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关于现代性异化问题的批判，无疑是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每一个现代化转型国家都容易出现并应该正视的问题。同理，大众传媒作为现代文明的宠儿和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与现代性的关系如何？传媒的现代化转型，是现代性精神的推动和弘扬，还是现代性精神走向反面的帮凶？也是学者们一直关注的重要话题。在现代化的结构功能主义那里，先进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成为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属性被列出，表明了大众传媒在现代文明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美国社会学家勒纳对传播与发展之关系进行了核心表述，指出各地都市化程度提升后，均能提高其人民的识字率；人民的识字率提高后，其媒介使用率便会增加，媒介使用率增加后，人们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参与程度随即扩大。加拿大学者斯迈兹则强调传播是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传播不仅影响经济活动，而且本身已成为基本的经济活动之一，因此研究传播活动是理解经济的必要因素，而关注社会权力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对于理解传播也是必要的，因为传播过程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等等。大众传媒通过文字、声音、影像等形式，利用先进的传播技术，以前所未有的传播速度和广度，构建了一个全球化的媒介网络，其信息传递、舆论监督、文化教育、提供娱乐等功能，其在政治宣传与民主建设、经济发展、文化变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塑造等方面的作用，构建了社会、传媒和人三者之间最紧密的发展生态关系，成为民主化、工业化、都市化、文化世俗化、主体自由等现代性精神的最好表征，在社会发展和人的解放方面，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问题的本质在于，传媒的民主化，市场化、产业化，现代传媒技术发展以及传媒文化所代表的文化工业，在推动了社会现代性精神形塑、彰显自身现代性精神的同时，同样也出现了现代性异化问题。人们质疑和批判的是：在民主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背景下，以言论自由为核心的传媒民主是谁的民主，这种民主化是否是一种虚假的民主化，网络、手机等被称为具有草根媒体性质的媒介发展，是否代表了最广义的民主还是一种新的霸权；传媒的市场化、产业化推动了经济和传媒产业的发展，但其竞争是否就是在社会责任理论的道德乌托邦下完成，是否是一种理性的自由竞争，还是导致了垄断的形成和恶性竞争的泛滥，是否导致了传媒的集中控制和同质化、低俗化内容的蔓延，是否导致了传媒产业全球发展的不平衡与失调。
传媒技术的发展是人体的延伸，不断完善和丰富着人的感觉器官，不断改变着世界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世界变平了，变小了，方便、快捷、人性化，但是否就真的导致了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电视人、容器人、网络成瘾症、媒介依存症、人际交往障碍等现象的出现，均能说明，当人体的所有器官被媒体延伸或替代后，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当莱文森在书写《手机：挡不住的呼唤》，赞美手机传播给人带来的补偿和解放的同时，我们还是要问，当人们拿着手机越来越无话可说时，那又将是怎样的讽刺呵？
最后，就传媒文化世俗化、都市化、大众化转型所造成的被视为文化工业的大众文化抑或消费文化盛行，一方面使得文化向下，成为生活方式的表征，突破了传统精英文化观念下有文化和没文化的二元对立，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在文化消费中进行意义的解码，获得某种文本快感，其启蒙和解放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在商业利益驱使下的这种标准化、复制化、浅表化、娱乐化，有如其他商品生产一样，只注重使用价值，越来越失去文化的根本属性，传媒文化给公众的涵化作用也是巨大的。法兰克福学派把大众文化称为文化工业，并对其进行深刻批判。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是在大众传媒和日益精巧的技术效应的协同下，大批量生产标准化的文化产品，将情感纳入统一的形式，纳入一种巧加包装的意识形态，最终将个性无条件交出，淹没在平民化生活方式、时尚化消费行为以及肤浅化的审美趣味之中，并以此用虚假的需要和解决办法代替了真实需要和解决办法，麻木受众的心灵，推行资本主义的消费意识形态，一方面造成了消费主义盛行，社会的物欲横流和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法则，同时也建构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由此，所谓的文化解放和消费自由就成为一种假象，受众实际上被休闲、享乐、广告、消费等控制，成为商品拜物教的奴隶，成为畸形的单向度的人。
媒介环境学派的著名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其名著《娱乐至死》里，同样对以电视为主的电子媒体文化对人的思想控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该书中文版封面图示就以四个坐在电视机前没有头颅、毫无表情和情绪的躯干，无声无息面对电视这带有诡异气息的场景，对电视控制人的思想，使人变成没有生命的躯壳，麻木不仁地面对电视节目，丧失了任何判断能力，任其摆布的后果进行了最深刻的隐喻和讽刺。在书中，波兹曼又以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小说《一九八四年》与《美丽新世界》对未来世界发展的预测对比为例，指明未来世界使我们感到恐怖的不是奥威尔所说的民主、自由倒退和无所不包、无所不知的极权主义的控制，而是电视所倡导的娱乐文化使我们因为享乐而失去了自由。他指出：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大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中；奥威尔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这些振聋发聩的观点就是为了表明，在电视娱乐传媒文化盛行的时代，我们已经陷入了一种催眠状态，我们在追求愉悦中耗尽精力，我们的文化生活世界只不过是娱乐而已，而这种娱乐文化正是我们被控制的根源，更为恐怖的是，我们自己还欢迎并心甘情愿接受压迫我们的东西。
