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若冰（2008）在《日本民间童话故事“桃太郎”的文化解读》一文中分析了该故事被异化的过程，说明该故事原本的意义在近代被曲解了，“可爱的桃太郎就沦为了政治的牺牲品”。林岚、吴静（1998）在《近代中国文化人对一个日本作家的影响》一文中则评介分析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1924年的小说《桃太郎》，指出他出于日本作家的良知，“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思想及其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作家“以犀利之笔道破了英武少年桃太郎的形象只不过是一个侵略者、掠夺者的化身，并告诫说爱好和平的、善良的人们是一刻也不会忘记复仇的。”
二、《桃太郎》的故事梗概及其版本的历史演化
根据有关文献（宋协毅，2004；张暄，2006；韩若冰，2008等）的研究，桃太郎故事经历了多种版本的演化。为了清晰地论证说明，在这里先给出一个日本民俗学家关敬吾（1982）编的桃太郎故事这个版本转引自韩若冰（2008）的论文。作为基本故事框架：
古时候，有一个老爷爷和一个老奶奶，膝下无子。一天，老奶奶到河边洗衣服，把一个从上游漂来的大桃子捡回家。老爷爷从山上打柴回家后，老奶奶把大桃子切给老爷爷吃，一切，桃子“啪嚓”一声裂开了，生出一个哇哇叫着的可爱的男孩子。老爷爷和老奶奶惊奇万分的说：“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他们高兴极了。孩子是桃子里生出来的，所以他们就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桃太郎。
老爷爷和老奶奶把桃太郎抚养起来，桃太郎是吃一口长一节，吃两口长两节，很快就长成一个力气过人、教一会十的聪明伶俐的孩子。一天，桃太郎来到双亲前说：“爹呀！妈呀！我已经长大了，我要去鬼岛扫荡魔鬼，请给我准备些日本最好吃的黄米团子吧！”父母劝不住，只好应允。
于是，父母给桃太郎作了最好吃的黄米团子，给他戴上缠头，穿上新裙裤，带上腰刀，拿着日本最威武的旗子，出发了。路上，桃太郎用黄米团子先后将狗、猴子和野鸡招为部下，自己做大将，一起去征讨鬼岛。
到了鬼岛，桃太郎大喝一声：“老子就是日本最厉害的桃太郎，来鬼岛征讨你们这些恶鬼！”山里的大鬼正在大摆酒宴，听说桃太郎来了，不以为然。于是，一起向桃太郎他们四个扑来。桃太郎他们，因为都吃了日本最好吃的黄米团子，能抵得住千军万马，魔鬼们都败下阵去了。领头的大将黑鬼被桃太郎打得眼泪直流，请求饶命，说从此不再作恶，并愿意献出所有的宝贝。
桃太郎将宝贝装上车，叫狗、猴子和野鸡拉着，凯旋而归。老爷爷和老奶奶非常高兴，把桃太郎夸奖了一番。这桩事让天子知道后，赐给他们许多赏物，老爷爷和老奶奶从此安度晚年。
以上引述的这个故事基本是一个现代版的桃太郎故事。事实上，据考证，桃太郎故事最早出现大约是在日本的室町时代（1392-1573），日本人也相信桃太郎在历史上确有其故事的原型人物，并且日本还有几个地方在争桃太郎的故乡在日本，桃太郎的故乡有多种说法，在各地的桃太郎故乡中，呼声最高的当属冈山市。冈山市不仅是著名的桃子的产地，1960年还树立了一尊桃太郎的铜像，更为重要是当地人都认为吉备津神社里供奉的大和朝廷时代的武将吉备津彦命就是桃太郎的原型。当然，日本爱知县的犬山市也是有名的桃太郎的故乡，至今还保有桃太郎的神社。每年5月5日，神社都要举行桃太郎节以祝福男孩子们健康成长。
在以上这个版本的故事中，还可以寻觅到民间童话故事传播中的一些典型的民俗特征和文化表象，最突出的是该故事主人公桃太郎的异乎寻常的出生经过，这是故事原型着重传达的“生育崇拜”的主题，从民俗的角度看其寓意，那是“寄托成年人以桃禳灾避邪，祈求安产、多子的美好愿望。”（韩若冰，2008：235）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泷泽马琴在《燕石杂志》介绍“桃太郎”时就是这一“果生说”的版本，日本民俗研究专家指出，在江户时代前期的文献中，桃太郎的出生多为“回春说”。（韩若冰，2008：234）
这只是一个简约化的改动，可以判断其原因大概在于讲故事者要把这个故事讲给孩童听的时候，就要避免孩子的追问，而故事按此叙述更容易让小孩理解。江户后期，泷泽马琴改编的故事重点表现桃太郎是一个“取宝”的“小英雄”，但是自明治初年收入日本小学国定国语教科书中，“桃太郎”就变成一个“惩罚恶鬼”的“大英雄”。根据韩若冰（2008：236）的说法，在日本近代史上，“桃太郎故事”多次被选入日本的教科书，“用以作为煽动日本人发动对外战争、鼓舞士气的工具。”
