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与思考
我们需要怎样的合作社？
在厦门，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标有台湾某某产销班标志的成箱水果。台湾特色不仅体现在水果的芳香，也体现在“产销班”这种特殊的农业直销机制。
产销班，即是把农户的产前、产后问题融为一体，将农业纳入到产业化的经营模式之中，它起于上世纪50年代，然而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得益于现代超市连锁店的推动，这种现代化的农产品直销方式才正式确立。
直销方式运行流程如下：
产销班模式的成功，在于最大限度地延伸了农业生产的产业链。农业生产与加工、包装以及销售连为一体，在此之中，农民的利益由于产业链的提升得到了显著的加强。
回到大陆，200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合作社法》）在大陆正式实施，《合作社法》的总则中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应遵循的原则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以此规定及台湾地区农业的经验，我们或许能探究出合作社发展的一条可循之路。
第一，农民专业合作社必须以农民为主体，并以代表农民利益为其不可撼动的准则。
《合作社法》中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中，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成员总数二十人以下的，可以有一个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成员；成员总数超过二十人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成员不得超过成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在海峡对岸，台湾的农业合作组织也有明确的规定，各级农会的代表大会、理事会及监事会中，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农民加入，此规定也是为了确保农民在合作社中的主体地位。企业＋农户的方式曾被认为是合作社发展的有效途径，由于需要农业产业化的方式经营，企业曾被认为是推动这一发展、改革的最佳代表。然而，靠企业维持的合作社却仍然有其难以避免的弊端：企业和农户往往只靠一纸合同维持其合作关系，而企业和农户的利益又并不可能完全一致，这就导致了在合作社的运行过程中，企业和农户各顾各的利益，最终不欢而散，两败俱伤。
因而，合作社仅靠企业的带动远不能达到其应有的作用，尽管现今的观点普遍认为合作社应具有盈利的作用，但是如果企业的盈利要求与农户的致富需求无法达到一个平衡点，这种矛盾就有可能影响具体的运作以及劳动成果的分配。
这也是调查过程中，很多农户希望龙头企业带动组成合作社的原因，信誉在这其中起到了很大的“广告效应”，而对于农户来说，在与其根本利益紧密相关的合作社组成问题上，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显然更为重要。
第二，农业合作社必须遵循民主管理的原则。
“一人一票”制曾被认为是合作社的灵魂，以此可看出民主管理在合作社的运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国际合作社通行的罗奇代尔原则明确规定：会员大会是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关，合作社一切重大事项必须经社员大会讨论、表决后决定。合作社管理人员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向全体社员负责。基层合作社的社员无论股份多少，都只有一票的权利，每人有同等的表决权。
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主任、中国合作经济学会特邀理事冯开文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农民必须要参与合作社的日常管理，即使这可能不是直接的管理。
农民每人都应有一票的表决权，农民自己决定合作社的管理人员、管理方式、市场出售价等。这样做的目的是保障社员的民主、平等权利，避免少数人利用股份或者权力控制合作社。”
即使是以股份制发达而闻名的美国，合作社的规章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即每个人的认购股金不得超过合作社股金总额的20％，用这种方法防止一股独大的现象。尽管它可能脱离了“一人一票”制，而变成了“一人两票”或者“一人三票”制，但究其根本以及美国经济中的垄断规模，这个规定之于合作社来说仍然没有脱离民主管理这个限度。
第三，国家必须对合作社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管。
在立法上对合作社进行监管规范，这便是国家职能体现的一个标志。当然，在合作社的具体运行过程中，国家的监管仍然必不可少。
台湾产销班模式的建立正是得益于行政力量的主导，与西方不同，台湾的合作经济模式的建立完全依靠自上而下的推动，这其中就包括资金划拨、设备补助、技术指导等，在产销班模式建立初期一系列困难不断出现的时候，正是行政力量让产销班得以维持下去。这个看似依赖市场的产业模式，由于涉及到台湾地区的基础和弱势群体的生活问题，在其建立的时候便果断地运用了市场以外的“第三只手”。
当然，在合作社的发展阶段，我们更希望看到“有形的手”充当市场推手的作用，而不是直接参与合作社的具体经营。一些时候，行政因素的过多干预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村难以避免的发展困境。与合作社的具体事务相比，农业市场的稳定更多地决定着农村的稳定以及农民权益的保障。农业价格是否合理、农产品质量是否可靠、合作社是否合法等原则问题才应是“推手”所必须考虑的事务。
六、调查后记
2009年10月10日，我们的调查定稿的日子。如果说做“子牛杯”社会调查的过程可以看作一条线段的话，那么这一天应该就是线段的终点。
线段的起点是两年前，那时我们还坐在礼堂的后边，唯有冲动而毫无结果；一年前，我们因为苦于寻找选题而再次与调查失之交臂；四个月前，关于合作经济的调查正式开始；两个月前，我们前往平谷实地调查；十天前，正式开始写稿；两天前正文完成……
打印一份调查报告只需要40秒钟的时间，这是这个调查的最后一个步骤，或许是因为之前的费心，这个步骤似乎完成得过于庄重，以至于我们还要在封面的颜色上踟蹰许久。
印在这篇报告上的，除了这些文字和图表，还有两个场面：
第一是在安固村的一个农户家里，当我们结束采访的时候，女主人特意从自家冰箱里拿出冰棍，一定要塞到我们手里。我们的调查绝无可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甚至连最基本的安慰都算不上，但他们的乐观却能给予我们对这个社会最现实的慰藉。
第二是在南城的一家火锅店里，这是我们下笔前最后一次讨论选题。这个调查之所以能够完成，必须要感谢中国农业大学滕悦老师、对外经济与贸易大学赵龙老师和厦门大学王腾老师的支持。实际上我们对某些问题上的看法不尽一致，尤其是在农业市场化的问题上争论很大，可以说，这篇调查也是吵出来的成果。我们都绝不会轻易地接受另一个人的观点，往往就在这种聒噪的争论之中，看着火锅里的羊肉由红变白，再变老。从交易成本理论到罗纳德·科斯，从西部供销困境到台湾产销班，我们争论的话题一直与周围的觥筹交错格格不入，倒有些理想主义者的腾云驾雾，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登仙。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篇调查的过程远比结果更有意义。就好像我们希望用纪实的手法来写经济问题一样，今天我们更希望从这篇调查报告中看到的，其实不过就是一个记录社会与我们自己的文本罢了。
教师评语
2007级新闻学的傅艺明、方仿妨、刘文杰和2007级传播学的钱天然同学，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注当今“三农”问题，经过不懈努力，采写了这篇调查报告。
这篇社会调查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现状切入，结合合作社的具体范例，探究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必要性以及运行机制等问题。同学们深入农村，运用观察法、问卷法、文献法和访谈法等，认识和分析当今中国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同学们的调查不满足于反映现状，而是针对现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见解，相信他们的调查结论对政府相关部门解决问题能提供有益的参考。
农民合作社是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对于傅艺明等新闻学专业的同学来说，是有较大难度的。他们的调查研究虽然刚刚开始，但前景是让人乐观的。从这篇调查报告来看，选题重要，调查目的明确，调查方法恰当，搜集的材料生动翔实，叙事清晰，结构合理，文字顺畅，具有较高的质量。我也希望同学们能够继续他们对这个领域的调查研究，并加强相关知识的理论学习，可以说，这篇调查给同学们打开了一扇未知领域的大门，而这远比一个奖项重要得多。
（方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