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东梅、李晓明、姚晶晶、魏涛
一、引言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生态和人类发展之间是一种竞争而非互补的关系（李周，2000），尤其是在生态脆弱地区，因此在这里继续使用传统扶贫方式的效果并不明显（汪三贵，2006）。在资源缺乏导致“经济贫困——环境破坏——经济再贫困”的恶性循环假设条件下，生态移民被认为是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有效手段之一。生态移民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决处于生态脆弱、经济贫困地区的农牧民的脱贫问题。而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或家庭的经济不平等，即贫困是对个人或家庭基本的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Sen，1997）。因此，如果生态移民不能保障移民采取稳定的生计策略以实现移民自我可持续发展，那么，改善生态、实现移民脱贫致富的预期目标将难以达到。因而，弄清生态移民对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到底造成了哪些影响、这些影响以何种程度影响着移民户的生计结果是十分必要的。
宁夏是我国生态移民试点地区之一。截至2011年底，宁夏地区已累计投资46.21亿元，对16.08万存在用水难、出行难、生产生活条件艰苦、存在自然灾害隐患的山区贫困群众实施了生态移民。“十二五”期间，宁夏政府又规划对中南部地区35万人实施移民搬迁。在这种背景下，研究生态移民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对丰富生态移民生计研究的内容、为政府提供实证的决策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一）人口迁移文献回顾
国外对于人口迁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很多研究者从不同视角研究了人口迁移的原因。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首次提出了“移民”的概念。随后，拉文斯坦的人口迁移规律、唐纳德·博格的“推——拉”理论、费景汉和拉尼斯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型、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以及舒尔茨从人力资本角度对移民的研究等理论或学说，从多个视角揭示了人口迁移的内在规律，反映了人口迁移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东梅，2011）。我国对于生态移民的研究，始于20世纪的90年代，因而其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主要集中在生态移民概念（徐江，1996）、移民目的（刘敏，2005；潘晓成，2006等）、移民必要性（秦玉才等，2001；东梅，2005等）和可行性（侯东民，2002；池永民，2004等）、移民存在的问题（东梅，2005；程红梅，2006等）及其绩效评价（东梅，2006）等问题上。进入21世纪后，研究者又从可持续的视角提出了生态移民后续发展问题，并且从一般层面逐步转变为案例层面的研究。
无论是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博格、托达罗的人口迁移模型，还是斯塔克、泰勒和李的新经济移民理论，其核心都是把人口的迁移作为家庭的自主决策，是家庭追求经济收入或预期效用最大化的私人行为，这种私人行为的结果通常可以导致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优化，因而在增加家庭私人收入的同时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加快经济增长；从人口迁移的结果出发，主流经济学家也呼吁通过公共政策和制度变迁促进人口迁移，以提高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
（二）生计研究文献回顾
国外研究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农户的生计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生计概念的厘清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Chambers and Conway（1992）、Scoones（1998）、Farrington等（1999）以及Ellis（2000）都对生计概念以及生计分析框架的丰富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研究兴趣和目标不同，不同学者对生计概念的理解也是不同的（F.Ellis，2000），国际上比较认同的生计概念是：“生计是谋生的方式，该谋生方式建立在能力（capabilities）、资产（assets，包括储备物、资源、要求权和享有权）和活动（activities）的基础上”（Chambers and Conway，1992）。英国国际发展部（The UK‵s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在2000年提出了“可持续生计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SLF），由于SLF把sen、Chambers 和Conway等的研究内容和工作方法规范化了，并使之成为一套单独的、可共享的指导生计研究的方法，已被许多组织采纳。SLF为本文提供了研究框架和指导思想。
目前，由于生计方法在我国的实践的时间不长，我国对于生计的研究文献并不多，所以国内的研究集中在对于生计分析方法、生计框架的应用方面，而且主要集中对失地农民、退耕还林以及工程移民的农户生计总体特征的研究方面（李小云等，2007；谢旭轩等，2010等）。虽然没有对生态移民生计策略影响的直接研究，但上述成果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和方法。
三、移民搬迁对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实证分析
生计策略是指农户对生计资本利用的组合配置和经营活动的选择，以便实现可行的生计目标。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用收入衡量）的生态移民，其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可能也不同。为了验证这个结论，我们在宁夏随机抽样调查了3个县，每县选取2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2个村，在每个村随机抽取了高、中、低收入10户，总样本量为12个村、130户（个别村抽取了12或13户，因此总样本为130户），有效样本121份。
（一）模型
由于一般的OLS回归只能得到对均值的影响，若考察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用收入水平代表）移民搬迁对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则不能使用OLS。Koenker and Bassett（1978）提出的分位数回归方法可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对误差项的分布未做假定，是一种非参数的估计方法。为考察不同发展阶段移民的生计策略，参考其他学者（周密、张广胜，2010；葛玉好、赵媛媛，2010；高梦滔、姚洋，2006）所做的类似模型，我们初步建立如下分位数回归模型：
