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分析中的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最大不同在于更加关注文本本身，比如文本的长度、文本的语言使用、文本的逻辑结构等可以量化并精确定位的文本元素，而对于人们对文本的处理与反应，则交给定性研究来处理。相对于定性研究所使用的访谈法，定量研究几乎全部用计算机进行操作，为此需要设计研究参数，建立研究模型。比如，研究小布什2004年连任美国总统前后美国新闻媒体对小布什的报道中所使用的积极词汇与消极词汇的变化，就要借助定量分析法进行文本语汇对照分析。
无论是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内容分析法所具备的明显优势是：可以描述传播内容的倾向，说明信息来源的特征，检查传播中不符合标准的内容，分析劝服的方法，说明读者对信息的意见，描述传播模式等。但同其他研究方法一样，内容分析法也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内容分析法中被作为核心研究对象的政治信息的意义应该从哪一方的角度来界定，是传播者还是接受者？当政治信息包含多重含义时，内容分析研究者应该如何进行文本纪录？是就其某一意义层面进行记录，还是将全部可以推想出的含义全部记录下来？其次，同一文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文化空间会有完全不同的含义，研究者应该以哪一种含义作为研究的参照系？
最后，高昂的研究费用与高成本技术投资，使内容分析法在缺乏研究经费或计算机技术资源落后的地区难于普及。尽管如此，内容分析法仍然是对数据分析法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对于包含有文化因素的政治传播研究课题来讲，内容分析法是最好的一种方法。
4.人际网络分析法
1963年，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发表了一部重要著作：《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与控制的模式》，在书中，卡尔开宗明义地提出内部与外部的政治传播渠道是政府的“神经”，没有通畅的政治传播人际网络，政治系统将无法正常运行。此后，对政治传播的人际网络研究开始受到政治传播学者的关注。人际网络分析法并不是政治传播学者的首创，在此前已被社会学者与组织行为学研究者广泛采用。政治传播研究中的人际网络分析法，是指在特定的政治系统中将政治传播作为一个系统的人际网络，针对这一网络中的传者与受者的传播行为与态度展开研究以提高传播效果的研究方法。人际网络研究法与调查研究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每一个人作为相互连接着的社会成员，每一个人都处在一个个传播网络的连接点上。基于此种认识，人际网络分析法并不直接通过从每一个个体信息所反映出的情况来判断一个政治系统的状态，而是首先将每一个个体在整个人际网络系统中进行归位，厘清诸个体在网络中的地位与角色，然后将他们所反映出的信息进行汇总，以此来确定这些信息是如何影响着整个人际网络的。
这种方法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以政治传播中的人际网络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如果仅是网络中的成员数量发生了改变或某些成员的行为特征出现了变化，都不会影响研究的进行。
人际网络分析法有两种研究类型，一种是以大规模的政治单位，如国际组织、大的政治组织或援外游说集团等作为研究网络，一种是以特殊群体组成的人际网络作为研究网络，但必须保证群体中的每一名成员都有着经常性的联系。第一种研究类型可以帮助政治传播学者揭示一个政治单位的传播特征。如判断这个政治单位是一个沟通顺畅的整体还是一个缺乏有效沟通的政治实体，以便调整加强其中沟通薄弱的环节，保证政治传播的效果。后一种研究形式可以帮助研究者弄清隐藏在群体内部的各种次群体，以提高组织的凝聚力进而提高政治决策的效率。
网络分析法的最大局限在于，当一个研究单位的人员数目庞杂时，会使研究工作非常繁重复杂。一个有5000人的人际网络会有2500万种不同的网内联结方式。
无论是数据法、调查法还是内容分析法或人际网络分析法，都具有自身的缺陷，因此，在进行政治传播研究时往往需要借助两种或者更多的研究方法来相互补充。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信息时代在为政治传播研究带来不可思议的演进的同时，也使传播的渠道与方式更加多元化、虚拟化，从而使研究本身变得更加复杂。
第四节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
一、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概况
虽然政治传播的概念源自西方，且是伴随着最近几十年大众传播迅猛发展才出现的新名词，但政治传播的实践在中国其实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传统社会虽无政治传播的概念，但其政治传播实践及其理论却丰富而有特色。总的来说，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起步较晚是两学东渐的结果。
政治传播学首先传入的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
香港研究者十分关注以香港和内地为社会背景的政治传播，他们的研究很多是与新闻自由、政治意识形态、权力重组、建构现实等有关的。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朱立教授对于内地的新闻自由和意识形态，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传播系统的变化等问题发表过多篇论文，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金铨、陈韬文的《大众传媒与政治过渡》（1991），对社会权力重新分配与新闻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市民对政治改革、社会现状和移民问题的态度进行了研究。香港学者的研究成为西方传播学界认识中国传播领域变革的重要渠道。
台湾的政治传播学研究在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方面都有很大进展，其中较早的两本政治传播学专著，一本是祝基滢1983年出版的《政治传播学》，一本是彭芸1986年出版的《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这两本专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把台湾的选举与西方社会的选举相联系进行研究，在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同时，也综合运用了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2002年彭怀恩出版了又一本政治传播学专著《政治传播与沟通》。
