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传媒转型，是两国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同时，要实现两国社会现代化的转型，建设现代化的信息传播系统也是必要条件。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从整体上多处涉及了传媒在现代社会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包括对人类文明史和传播史的紧密关系论述；现代社会发展始于工业革命所推进的产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而这正是使传媒从党派属性、精英消费进入大众化发展的前提条件。传媒进入大众化发展，又为产业革命在信息传播、资本扩张、思想渗透和解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二者不仅是开端时间的基本契合，而是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论述；从发展传播学的角度以及媒介生态学的角度，对发达的信息传播系统作为社会发展、维持社会系统平衡的前提条件的论述等。此外，在中俄传媒现代化转型一章中，涉及了传媒民主与社会民主、传媒市场化与经济市场化、传媒文化世俗化与整体文化转型、传媒转型的现代性异化与社会转型的问题的关系论述，对中俄传媒转型对两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从整体上也有所涉及。传播自由是社会民主的象征要素、传媒产业成为朝阳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传媒即文化，是当代文化的主流与特征体现，诸如此类，传媒与现代社会发展的紧密关系已不用赘述。本章论述中俄传媒转型与社会发展，是在传媒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前提下，从微观角度对中俄传媒转型给两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及其特殊性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做一些补充论述，以期进一步思考传媒现代化转型对两国社会正效应发挥的有效途径。
第一节现代传媒在中俄社会的政治作用体现
1978年开始的传媒转型，推动了中国现代传媒体系的形成，各类媒体形成的信息传播系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从政治上看，转型后的中国大众传媒，一方面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根本性质没变，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工具，传媒在国家发展道路选择、党的建设、政府执政理念、执政的历史与现实变革、相关政策信息传达和宣传，其议程设置和统一的意识形态形塑功能仍十分突出。从1978年《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及党的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系统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的主要任务、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重要思想等，无论是会议报道，还是相关理念、思想、政策的宣传、贯彻、执行等，媒体均紧紧围绕政府议程，精心设置媒介议程，影响公众议程，在团结全国人民、统一思想、全心全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传媒的现代化发展，促成了政治传媒化时代的到来，推动着党和国家执政理念的转变，极大地丰富了政治治理的手段，开辟了媒体政治社会化功能发挥的多元途径。政治传媒化概念源自美国学者Timothy Cook 《治理新闻：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政治机构》一书，其本意是对近代西方社会传媒日益成为政坛高潮迭起的斗秀场，制造新闻与政治治理不可分割关系的表征，就西方倡导媒体作为第四权力而言，具有一定的批判性质，但同时也深刻阐释了当代社会传媒与政治的紧密关联。中国也不例外。在当代社会，由于媒体的多元化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党和政府执政过程中，要有效管理媒体，不仅要利用媒体作为政策传播的工具，同时还要充分考虑信息传播的规律，发挥媒体信息传播、社会协调等多重功能。
由于媒体信息传播对于政治治理的巨大作用，促使党和政府充分考虑传统的媒体管理模式的局限，很好地把媒体的党性和人民性结合起来，既充分考虑党的领导地位，同时推进信息传播民本化；促使党和政府从传统的稳定压倒一切思想指导下进行舆论控制，封堵信息，到推行《信息公开条例》，保护公民知情权，以信息疏导为主的信息管理观念转变。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到媒体逐步发展成为各阶层代言的工具：2004年，党中央提出了媒体报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等，均体现了媒体为民代言的思想；党的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市民化、公共化的媒体不断涌现，媒体形态多元格局逐步形成。我们清楚地看到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多次与网民交流，听取网民关于党和政府的意见成为推行民本政治的标志；看到两会报道从直播到利用媒体公开征求提案意见再到博客问政、微博问政；看到国家推行电子阳光政府政策，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和各地区政府网站的建立，实行全面政务公开；看到曾经可能作为报道禁区的新闻事件的透明化，如广州孙志刚事件、沈阳黑社会头目刘涌事件、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江苏太湖的蓝藻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陕西的虎照事件以及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重庆高考加分作弊案等；看到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生产安全的三大安全问题以及教改、医改、房改三大改革等涉及国家公共政策和公民切身利益领域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
当前，媒体已经成为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渠道，媒体一方面宣传政治思想、传播政治知识、进行政治教育、树立政治形象、统一政治意识，培养政治人格，另一方面监督政府、反映公众意见，增强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责任意识和维权意识，极大地推动了政府和社会之间公共领域的形成，使得以媒体为主阵地的公共领域，成为社会政治治理的重要中间力量。重大政策颁发前的听证会、包括自主新闻发布会在内的各类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和施行，社会进入风险时期各类危机事件政府管理的媒体参与等，均是中国公民社会正在形成，媒体公共领域作用逐步发挥的重要体现。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俄罗斯现代传媒体系构建，首先就是围绕政治变革进行的，因此，其传媒的政治作用体现出独有的特性。
