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方面来看，经济转型也使俄罗斯人民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体会。1992年至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是转型期俄罗斯人民生活最痛苦的时刻，经济转型总体导致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恶果。
一是社会生产大幅度下降，综合国力严重削弱。期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其下降幅度超过了1914-1917年的国内战争和1941-1945年卫国战争时期经济下降幅度的总和。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美国的10%，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排名还不及韩国，仅相当于奥地利的水平，居世界第12位。
二是各种危机相互交织，积重难返。俄罗斯由于长期奉行重金融，轻实业的泡沫经济政策，导致生产连续下降，企业大量亏损，截至1998年，大约70%-80%的企业陷入亏损状态。同时，由于财政拨款少，信贷紧缩，外资来源奇缺，投资严重不足，导致民族工业普遍萎缩，俄罗斯科技含量高的民用产品在世界所占的比例还不足1%。
三是发生严重的支付危机与社会冲突。俄罗斯转型期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严重的支付危机，各种拖欠（企业对财政，企业对企业，企业对职工，财政对公民的拖欠）充斥了整个经济生活（以工资和退休金的拖欠为例，1998年7月，俄罗斯工资拖欠达758亿卢布，军饷200亿卢布，退休金235亿卢布）。拖欠使许多企业不得不采用代用货币和易货方式来解决相互之间的支付。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长期拖欠了职工的工资、退休金和补贴，全俄矿工革命、铁路革命、游行示威、静坐抗议风起云涌，加剧了社会危机和动荡。
四是债务沉重。为了缓解经济转型所带来的财政危机、预算危机、投资危机和支付危机，俄政府只能靠举债度日。据统计，1998年，俄罗斯内债余额700亿美元，外债130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5%，偿还国债支出占预算支出的30%。
五是形成了垄断官僚集团。早期的俄罗斯是在法律缺失的情况下进行经济转型的，其转型为少数官僚和企业家掠夺和变相掠夺国有资产提供了条件，从而使私有化成了捞一把和强盗经济的代名词，形成了垄断的官僚集团。据统计，转型期俄罗斯九大金融—工业集团控制了大部分最有实力和发展潜力的工业部门、大部分商品进出口、金融证券业务、近50%的基建投资。与此同时，各中小官僚和企业也利用法律真空小捞一把。他们贪污受贿，偷税漏税，从而极大地助长了俄罗斯影子经济的发展和壮大。
在俄罗斯，几乎所有的企业，所有的银行和机构都做假账，私分账外资金。普京承认，俄罗斯的影子经济部分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0%。最后是遍及全社会的贫困。由于经济大幅下滑，俄罗斯居民收入、购买力急剧下降，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增大，贫困人口激增。根据社会统计，俄罗斯贫困人口通常维持在50%左右，激进改革前两年曾达60%。据1996年调查，低于贫困线的人口达53.3%，其中赤贫人口达20.4%。1997年俄罗斯专家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3%的人花钱不用计算；5%的人买得起电视和冰箱，但眼下还买不起汽车；34%的人回答大件购置以后再说；41%的人手头的钱只够喂嘴；17%的人连吃饭的钱都不够。1997年底，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共有3100万人，1999年就增至4000万人。全俄50%的银行存款集中在2%的人手里。同时，1996年至1998年，俄罗斯国内失业率分别为10%、11.3%、12.4%，大大超过了其确定的5%—7%的正常水平。到1998年12月底，其失业人口高达860万。
1999年以后，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国际能源价格上涨，特别是普京的经济新政实施以后，俄罗斯经济发展终于走上逐步增长的道路，受惠于经济全面发展，人民终于过上了好日子。1999-2007年间，俄罗斯GDP 累计增长62.6%，年均增长6.9%，大大超过了世界经济平均4.7%的速度；2008年2月，外汇储备达4845亿美元，仅次于中国和日本；1999年以来，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了150%，失业率和贫困水平均下降了50%，通货膨胀率逐年下降。俄罗斯和中国、印度、巴西一起，被称为新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金砖四国。
总之，中俄经济转型，从最终构建的经济生态结果上来看，殊途同归，有很多一致性，包括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等等。但是从过程上来看，中国的经济转型渐进性特征的优势也显露无遗，经济全面、持续、可协调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俄罗斯经济转型则引起了剧烈的动荡，经济发展一波三折，后期的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吸取了很多中国的经验，如加强政府对重要经济部门的控制、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加强对外合作、推动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等，才摆脱难关，走上发展的正轨。中俄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各种现象和结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
第三节中俄传媒转型的文化生态比较
文化是一个难以确定的概念，据统计，相关定义达260多种。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这被视为具有代表性的强调观念形态内涵的文化定义，通常作为文化概念的普遍理解而被采用。而文化转型则是文化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专指特定时代、特定民族或群体所习以为常地赖以生存的主导性文化模式被另一种新的文化模式所取代的过程。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政治、经济转型改变了文化所存在的社会基础，文化转型同样不可避免。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个体而言，文化以一种隐形的神秘力量，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也会产生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并服务于维护其现存关系。因此，从文化在个体社会化和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而言，文化转型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同时，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独立性、稳定性和普遍性、发展性的矛盾统一。文化是民族的，每一个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模式；文化又是普遍的，不同民族之间能找到共有的价值标准。作为一种长时间积淀下来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文化具有非常强的稳定性，其内核难以改变；文化又是发展变化的，从文化的多种定义的现实，就可以看出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扩大和变化。由此，文化的特性一方面决定了其在政治、经济转型中的影响和独特作用；另一方面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在几乎每一个民族都会经历的文化转型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一元与多元等对立关系，这不仅对构筑新型文化模式有着重要影响，对于社会整体发展，也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俄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因素制约着转型模式、进程与成效，两国文化自身也在政治、经济现代化转型的同时，同样面临着传统与现代、一元与多元的巨大冲突和变迁。这种变迁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凸显出重要的时代意义，深刻地影响着两国的人民和社会。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同时又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载体和信息传播最重要工具的现代传媒，文化转型对其影响是直接的，显见的，决定着传媒文化属性的本质。因此，中俄文化转型是两国传媒转型又一重要的影响因素。鉴于文化观念形态的抽象性质和转型的内在连续性，其转型过程难以分阶段叙述，本书只对两国文化转型的结果进行总结和比较。
