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俄社会整体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军事等领域变革的具体策略和结果的描述性研究
如有关俄罗斯的有：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专著《大政治年代》，列昂尼德·姆列钦撰写的《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罗伊·麦德维杰夫著《普京时代——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乇.亓.科萨尔斯、夭.兀.雷夫金娜著《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英）卡瑟琳·丹克斯著《转型中的俄罗斯政治与社会》，格·萨塔罗夫著《叶利钦时代》，还有中国学者如海运、李静杰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治卷、经济卷、外交卷、军事卷、人物卷），李静杰主编《十年巨变》（俄罗斯卷），张树华著《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潘德礼主编《俄罗斯十年：政治、经济、外交》，冯邵雷、相蓝欣主编《转型中的俄罗斯社会与文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冯邵雷著《20世纪的俄罗斯》，唐朱昌著《俄罗斯经济转轨透视》，李景阳著《基本经济制度转变中的社会冲突——对俄罗斯的实证分析》，陈建华著《走过风雨：转型中的俄罗斯文化》，董晓阳著《走进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项国兰著《亲历俄罗斯》，文甘君著《忧郁的俄罗斯在反思》，邵宁著《重返俄罗斯》，陈建民等著《蜕变之痛：艰难转型中的俄罗斯军队》等；有关中国的如孙立平著《现代化与社会转型》、《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李培林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南山著《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何玉长著《当代中国社会制度的变迁》，童星著《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郑永年著《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周全华著《中国政治现代转型的轨迹》，徐海波著《中国社会转型与意识形态问题》，张军著《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张建军著《论中国经济转型模式》，冯天瑜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周天勇等著《中国行政体制改革30年》，陈铭等著《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许明等著《改革开放30年：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李友梅等著《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等等，这些成果对中俄社会转型的原因或转型后的社会现状都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论述，为我们认识两国社会转型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参考资料。
（二）中俄社会整体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转型模式与未来的反思性研究
如俄罗斯学者罗伊·麦德维杰夫著《俄罗斯向何处去》，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著《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格拉季耶夫著《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与出路：俄罗斯与新世纪秩序》，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20年后的评说》，米哈伊尔·杰里亚金著《后普京时代：俄罗斯能避免橙绿色革命吗》，（美）麦克福尔著《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中国学者如许志新主编《重新崛起之路：俄罗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李方仲著《苏联解体悲剧会不会重演——普京政权面临的问题》，李兴等著《红色风暴会再度爆发吗？——解读新俄罗斯的前途和命运》，万成才著《新俄罗斯观察》，张慧君著《俄罗斯转型进程中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范建中等著《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与对外战略选择》，杨昌宇等著《俄罗斯社会转型与宪政之路——文化哲学的视角》，唐朱昌著《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经济转型启示》，庞大鹏主编《普京八年：俄罗斯的复兴之路》（政治卷），李中海主编《普京八年：俄罗斯的复兴之路》（经济卷），左凤荣著《重振俄罗斯——普京的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等。
就中国而言，关于社会转型反思性研究如萧功秦著《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反思的年代》，刘祖云著《从传统到现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张宇著《中国的转型模式：反思与创新》、《转型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模式的理论阐释》，杨耕著《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石英主编《中国社会变迁：60年回顾与思考》，漆思著《中国共识：中华复兴的和谐发展道路》，郑永年著《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郑辉耀主编《中国模式——海外看中国崛起》，丁学良著《辩论中国模式》，何增科等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桑玉成著《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与战略》，吴爱民等著《政府改革：中国行政改革模式与经验》，黄凯峰主编《历史与现实的交响——改革开放30年专题研究》，李海彬著《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路：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哲学思考》，等等，充分证明了转型理论作为我国社会学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理论支点说法的正确性。
（三）中俄社会转型的比较研究以及中俄转型模式与其他西方国家转型模式比较而言的特殊性研究
随着中俄两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研究的深入，关于中俄社会转型研究热点，很快又体现在两国的比较分析上。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由于历史的相似性和现实的差异性，两国社会转型在各领域的比较研究显得更有参考和现实价值，由此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近年来一些比较研究著述不断出版，如（俄）库济克著《2050年：中国—俄罗斯共同发展战略》、关海庭著《中俄体制转型模式比较》、《渐进式的超越：中俄两国转型模式的调整与深化》、张森著《俄罗斯经济转轨与中国经济改革》、刘文革著《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方式比较——以中俄改革战略演变为背景的分析》、中国苏联东欧国家研究会编《现代化之路：中国、俄罗斯、东欧国家改革比较》、俞可平主编《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中国与俄罗斯》、王一程著《中俄政治改革与发展》、周尚文著《比较与借鉴：中俄经济转轨研究》、林双林主编《中国与俄罗斯经济改革比较》；刊发的相关学术论文，如李申撰写的《对中俄经济转轨的比较与思考》、陈海燕撰写的《中俄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文化特征比较》、童晓娅撰写的《中俄转轨比较理论及其发展预期》、毕洪业撰写的《中俄经济转轨的目标、路径及绩效比较研究》、徐向梅撰写的《中俄转轨道路比较分析》、王立新撰写的《俄罗斯社会转型的中国借鉴》，以及召开的中俄改革比较研究、中俄文化比较研究、中俄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论坛学术会议等等，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俄社会转型比较研究学术方向。
