美国记者的提问具有明显的挑衅性，杨洁篪回答得十分有应对技巧，他首先旗帜鲜明地重复了中方的立场：这一事件由美方造成，美方应负完全责任并向中国人民做出解释及道歉。接下来，杨洁篪为了更好地与美国民众沟通，说服他们理解，举了一个美国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形象生动地说明了问题，并按照美国民众的思维方式进行解释，起到了良好的感性说服效果。我们可以看出，说服论证的重要性，及其使用技巧的关键性。
6.政治修辞的效果
政治修辞的效果是政治修辞的政治功能得以实现的程度，它表明说的结果如何。政治修辞的最主要功能是实现政治说服、获得政治行为的合法性。其次是政治动员的功能、建构政治现实的功能、实施政治欺骗的功能和反映及影响政治文明发展进程的功能。当然，在实际的政治修辞活动中，政治修辞的效果会表现得非常复杂，不可能表现为绝对地有效或绝对地无效。有些政治修辞可能是部分有效部分无效；有时可能是发挥了某些方面的政治功能，而没有发挥其他的政治功能；有时可能是政治修辞的受众在一个问题的某些方面被说服了，而在同一问题的某些方面没有被说服；有些受众可能是暂时被说服了，而后又觉得并不认同政治主体的政治立场；有些受众可能当时没有被说服，但通过一定时间之后又认同政治主体的政治立场，改变了政治态度；更多的情况是，政治主体只说服了其中一部分的受众，还有一部分受众没有被说服。这些都会引起政治修辞效果的不同表现形式，并不断处于变化之中。但无论如何，政治修辞的效果还是相对固定的，能够进行有意义的观察和评估。
政治修辞的效果是可以观察和评估的，比如可以用政治修辞主体所获得的支持率来进行评估。特别是在现代政治社会中，获得政治客体的支持程度是衡量政治修辞效果的最好的指标。凡是那些达到某一政治行为合法性所要求的支持程度的，人们通常就会认为这些政治行为具有合法性。相反，如果达不到某一政治行为合法性所要求的支持程度的，就可以认为这些政治行为不具有合法性。
二、政治修辞的理论范式
政治修辞的理论范式是指政治修辞的规范化理论模式。各种范式从不同层面解释了政治修辞的动因、行为过程和修辞策略。
1.情景修辞
情景修辞的提出者是美国学者劳埃德·比彻尔，指的是以情景为基础的政治语言修辞活动。其主要内容是：“政治信息产生于具体的历史情景，是对历史情景的必要反映。”修辞情景由三方面构成：事变状态，积极参与的受众和种种制约因素。下面以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为例加以说明。“八一宣言”的修辞情景就由三部分组成。其一是事变状态，即1935年的华北事变。其二是积极参与的受众。这一宣言的积极参与的受众包括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各党各派、海内外爱国同胞。其三是制约因素。这里的制约因素则指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事实、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强决心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威望，没有这些因素，宣言就不可能得到全国同胞的认可。再如，在汶川地震之时，温家宝总理在前线抗灾时发表的讲话都是在特定的情景之中针对特定的事件所做的讲话。在这样的情景中讲话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演说也有最好的动机，国民才会最热情地参与。
2.运动修辞
运动修辞的提出者是赫伯特·西蒙思。他的运动修辞既包含政治运动中的语言修辞，也包含政治运动本身作为一种行动的修辞。他提出的“要求—问题—策略”（RPS）理论影响最为突出。RPS理论认为，政治运动必须适应下列要求：能够调动人力物力、能够对外界施加影响、能够抵制对立影响。政治领袖必须能从修辞上处理可能遇到的以下问题：一是道德与政治不一致，政治运动必须能平衡权力需要和价值需要之间的关系；二是现实与神话不一致，政治运动要现实地评估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可用资源；三是政治才能与操纵不一致，政治领袖面临着角色期待和角色定义之间的差距；四是前后一致与灵活性的关系，政治运动的种种声明和活动必须构成前后一致的整体；五是合作与竞争不一致。政治运动领袖可能与其他领导、能够提供资源支持的第三党、甚至反对派有共同利益，在怀疑竞争者的同时，也可能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3.制度修辞
制度修辞是以政治制度为基础而进行的政治机构之间的修辞活动。它突破了个人修辞的传统框架，更注重政治修辞的制度化特征。该理论认为，制度修辞研究不能忽视个人修辞的能力，但政治修辞的制度化创造了个人的修辞潜能和风格。