一、主流文化的解构与重构
主流文化又称正统文化，是反映一定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在文化发展的一定时期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同时，主流文化在形式结构层面又一定程度地反映和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传统文化中共同性、普遍性的方面，具有相对的超越性和永恒性。
转型前的中俄社会主流文化，主要体现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人民的文化平等，以培养具有文化知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勇于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公民为目标，是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文化。从民族传统文化的共同性、普遍性来看，中国是以人本精神、和谐意识、伦理本位、理想主义、整体思维等为核心内涵的儒家文化精神为主，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则以其历史上的三大支柱东正教、专制和民族性为基础，体现为共同性原则、人类中心论、东正教的人道主义、救世主理想和注重内在精神完整等文化特征。
中俄文化转型，是两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所指出的，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的变化过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一切领域；现代化带来了各种新的群体意识，如部落、地区、氏族、宗教、等级、阶级、职业、社团。现代化意味着各种新和旧、现代和传统的群体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的，意识到自己在与其他群体关系中的利益和要求。由此，在中俄文化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高度集中、一元性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流文化，还是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都必然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经历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政治民主、自由的推行和市场经济的确立，中俄传统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主要社会分层的一元社会解体，市场经济导致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和利益的分化，社会的经济成分、物质利益、生活和就业方式多样化，使人们的思想状况日益复杂多样，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心态和个人行为准则日益多元，西方科学技术优势所带来的科学、民主、自由、理性、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文化输入等，对两国主流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就中国而言，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受到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主流意识形态弱化和淡化方面。由于文化转型以及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输入和传播，各种文化元素、文化制度涌入，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多元价值谱系的激荡，直接导致社会成员理想信念、道德观念、价值取向选择的多样性和思想的困惑、迷惘、混乱局面。自由主义、享乐主义、颓废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思潮泛滥，一些人追求世俗化、功利化，缺乏理想、信念、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集体主义、大公无私、勇于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主流文化精神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被削弱，主导地位受到严峻挑战。同样，新的多元文化倡导的科学理性、自由、法治、个人主义、世俗化、功利化等思想，明显背离我国传统文化的人本精神、和谐意识、伦理本位、理想主义、整体思维等内涵，其流行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也显而易见。
但是，尽管文化转型使中国主流文化建设面临着巨大困难，但无论是从思想上、政策上，还是资金投入上，中国的主流文化重构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秉承开放、包容的精神，中国的主流文化建设冲破了改革开放之前的革命文化、阶级文化、意识形态文化控制的束缚，保持传统主流文化要素，吸收传统文化精华和西方文化的优点，向发展、多元、创新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转型，历经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变迁历程，逐步形成了现代化的中国主流文化思潮。党的十五大报告专门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做了规划，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
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张，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四个方面，集中体现了我国在主流文化重构方面的努力和主张。主流文化建设在我国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整合、经济秩序调控和道德行为规范功能，确保了社会转型的总体稳定，对于文化多元转型过程中，特别是西方文化思潮影响下国内外出现的理想信念淡漠、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环境破坏、科学技术异化等负面现象，也起到了很好的抵制和消解作用。季羡林老先生在其自选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针对西方文化的缺陷专门指出，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时代，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和中华文化必将复兴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