（四）中俄转型模式与西方主要国家社会转型模式相比的特殊性研究
作为两个全球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中俄社会转型的不断推进，转型所产生的效果在经济社会不断呈现，中俄成为全球发展的金砖国家成员，有关中俄转型模式与西方主要国家社会转型模式相比的特殊性研究逐渐成为比较研究的另一热点。如论文《论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特殊性》（余伟民）、《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中的跳跃与挫折》、《重新评估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特点与变化及走向》（陈新明）、《俄罗斯社会转型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黄军甫）、《俄罗斯经济转轨战略调整及对转型国家的启迪》（黄永鹏、程家明），博士论文《第二次转型与俄罗斯的重新崛起》（杨成）、《社会转型——欧洲的经验和我国面临的挑战》、《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分析》（杨森），马丁·雅克著《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王辉耀主编《大变局：中国模式的崛起与西方模式的衰落》、俞可平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黄平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等等。目前，随着两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推进，这一研究领域仍在不断扩展和深化，并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
总之，中俄社会变革作为转型研究的焦点已是不争的事实。相关丰富的研究成果，一方面详细地介绍了中俄社会各领域变革的原因、模式与效果，并从西方发达国家为主要的社会转型模式对比背景下，对中俄两国转型模式的特殊性做了深入反思，另一方面也深刻地证明，社会转型体现为一个漫长的整体的进程，世界各国社会现代化转型深受各国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影响，体现出复杂性和多元性，充满变数，不是趋同的和单向的，有关转型研究也必须具备多元的视野，寻求多元化的理论建构。中俄社会转型是两个大国现代化进程中各自不同的模式选择，其经验和教训值得长期总结，无论是理论探索还是实践指导方面，都具有典型意义。
三、传媒转型：中俄社会转型比较研究的薄弱环节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传播的历史。人类传播的发展经历了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四个时期，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传媒形式，标志着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须臾离不开传媒的信息传播活动。从这个角度来看，媒体传播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在以技术决定论为核心的媒介环境学派学者英尼斯、麦克卢汉的眼里，甚至是传播的时空偏向导致了人类不同文明的诞生和消亡，是不同的传播媒介实现了人类的部落化、去部落化和再部落化；美国社会学家贝尔提出人类社会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其中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强调信息、信息处理和信息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学者约翰·奈斯比特指出，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是美国社会变化趋势中最重要的变化；以及当前学者提出的，能够实现任何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人在任何地点的通信与联系，即三A通信（Anyone，Anytime，Anywhere）的E社会（Electronic Society）与能够实现任何人和任何人，任何人和任何东西（对象），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的通信与联系，即4A通信（Anyone，Anytime，Anywhere，Anything）的U社会（Ubiquitous Society）概念，无不与传媒形态的演变和内容传播有关，反映出传媒在社会特征的形塑与表征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从大众传媒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由于传播渗透到人类一切社会活动中，具有很强的行为伴随性，加之早期人的认识、思考能力有限，传播的重要性并未从一开始就受到重视，而被视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传播研究真正引起人们关注，却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在现代大众传媒业兴起后，以专业化的传播机构、职业的传播者、面对最广大的受众进行的各类信息传播活动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之后。因此，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载体的大众传播，一直是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
此外，考察大众传媒的发展史，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大众传媒的兴起与发展，与西方社会以民主、自由、理性为核心理念的启蒙运动、科学技术发展与市场拓展的工业革命、文化世俗化、多元化的社会思潮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转型紧密相关。作为大众传媒出现的标志，早期的报纸从政党报纸向廉价报纸转型，是关于民主、出版自由、人权等社会抗争的直接结果，科学技术为大众传媒信息复制解决了技术瓶颈，市场化发展为传媒信息传播和接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促使传媒很快成为一个产业。同时，西方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大众传媒的反作用同样巨大。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大众传媒在美国的蓬勃发展，媒介作为社会黏合剂的多种功能均得以体现。新闻和言论自由本身是社会民主的主要标志，社会政治文明建设、政策宣传、关系协调等，离不开传媒的有效介入；传媒产业发展不仅使自身成为朝阳产业，而其在其他产业产、供、销各个环节的沟通、协调、宣传、公关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使社会由自然经济走进市场经济的必备条件；传媒传播内容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文化属性，对人的生存方式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着社会的文化生态，同样，对社会文化发展和转型也产生着巨大影响，对此法兰克福学派甚至提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文明转型，一种非社会结构而是文化结构的转型，指出现代传播技术造成了大众文化对于精英文化的替代，使得精英文化逐渐边缘化的现实。总之，在有关社会现代化进程和目标实现的总结研究中，现代化的大众传媒及其信息传播作为必要的条件，其与社会转型的互动共生关系，一直为大家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