例如，1894年，岩谷小波改编桃太郎的故事，塑造了近代桃太郎的原型。随后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1933-1934年，佐藤红绿改编了桃太郎的故事，发表了《桃太郎远征记》，故事中，桃太郎从“大和村”出发远征，连续讨伐那些“精神上已经混乱已极的鬼国”。而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正从中国的东北地区开始向中国的全土发动入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新渡户稻造曾提出，桃太郎故事中的“鬼岛”其实就是南洋诸岛的总称，以此为日本对东南亚诸国的侵略制造舆论。（2008：236）
基于本书在前面建构的传播与国民性格、民族精神的熔炉模型，在这些近代桃太郎故事版本中，“桃太郎”俨然成为日本国家扩张战略实施的一个精神武器和传播符码，成为锻造武士道精神和美化侵略行为的工具，对所有进入到国民教育体系的儿童进行这种教育，其思想侵蚀和毒化的作用，非常有害；从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国民教育过程实际上在批量锻造和生产具有侵略性格的年青一代国民。这些版本的故事中，基本上淡化了故事原初的主题和内涵，也疏离了激发人小志大、勇于进取精神的积极意义。这也引起了日本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强烈批判。难怪乎1924年7月，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反其意而用之，在《SUNDAY每日》上发表了小说《桃太郎》，对桃太郎故事进行了创造性改写，其真意还在于反思桃太郎所蕴涵的日本国民性格，告诫统治者和镜鉴广大民众。
三、从《桃太郎》看日本的国民性格塑造及近代日本国家命运的演变
基于本书在前面建构的传播与国民性格、民族精神的熔炉模型，可以发现桃太郎在塑造日本国民性格及国家命运演变中的角色转化和变化的一个历史过程。在此，主要是以传播文本作为某种分析材料，反观国民性格塑造的传播动力机制以及与国家命运演变之间的内在关系。
首先，作为一个具有历史传统的民间故事，桃太郎故事最初的形态，并不是作为童话的形式出现的，而是展现民俗风貌的口头传说。有研究者发现其故事形态与中国土家族的一则民间传说据韩若冰（2008：232），土家族远祖婆不能生育，吃了河里飘来的八个桃子和一朵桃花，就生下了八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最后繁衍成了土家族。的同构性，为此提供了一种佐证。
其次，在明治维新时期，为了配合日本国家战略的调整，日本统治集团及国家战略制定者，对其思想及教育体系也进行了调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曾有一个“传说第二次改革（合理化）运动”，日本国民教育体系实际上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激发国民性格中的进取心的角度，对桃太郎故事进行改编，意味着日本要远离农业社会形态的那种希冀多子多孙、求取更多宝贝的心理诉求，而变成扩张土地、击败战略对手的目的，从而又需要丑化对手，使其侵略行为正当化。日本国民性格的塑造需要一种强悍的、征战的武力显示和精神传扬，因此，可以发现在桃太郎故事的传播文本中往往添加或着意表现了“缠头”、“裙裤”、“腰刀”、“日本最威武的旗子”这样的符号信息，以显示其正当性和神圣性。
那么，在日本国家经过明治维新，军事实力增强，并真正在对外征战中取得胜利的时候，在故事中需要强化表现的一个情节，就是降服“魔鬼”，特别是“领头的大将黑鬼”被桃太郎打败后的表现，是被打得“请求饶命”，并“愿意献出所有的宝贝”。在这里，黑鬼遇强手即服输的性格表现，也是日本国民性格中崇尚强者的一种折射。当然，这也反应了日本国民性格中的某种现实主义的生存态度和价值取向。可以肯定地说，在其故事中似乎没有善恶是非的道德标准：只要是自己人，总是值得信赖；只要谁的武力强悍，谁就占据了征服者的优势，无所谓正义和良知。
