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传播学则是体现其社会转型与发展过程中传播作用的代表性理论。发展传播学可以解释为：运用现代的和传统的传播技术，以促进和加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过程，其兴起本身就是在对西方现代化转型中心主义思维批判的基础上，以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问题为背景的基础上诞生的，研究内容也主要体现为媒体传播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关系。1958年，美国社会学家勒纳出版了《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一书，首次把媒体信息传播与现代化进程结合起来。他通过把社会按全国大选投票参与率为政治指标、都市化率为经济指标和识字率为文化指标的分类，与日报发行量、广播听众数、电影院座位数这三个指标反映的传播系统对比，发现了传播系统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的显著相关性，由此提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城镇化、教育、大众传播的普及和公众参与这四个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并根据一定的参数，把社会分为传统社会、过渡社会和现代社会三种形态，直接指出了媒体传播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在勒纳研究的启示下，施拉姆在1964年出版的《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一书中，全面提出了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利用大众传播事业促进社会发展的系统理论、发展战略和政策意见，把发展传播学推向更富有实践性的新阶段。此外，还包括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等发展传播理论等等。尽管这些观点事实上是以西方社会为标准，未能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具体社会条件，但就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而言，是有相当的合理性的。因此，发展传播理论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均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使得发展传播学在这些国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不断地得到应用和拓展。
以上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还是微观角度对传媒与社会发展关系的阐释，可以看出大众传媒的兴起几乎与社会转型研究的繁荣是同步的。一方面我们要强调大众传媒的兴起和发展取决于社会生态的变迁，另一方面也力求表明大众传媒在人类社会发展以及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表明传媒现代化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传媒的转型是社会变迁的直接推动力。传媒因其政治属性、产业属性和文化属性，成为当代世界各国社会转型的一面镜子。
由此，研究社会转型，包括中俄社会转型，大众传媒的变迁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最能体现社会转型特点和路径的要素之一。近年来，在传媒研究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热点之一的背景下，有关中国和俄罗斯社会转型期各自传媒发展，传媒与社会转型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相比而言，转型期中国在传媒研究方面要早于俄罗斯，相关研究成果也要丰富和成熟得多，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转型期中国传媒业发展现状研究，包括各类中国新闻传播史、传媒产业发展报告、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等各类媒体发展现状与策略总结
如《中国新闻传播史》（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黄瑚）、《中国广播电视史教程》（赵玉明）、《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04至2010年，崔保国）、报业年鉴、广播电视年鉴、新闻年鉴、《中国广播电视电影发展报告》（2007至2010年）、《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尹韵公）、《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报业发展战略》（刘海贵）、《新媒体导论》（蒋宏、徐剑）、《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彭兰）、《手机新媒体概论》（李丹丹）等等，这些研究为了解转型期中国传媒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和数据文献支撑。
（二）转型期中国传媒在体制、产业与市场化发展、政治民主建设、文化建设、舆论监督等领域进行的分类研究
如专著《社会变迁与传媒体制重构》（郎劲松）、《当代传媒制度变迁》（金冠军）、《中国传媒制度绩效研究》（丁和根）、《数字化时代的传媒产业》（范以锦、董天策）、《文化创意与传媒产业研究》（詹成大）、《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研究》（周宪、刘康）、《传媒文化研究》（陈龙）、《传媒与文化》（蒋晓丽、石磊）、《新闻舆论监督与政治文明》（展江），论文《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革——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潘忠党）、《传媒体制变迁的模型建构与目标路径选择》（郑丽勇）、《中国传媒产业面临的三种转型》、《中国传媒市场化趋势》（喻国明）、《十字路口：当代中国大众传媒产业发展再思考》（郑涵、金冠军）、《论中国传媒与社会民主化进程》（廖圣清）、《中国政治传播体制与政府的多层合法性结构》（刘晖）、《流行文化与传媒互动关系略论》（仲富兰）、《20世纪90年代中国传媒文化转型研究》（蔡敏博士论文）、《1990年代以来中国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研究》（徐小立博士论文）等等，这些涉及传媒自身体制、产业、文化发展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互动关系的深入探讨和思考的细化研究，是整体上关照中国传媒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考作用。