首先是传媒的政治作用优先于经济作用。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代表，一方面传媒成为政治改革的首要对象和标志，另一方面，传媒作为社会政治改革体制选择讨论的重要平台，全面推动俄罗斯的政治转型，经济作用被置于后续和从属地位。
其次，传媒统一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形塑作用经历了被消解和重建的过程。苏联末期倡导民主化、公开性，实行言论无禁区，实际上是放弃了党和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权。《新闻法》的颁布以及解体后叶利钦时代早期的俄罗斯，实际上是按照西方第四权力的设想运用媒体，媒体成为独立于政府和社会的机构，实行绝对的新闻自由，这一方面促使俄罗斯言论多元化，同时对于苏联时期党和政府的决策，以及解体后俄罗斯改革政策的推进而言，失去了传媒这一重要的宣传手段。传媒可以成为执政理念、改革政策的传声筒，成为各种政治思潮、政治策略论争的主战场，但失去了权威性和政府公信力，没有了统一的政府议程，媒体议程我行我素，公众议程也必然是混乱的。直到叶利钦时代后期和普京上任以后，认识到传媒在政治意识形态统一方面的巨大作用，开始收回传媒控制权，把传媒维护国家尊严和政府权威的功能重新置于重要位置，俄罗斯传媒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才得以重新展现。与统一意识形态宣传和形塑功能消解和重建的特征相应的是，期间俄罗斯传媒主要发挥的是政党政治功能和垄断集团的谋取参与政治权力的工具功能。苏联解体的早期，多党制度下的政治纷争，加上传媒失去政府统一管理，传媒主要以宣传不同政党的国家和社会改革与发展理念，作为不同政党之间进行政治较量的工具出现。之后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传媒又被金融寡头所控制，成为金融寡头影响国家政策，谋取政治利益的工具。
再次，俄罗斯传媒政治作用发挥具有明显的西化特征。奉行西方自由主义理念的俄罗斯传媒，一方面以第四权力的面目出现，对立法、行政、司法进行监督，但实际上，媒体扮演的是游弋于三种权力中的一种政治机构的角色，广泛地参与到总统选举、议会选举中。正如俄罗斯传媒研究学者伊万·扎苏尔斯基所说：在90年代的俄罗斯，大的政治化的媒介集团起到了政党替代品的作用——保障信息支持和与候选人的联系、调动资源和游说这些或那些决定。如果说自肯尼迪开始，美国历任总统无不凭借媒介（特别是电视）展示自我形象，宣传大政方针，以至有人戏称美国总统为电视总统的话，通过对叶利钦和普京总统选举过程的研究，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其媒体，特别是俄罗斯电视对总统选举成败的关键作用。
在1999至2000年普京竞选总统期间，政府控制的媒体为其进行了大量的竞选宣传，除了反复报道普京处理国家大事，访问农业、工业、科技等部门，展现其在战场上、爆炸地点和办公室忙碌的身影外，还特意为树立普京形象采取措施，如在《商人报》上刊登施吉尔里茨——我们的总统文章，把普京比作俄罗斯家喻户晓的，被称为俄国007的民族英雄，全面报道2000年新年前，普京亲自架直升机飞往车臣首都格罗兹尼慰问俄罗斯官兵的英雄壮举，大肆渲染普京总理办公室内悬挂的一幅彼得大帝的肖像等。1999- 2000年，普京在所有电视频道的出镜率最高，达到48.3%，而这种选举政治的宣传也使得普京以52.9%的得票数最终获得了总统选举胜利。
最后，媒体公共领域构建从去封建化到再封建化，政治社会化功能由强到弱。公共领域及去封建化和再封建化的理论源自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哈贝马斯指出，所谓公共领域，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然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而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就是指的西欧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由于新闻审查制度的废止以及新闻自由的施行，公共领域实现了去封建化，真正成为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平台之后。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国家干预主义渐趋强化，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家干预社会领域与公共权限向私人组织转移即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同步进行，这一辩证关系逐渐破坏了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一个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摆脱了公与私的区别，消解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自由主义公共领域，政府和经济利益集团对媒体的控制导致了传统公共领域的消失，公共领域出现了再封建化的趋势。
就俄罗斯传媒而言，苏联解体后实行绝对的新闻自由，传媒广泛参与各种政治活动，进行舆论监督，传媒民主的黄金时期标志着俄罗斯传媒突破苏联时期的高度控制，成为向为公众提供政治参与平台的政治公共领域。俄罗斯传媒实现了政治功能的去封建化，自由、民主理念深入人心，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高涨，传媒充分实现了政治社会化功能。但是，由于没有限制的传媒公共领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舆论混乱以及普京上任后推行的国家主义政策，俄罗斯传媒很快走向了再封建化之路，政府通过各种手段重新控制主要传媒，传媒的政治监督受到严格的审查，俄罗斯的媒体公共领域受到了国家意志和市场力量的双重干预，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独立品格和舆论监督功能几近丧失，从而演变成了一个待价而沽的自由新闻界。俄罗斯知名女新闻工作者叶夫根尼娅·阿尔巴茨2005年1月31日在国际媒体上发表的长篇评论将俄罗斯当代媒体称为行尸走肉。阿尔巴茨的结论是：新闻死了。回避重大新闻、热衷于风月之事在新闻界成了新选择。尽管俄罗斯有各种已注册的出版物约41000家，然而它们当中很少有出版物敢于刊载政治新闻。它们更多地是聚焦于名人逸事和性话题。商业上繁荣的主要属于黄色报刊。《共青团真理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和《论据与事实》主要刊登滑稽故事、性丑闻、闲话、人情味故事和娱乐。少数幸存的严肃、批评性和反对派报纸由于经济上的困窘举步维艰。不管阿尔巴茨的评价是否有偏颇之处，但俄罗斯传媒自觉远离政治却是毫无争议的事实，传媒的政治社会功能也由此变得弱化，普京总统可控民主制度下传媒积极政治功能实现的有效路径，仍需不断进行探索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