1990年，美国学者克瑞格·艾伦·史密斯和凯西·B.史密斯以美国政治制度为基础，研究了政府行政过程中的修辞功能和传播风格。制度修辞在政治机构中执行着统一、定向、解决争端、执行政策等五项功能。统一即制度修辞的整合功能。定向就是在逻辑叙述中确定目的和问题，对不同的个人、利益、传统、权力分配和影响范围加以整合，提出社会秩序中的优先性问题。修辞的立法功能体现在对社会权力的公平分配上。修辞通过求同存异，给反对社会主流倾向的观点以一定地位，同时对反对行为规范的观点予以判断，选择不同的途径来达到解决冲突的目的。最后修辞通过调动或麻醉选民来执行政策，调动包括鼓动和组织支持者，而麻醉是安排或分裂政治对立面的过程。制度修辞理论所涉及的机构修辞，主要是机构之间是如何互相制衡，互相说服的修辞活动。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是政府机构之间的分权制衡的修辞活动，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分属总统、国会、最高法院掌管。三者之间相互制衡、相互说服，以达到根本政治制度的整合和统一。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反映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负责修改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我国每年还召开“两会”，即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两会”，代表们建言献策，上传国家政策，下传民情民意，对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与规划。这些都是制度修辞的表现。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政府机构离不开制度修辞，有它的存在，机构之间才能更好、更有效地相互制衡、相互说服。
4.首脑修辞
国家首脑总是依据一定的国家制度进行修辞活动的。首脑的语言、行为必须符合国家制度和国家利益的要求。首脑修辞又是制度修辞与个体修辞的综合运用。首脑往往会受政治环境的限制，其修辞行为远远超出个人范畴，成为制度和文化角色，这一角色应使个体行为与职务行为在本质上产生一致。美国学者玛丽·斯塔基运用政治制度的系统分析方法，综合政治学和修辞学的研究成果，对总统修辞进行了模式分析。她认为：“总统传播行为的模式能够有用地把政治科学和修辞学研究的成果合并起来，把总统角色制度和制度对于总统行为的影响理论化。”美国学者斯蒂芬·斯考洛奈克将总统的领导情景分为四种模式：重建模式、号令模式、优先模式、分裂模式。其要点是总统行动受到制度和政治环境的限制；修辞形式与包含它们的结构和制度产生互动，但却不支配这些结构和制度；面临类似环境的总统可以用类似可预测的方式对环境作出反应。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庆典上，胡锦涛主席在出席庆典及随后的阅兵仪式中穿的都是中山装，而其他国家领导人则穿西装。这是首脑修辞中衣着服饰修辞的一种表现。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就是穿着中山装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此后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都经常穿中山装出席盛大仪式。胡锦涛主席在国庆60周年庆典上所穿中山装有传承的意味。而天安门广场中也树立了高大的孙中山像，胡锦涛主席穿中山装也含有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佩之意。孙中山曾阐述“中山装”的思想和政治含义：衣服外的四个口袋代表中华民族的“四维”，即礼、义、廉、耻，衣领为翻领封闭式，表示严谨的治国理念；衣袋上面的笔架形袋盖寓意重视知识分子，背部不缝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可见胡主席所穿中山装出席国庆60周年庆典也是向世人传达一种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治国理念。这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符号象征，也是一种独特的政治修辞理念。这种修辞在元首身上更体现并传达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理念及文化内含，是政治修辞的一种应用。
5.反修辞
反修辞是指政治修辞的逆向运用。反修辞的功能完全不同于传统政治修辞的功能。传统的政治修辞“是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帮助弘扬正义，抵制谬误和邪恶。”而当代政治修辞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相反的社会功能。这是指“不是说服而是控制，不是激发思想而是阻止思想，不是传递信息而是隐藏或歪曲信息，不是吸引公众注意而是掩人视听。”简言之，当代政治修辞在扮演着与古典政治修辞相反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