（三）从改革、变迁、转型等相近领域角度，整体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媒发展变化、取得成绩和未来方向，成为新世纪我国传媒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
主要的代表作有孙旭培教授著《当代中国新闻改革》、《中国传媒的活动空间》、《自由与法框架下的新闻改革》，喻国明教授著《解析中国传媒转型问题》、《传媒新视界：中国传媒发展前沿探索》、《传媒变革力——传媒转型的行动路线图》，胡正荣教授著《21世纪初我国大众传媒发展战略研究》、主编《时代之印——中国媒介三十年1978-2008》、《社会透境——新中国媒介变迁六十年1949-2009》，还有李良荣教授著《李良荣自选集：新闻改革的探索》、郑保卫教授著《大众传媒与和谐社会构建》、丁柏铨教授著《加入WTO与中国新闻传播业》、童兵教授主编《技术、制度与媒介变迁：中国传媒改革开放30年论集》、林晖教授著《未完成的历史：中国新闻改革前沿》，周劲著《传媒治理：理论与模式的中国式建构》、林晖编《历史的探索——中国新闻改革30年论文选》、张国涛主编《传媒观察：危机与转机》、宋守山编著《传媒三十年》，以及包括《中国新闻改革：20年的三次跨越》（李良荣）、《中国传媒业三十年：发展逻辑与现实走势》（喻国明）、《中国新闻传媒30年巨变及其反思》（蒋晓丽）、《当代社会转型与中国传媒业改革》（张涛甫）等各类期刊上百篇学术论文等，相关成果对新的社会背景下中国传媒改革的经验、问题和未来出路的思考，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俄罗斯方面，由于其社会转型经历了20世纪末期疾风骤雨的10年，因此早期关于传媒的研究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同中国比较起来，其新闻传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差距明显。苏联解体到2000年之前，只有少量关于俄罗斯媒体变化现状的描述性研究和一些新闻传播理论的译文文献出现，但新世纪的10年间，由于俄罗斯社会稳定发展，媒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关于社会变迁和传媒转型的学术成果也不断出现，包括俄罗斯国内的《重构俄罗斯：90年代的俄罗斯大众传媒与政治》、《俄罗斯大众传媒体系研究》、《俄罗斯大众传媒研究》、《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传媒》、《俄罗斯新闻史（1917-2000）》等专著。中国国内有关俄罗斯媒体研究的著述，如《变迁与反思：当代俄罗斯传媒转型透视》（严功军）、《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李玮）、《俄罗斯传媒体制创新》、《转型中的俄罗斯传媒》（吴非、胡逢瑛）、《当代俄罗斯大众传媒研究》（贾乐蓉），以及包括《转型期俄罗斯新闻业透视》（程曼丽）、《俄罗斯转型过程中媒体的变化》（孙凌云）、《俄罗斯社会危机与大众传媒》（于洪君）、《掖真理报业的历史变迁和经验教训》（张丹）、《转轨模式的选择与俄罗斯传媒发展》（李兆丰）、《论苏联解体前后新闻控制的演变》（邵宁）、《俄罗斯掖星火业周刊的转型之路——对俄罗斯转型期传媒变迁的个案研究》（赵永华）、《普京道路与俄罗斯传媒发展》（张养志）、《转型期俄罗斯大众传媒的变迁》（王前军）、《俄罗斯报业现状一瞥》（杨运芳）、《俄罗斯广电体制概观》（王向东）、《俄罗斯网络发展历程》（孙飞燕）、《论市场经济中俄罗斯电视传媒的多元化发展》（吴非）各类期刊的数十篇论文等。
就研究内容而言，包括中国学者在内对转型期俄罗斯传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苏联解体后以及俄罗斯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传媒发生的根本性改变进行总结研究，涉及传媒体制、传媒功能、传媒市场化变迁、传媒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传媒观念、传媒策略、传媒业务变化等；二是微观上对俄罗斯传媒转型引起的各类媒体发展现状变化进行描述性研究，如俄罗斯报业发展、广播电视发展、网络媒体发展、数字电视发展、出版业发展、广告业发展等。研究学者在俄罗斯主要以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教授扎苏尔斯基为代表，国内的俄罗斯传媒研究学者则主要有程曼丽、赵永华、贾乐蓉、吴非等。
由文献分析可以看出，关于社会转型期中俄传媒各自发展与变革的研究，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特别是由于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学者们对中国传媒转型与发展的研究，取得了富有创造性的成果，而俄罗斯传媒转型研究也在不断拓展，逐渐引起大家关注。这些成果提出了由于社会语境的变化，中俄传媒均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实现了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垂直管理向多层次管理转变，单一的意识形态属性向意识形态和产业双重属性并存转变；传媒形态多元化，功能多元化，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等观点，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但是，分析研究内容我们可以发现，有关当代中俄传媒转型发展的研究成果，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首先，和中俄政治、经济等领域转型研究相比，两国传媒转型与发展研究总体上存在着总结性、后发性、分散性等缺陷，一些研究还停留在对两国传媒发展现状描述、数据统计方面，层次浅，指导性、时效性较差，相关成果的社会反响较弱。
其次，相关研究多局限于对新闻传媒本身发展变化的研究或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简单嫁接研究层面，吸取其他学科成果少，缺乏一定的理论支撑，尚未形成两国传媒转型完整的理论构建和研究范式。
最后，从中俄社会转型比较研究角度看，有关两国社会转型总体比较抑或社会转型在两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变革中的具体体现比较方面的成果已十分丰富，而关于两国传媒转型比较研究除了少量描述性的学术文章外，至今基本还是一个空白，显得十分薄弱，这和信息时代传媒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以及中俄社会转型与传媒现代化发展相互作用的紧密关系是不相称的，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