中国大陆的政治传播研究从一开始的冷冷清清，到目前随着海外研究的繁荣也逐渐兴盛起来。近二三十年来，一些政治学者、新闻传播学者也开始直接间接地涉及到政治传播研究领域。1991年，邵培仁主编《政治传播学》出版，本书对政治传播学的构成、历史、现状和趋势，政治传播学体系的内在机制和外部联系，以及政治传播学在政治活动、经济建设、行政管理、国际政治等领域的开发和利用进行了初步阐述。此后出版的一系列新闻传播、媒体研究方面的书籍都与政治传播研究有着极大的相关性。尤其是近年来清华大学以李希光教授为首的新闻传播研究团队，对政治传播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该团队的一项985重大课题“政治传播学与国家形象构建”，其首批研究成果《新闻学核心》、《媒体的力量》、《全球新传播》和《下一代媒体》等四本专著已于2002年出版。中国传媒大学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镜像中国》、《中国形象》等著作进一步把传媒的历史发展与国际关系的历史联系起来，较系统地把传播学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李元书主编的《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政治传播学作了系统的归纳和整理，其内容涉及政治传播学概述、政治传播过程、政治传播形式和目的、政治传播的环境和政治传播学的发展前景等。迄今为止，我国学者正式出版的产生了较大反响的政治传播研究著作除前述以外，还有李智的《国际政治传播：控制与效果》（2007），周宇豪的《权力与博弈：信息时代的国际政治传播》（2008）和在香港出版的许静所著的《大跃进运动中的政治传播》（2004）等。在研究论文方面，截止2010年7月，通过“中国知网”以“政治传播”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其中“博士学位论文”有21篇，在“优秀硕士论文”中有273篇。
在“中国学术期刊网总库”搜索到相关论文273篇，其中论文题目中含有“政治传播”的117篇。
在政治传播研究机构和学科建设上，中国传媒大学于2009年设立了政治传播研究所，并分别创设了“政治传播研究”、“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向。在近年来发表的政治传播研究论文中，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荆学民教授发表在《现代传播》2009年第4期的《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一文，对目前学界争议较多的“政治传播”的范畴界定、政治传播学的学科标准、政治传播的本质与政治社会化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辨析，同时提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基本思路。该文由《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获得了较大的社会反响。该所学者近年来致力于政治传播研究，发表了《现代西方政治传播研究述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治传播主体意识研究》、《我国近几年政治传播研究述评》、《重大危机事件中我国政府形象传播存在的问题》等一批论文，成为政治传播研究领域一个较为活跃的平台。
从总体上看，国内政治传播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马克思主义是政治传播研究的主导理论，但与西方相比，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二、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对我们的启示
了解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目的，在于为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提供汲取和参照，以推进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
1.致力于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科学化
西方政治传播走到今天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系统的研究范式，虽然政治传播学仍需要不断汲取传播学及其他学科的理论营养，但正是由于拥有科学完整的研究范式才确保了自身的独立发展。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科学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将其他学科理论置于政治传播学的框架下进行再思考，如把政治学中的政治市场理论放在政治传播活动中进行思考，形成了政治传播研究中的政治市场学。另一方面，注重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其主要研究方法的数据分析法、调查研究法、内容分析法、人际网络分析法等之所以能够得到丰富与完善，正是因为每一种方法都经过了学者不断的使用与反复的验证。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缺少科学的、系统的研究方法，并且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未能实现从“应然”向“实然”、从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从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根本转变。
2.致力于政治传播学科建构的“视界融合”
现代政治传播研究走到今天已经跨越了包含传播学、政治学、心理学在内的十多种学科体系，它的研究范围遍及政治传播过程中的方方面面。由于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不少重大政治传播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
如对政治传播学的政治学本位和传播学本位的各自界定，虽然从政治学和传播学的角度对“政治传播”范畴注入了必要的本质要素，但却未能从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视界融合”的高度来界定和把握政治传播范畴，这正反映了仅从政治学或传播学界定政治传播的局限性。而且，从对政治传播的研究来看，这种局限所带来的学科褊狭贯穿于研究的整个过程。再如，对于政治传播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对政治传播、传播、政治、大众传播、公共领域、参与式民主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政治系统与政治传播的现实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传播研究回答的问题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国际政治传播是政治传播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虽然中国加入WTO，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传播渠道日益全球化，但关于国际政治传播的研究和国家形象传播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开发的研究领域。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我国政治传播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对国外政治传播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尚未做到分析、批判、借鉴。有些学者习惯于从西方的研究体系中借来一个个新颖的概念套用在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之中，却未能清晰地说明这一概念的含义、产生的背景和它承载的方法论意义。在不能精确理解政治传播学基本概念和方法的情况下，任何一种研究都将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以及参考上的误解。因此，中国政治传播学亟须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