以上关于传媒现代性出现的异化问题，是传媒民主化、市场化、技术化、文化世俗化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也有批判学派所固有的主观判断和过激之嫌，但却终归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啻于防止传媒现代化转型矫枉过正的思想良药。中俄传媒现代化转型，虽然具有各自的个性特色，但也具有世界传媒现代化转型的共性，同样不同程度存在着上述现代性异化问题。
就中国而言，综合前面关于传媒现代化转型的论述，且不说我们在传媒民主、传媒市场化、技术化发展和利用等方面的现代化发展均还存在诸多缺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传媒现代性异化问题也不容忽视。学者单波教授在《现代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一文中，坦言中国传媒转型处于传统型、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三个时空的博弈空间内，专制的力量继续制约着媒介的发展，并且与经济力量合谋，消解着媒介的公共性质；与法律合谋，制造着更加细密的传播控制体系，扭曲着政府、公众与媒介的法律关系，使国家机器管理社会的效率和敏感度降低；与主义合谋，固守着媒介的宣传、教化功能，使思想的统治大行其道。中国媒介发展还面临着媒体的级别待遇与媒体的公平竞争的矛盾、行政指令与媒介的市场化经营冲突、媒介的社会公器地位与媒介的利润最大化的对立、社会的稳定需要与媒介投资的政治经济风险的纠结、人情关系与独立的舆论监督的尴尬、文化生态，多样性，消解中心论与一元化与传媒文化同质化、低俗化，精神家园没落的对立。
仅以传媒文化的现状为例，各类媒体在利润至上观念的指导下，缺少人文关怀，迎合猎奇需要，热衷于暴力、色情、时尚消费奢侈品炒作、明星绯闻等琐事报道、细节灾难信息描绘等，传媒文化娱乐化乃至低俗化趋势让人担忧。收视率被称为万恶之源，电视选秀节目大行其道，从2005年《超级女声》、《梦想中国》和《莱卡我型我秀》取得经济成功开始，全国开始了电视选秀节目热潮，2006年就有广东卫视的《生存大挑战》、《明日之星》、《超模大赛》，天津卫视的《化蝶》、《今晚谁结婚》、《我是当事人》、《成龙计划》，东方卫视的《民星大行动》、《赢家》和《加油，好男儿》等100多家选秀节目播出。2007年，重庆电视台的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被批比赛环节设计丑陋粗糙，评委言行举止失态，节目设计缺乏艺术水准、内容格调低下，演唱曲目庸俗媚俗而被广电总局叫停，深刻折射出我国选秀节目的文化现实。
但是，2009年湖南卫视的《快乐女声》依然延续着选秀节目的强势，继续打造着全民的娱乐文化盛宴。2010年，相亲节目又取代选秀节目，成为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的主流，从1月山东卫视的《爱情来敲门》，到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再到当前收视率最高的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相亲节目充斥荧屏，剩男剩女、拜金女、富二代等相亲话题人物轮番登场亮相，构建了一幕幕相亲奇观。但是，就是这些所谓带给人们自由娱乐的电视节目，其所倡导的婚恋文化价值观念却让人咋舌：姑娘们我告诉你，你们嫁人，嫁老公，没有5克拉以上的钻戒不要嫁；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我的手只给我男朋友握，其他人握一次20万；你家有钱吗？我家是开厂的，在上海有三套房子等等，年轻人拜金、自私、造作、享乐之爱情观、价值观被荧屏再现，一方面折射出电视文化发展的异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整体文化现代性转型过程中，消费主义文化对中国公众的深刻负面影响，波兹曼娱乐至死的警示意义发人深省。可见，媒介在成为人民参政议政、多元文化构建与消费的平台，媒介的市场化、产业化、集团化、平民化、网络化乃至时尚化，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推动力量的同时，也面临空前的巨大挑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就俄罗斯而言，传媒转型初期推崇绝对的民主、自由，进行完全的市场化、产业化和文化多元化，媒体成为第四权力、无冕之王，其现代转型与多元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但现实发展的另外一面也体现出传媒成为政治斗争工具，成为总统选举的代言人，以黑材料左右政治走向，谩骂、攻讦，舆论混乱，缺乏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想混杂；上百名记者被暗杀，虚假新闻、虚假广告泛滥成灾，媒体公信力弱；媒体文化低俗成风，消费主义盛行等。遭受了被称为历史上最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控制的俄罗斯公众，在迎来了现代性的民主、自由、思想解放、理性竞争后，是否真正完全获得了权利，实现了自由？抑或变成了不知我们是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失去了精神家园，在大众文化感官刺激、娱乐化、物欲化的文化消费中随波逐流的浪子？普京继任总统以后，采取可控民主的形式，对传媒进行一系列的管理和纠偏式的改革，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传媒现代性异化现象，但俄罗斯媒体是否会因此沦为政府的工具？俄罗斯媒体非理性竞争和不平衡发展，俄罗斯传媒文化的低俗化等问题，仍有待于不断思考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