其中，取下标值为0.25、0.50、0.75，表示25、50、75分位，分别代表低、中、高收入农户（高梦滔、姚洋，2006），表示农户工资性收入的水平，具体到模型估计时，我们取农户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因变量、自变量中涉及到收入和支出水平时，均转换为取对数形式。为一系列影响生计策略选择的外生变量，这里我们遴选出代表金融资本的“农业支出的自然对数”和代表人力资本的“家庭人口数”、“劳动力数占家庭比例”、“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的主要职业”、“民族”，以及代表物质资本的“家庭人均耕地面积”作为自变量。“生计策略的表现形式：“A”代表以农为主的生计策略（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33%），对应0.25分位点；“B”代表兼业生计策略（33%<；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66%），对应0.50分位点；“C”代表以非农为主的生计策略（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66%）。
（二）估计结果及解释
运用Stata12.0对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估计，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对应50分位的农户，家庭人口数相比较而言最多、劳动力人数占家庭人口数的比例也相对最大，户主年龄偏高、受教育程度偏低，民族的影响不显著。另外，基于家庭人均耕地面积的不足，这样也就产生了相对于种植业的富于劳动力，可以理解其对农业的支出少（主要是人力投入），所以户主就选择了“主要在家干农活，农闲时外出打工”的兼业生计策略。对于以农为主的生计策略的选择，人均耕地面积的大小是关键因素之一，土地不仅仅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其生计可持续的保障；兼业行为的农户并未放弃农业生产，工资性收入可以作为农闲时赚取贴补家用的行为；以非农为主的生计策略，其生计来源不再局限于农业生产，生计来源渠道多样化，土地的保障性作用逐渐降低。户主的受教育程度，限制了其生计策略选择的自由度，同时，年龄的大小决定了其学习、适应能力的强弱。基于农业生产投入产出效应，以农为主的生计策略，生计来源单一，加上农业生产的积累扩散效应小，对农业的投资有限，且主要限于人工的投入；而兼业和以非农为主的农户，其工资性收入，提供了农业投资的资金。
移民搬迁对生态移民生计资本所造成的脆弱性、进而对其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如下：
1.家庭人口数的多少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有正向作用，尤其对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的移民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可能解释是，家庭人口数多的农户，除了有足够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外，还有多余的劳动力，这为选择兼业的生计策略提供了富余劳动力。
2.劳动力人数占家庭人口数的比例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有负向作用，对于兼业型生计策略的农户影响最大。结合农户的家庭人口数来分析，劳动力人口占比越大，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灵活性就越大，所以对不同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就越小。
3.户主年龄对生计策略的选择影响也具有负向作用，户主的年龄越大，其生计策略的选择的灵活性就越小，对于高龄人来说生计策略基本已经定型，没有多大的变化和适应性。
4.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对于选择以非农为主的生计策略的农户有正向的显著作用，而对于其他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具有负向作用。可能的解释是，对于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来说，对生计策略的适应性强、选择范围大，具有从事非农行业的学习能力和知识储备。
5.民族因素对于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负向作用，对以农为主型、兼业型和以非农为主型的生计策略的负向影响逐步递增。生态移民中回族所占比例大，由于回族的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的特殊性，限制了农户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广度，尤其是对以非农为主型的生计策略的选择。
6.户主的主要职业对以农为主型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正向影响，因为生态移民中基本上都具有从事农业的技能，所以户主主要在家干农活；但对于兼业型生计策略和以非农为主型生计策略选择，传统的农业技能却会成为阻碍，所以对其具有负向作用。
7.农业支出对于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具有正向作用，尤其是对以非农为主型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选择以农为主和兼业生计策略的农户，多是传统的种植业，资本积累缓慢且有限，对于农业的投资基本上是劳动力，而很少有资本性的投资；选择以非农为主型生计策略的农户，具有农业支出的资本积累，也是其选择以非农为主的比较优势。
8.生态移民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具有负向作用，原因是生态移民后，农户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加上对灌区农业生产、节水灌溉技术掌握的不到位，成为了农户生计策略选择时的障碍之一。
9.是否有借贷款可以在一定程度说明农户的融资渠道是否通畅，数据显示，能否借贷款对选择以非农为主生计策略的农户具有负向作用，而对其他类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则具有正向作用。以非农为主的生计策略对资金供给的及时性、充足性有强烈的依赖，而以农为主和兼业行为则相对较弱，说明农户选择以非农为主的生计策略，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服务支持。
四、移民搬迁对不同阶段生态移民生计策略影响的案例研究
为了进一步验证实证分析中的结论，我们从所调查的12个村中选择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分别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温饱期、发展期和致富期）的移民村进行了典型调查，试图从村级层面探讨移民搬迁对生态移民生计策略的影响。
（一）温饱期移民的生计策略选择
生态移民主要针对那些绝对贫困人口。由于他们是绝对贫困人口，原始积累非常薄弱，加之搬迁的费用较大，因此移民迁移到新区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温饱问题，他们面临的约束条件是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双重匮乏，因此处于温饱阶段的移民通常所选择的产业结构形式是“以口粮种植为主；生计来源主要依靠种植业和外出务工，其中外出务工的比例较大；特色养殖和特色种植仅限于一些有实力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