最后，在桃太郎故事的传播文本中，着力表现的是“凯旋”的辉煌景观。这意味着其胜利果实的获取完全是正当的，于是，桃太郎堂而皇之“将宝贝装上车，叫狗、猴子和野鸡拉着，凯旋而归。老爷爷和老奶奶非常高兴，把桃太郎夸奖了一番。这桩事让天子知道后，赐给他们许多赏物”。如此，正是一种强大的奖励机制在这个传播文本中得以展现，日本国民性格中的贪婪攫取的本性得以充分展露。中日甲午战争，日本获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使得日本资本主义获得一笔巨大的意外之财，其豪夺之态就是这个传播文本中桃太郎的现实翻版。
总之，这个故事在日本国家崛起的时候，附上很多隐藏的意义，与其他类似的传播品共同完成了对于日本国民的某种性格的塑造。在这里面提到的那个“黄米团子”则是桃太郎获取强大力量的源泉，那是来自日本本土的食粮。分析至此，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桃太郎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日本扩张侵略的一种精神食粮，不啻是日本侵略者的“黄米团子”，其制造者就是深谙日本国家战略、并将此故事改编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始作俑者。
不妨将日本的《桃太郎》和中国的《西游记》进行比较：玄奘法师带着三位徒弟去西天取经，历尽千辛万苦，为的是弘扬佛法而去；而桃太郎带着三种动物去鬼岛征伐，只是靠“黄米团子”，就所向披靡，最终是劫掠财富而归。此中深意，值得玩味。问题是近代日本似乎演绎了这个故事的部分情节，但真正的历史却给了日本以沉痛的教训，现实版的“桃太郎故事”的最终结局是：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日本被美国占领。这一国家命运的演变已经远远超越了“桃太郎故事”所能领悟和预见的。
最近，在中国图书市场见到的从日本引入的《桃太郎》故事的出版物，可以看出日本当代的文化精英对桃太郎的形象又进行了一次新的改造，侧重“善良、勇敢、坚毅等”该书介绍：“桃太郎身上也具备了善良、勇敢、坚毅等民间故事主角的典型性格特征。松居直和赤羽末吉以绘本形式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赤羽末吉在创作中还融入了水墨画手法，使得画面带有浓郁的东方气息，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因此，可以判断，这是日本社会对桃太郎故事的一种新的解读，从画面看，桃太郎脸上的乖张和霸气已经不见了。对比中国1981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由华三川绘的《桃太郎》和1982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由杨永青绘的《桃太郎》，就可以看出很大的不同。性格，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桃太郎形象的一种回归。
案例分析二：《扶桑花女孩》与日本战后国家命运
由于日本国民性格的复杂性，还需要从另一种视角来进行分析，为此，在这里选取一部日本电影《扶桑花女孩》作为案例，来研究传播与日本国民性格的关系。这部电影2006年拍摄完成，其历史影响不如“桃太郎故事”那么深远，但是，这部电影可以视为日本国民性格的另一面（或者说是民族精神）的一种展现，因为它是许多类似影视传播作品在中国比较有名的此类日本影视作品有：《排球女将》、《阿信》等。的一个代表，展现了日本民族发奋、坚韧、吃苦、隐忍、团结一体、不惜屈辱、执著顽强，直至取得成功的精神。
一、《扶桑花女孩》的历史背景及故事梗概
《扶桑花女孩》其实是改编自真人真事，它再现了一个煤矿产区的复兴故事。在日本的福岛县，有一个著名的常磐煤田。在江户时代末期，当地人就开始采煤。上世纪的50年代是其全盛期。据说，1953年，在常磐共有130多个煤矿在运作，从业人员达到1.6万多人。同时，这里也有着丰富的温泉资源，因而在周边形成了大片的温泉旅馆区。然而到了60年代，在能源革命的冲击下，石油成为主要能源，煤的需求迅速减少，煤矿公司大幅裁员，煤矿大量废弃，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煤矿区不得不另谋出路。这部电影描述的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的日本以及日本人的生存状态和奋斗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