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广播→窄播→微播的并存时期：这个时期，大众传播媒介集体性消费占据主流地位，个体性消费媒介尚处于快速成长中，媒介传播形态的变化将在相当程度上引起人们媒介使用行为的变化。
首先，电子媒介更加强化了人们感官的不平衡。马歇尔·麦克卢汉说过：“虽然技术的效果并未在意见或观念的层次上发挥作用，但却逐渐地且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感官作用的比例’或理解的形式。”1995年，笔者所作的一项实验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此结论。尽管互联网提供了多种形态的讯息，但是互联网“都有一个特点，即在错综复杂的信息中找到自己方向的困难似乎在增加而非减少。计算机中贮存的知识从来就不是有形存在，能够看到的只是暂时显示在屏幕上的片断。”“……当在屏幕上阅读或浏览文字时，就很难产生这种总体认识。”刘京林认为，媒介仅靠其形式就能对人们的认知产生强大的影响。这是心理学研究提供的佐证。
其次，新兴媒介或媒介新形态的出现改变了人与媒介的传统时空关系。人们在享受着科技所带来的一切便利，也在不断地充实和发展着自己。无孔不入的媒介成为人们的伴侣，并将继续争夺人们的感官和注意力。人们的学习、工作、生活时空已被固定的或移动的各种媒介所充斥。人们的五官尤其是视、听器官在主动地或被动地接收着各种媒介讯息。媒介（或场景）与特定信息、符号的不可分离性使其成为某种文化载体。迪斯尼乐园与好莱坞影城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超级的全感官参与的体验式媒介—媒介环境，创造了体验经济的典范。这也表明，媒介在不断地进行着分化与整合。事实上，强调单一感官的新媒介和综合全感官并用的全媒介同样有着发展的合理性。
再次，媒介的物质外壳连同内容一起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图景，或者说，“当代社会生活是由大众媒体组织的。”麦克卢汉认为，由于媒介是人们与外界打交道或相互交往的唯一渠道，因此，不同的媒介可以看成是人体不同感官的延伸，而媒介的方式决定了人类社会的交往方式，有什么样的媒介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模式，所以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深刻影响的是媒介的构成方式而不是媒介所承载的信息。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人们生活在不同生产关系当中，套用这个理论，可以说，人们也生活在不同的“人—媒”关系当中。现代媒介充斥的社会中，媒介存在的方式有时比媒介所承载的信息对人的影响更大，尽管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看起来有些偏激，但还是有其积极的意义。
现实生活中，人们会把媒介拟人化，甚至会赋予媒介以性别或性格，难怪市场上出现的儿童电脑有的被设计成某些卡通形象。儿童的本性决定他们恰恰是科技与新媒介的追随者。他们正处于身心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对新事物敏感，求知欲强，追求个性。他们较早地采用新媒介，并能熟练掌握其使用技巧。由此出现了传统的受教育者(晚辈)反过来对施教者施加影响的现象，即“反向社会化”现象，也称“文化反哺”。这是由于信息爆炸、大众传播媒介日益强大与大众传播快速发展所引发的现象。
2.“人—媒”共生的和谐观
在信息时代的媒介文化氛围中，人和媒介即“人—媒”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人—媒”关系又该如何调节呢？我们认为，“人—媒”是共生的关系，与此同时，作为调适“人—媒”关系的媒介教育，是伴随着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人—媒”共生理念，揭示了人与媒介之间深层复杂的关系以及深刻的内涵。
首先，“人—媒”共生的主体是指人类自身，因为人类是媒介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其次，“人—媒”共生是指人与媒介世界的关系。人们或以无可奈何或以积极应对的姿态在客观世界、媒介世界和心理世界中变换着“时空”。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介，人们获知信息，透视万物，形成对世界的基本认识，构建本身的认知结构和人格结构。“人—媒”共生从社会学角度描述了人们的实际生活状态。
正如英国伦敦大学学者大卫·白金汉（David Buckingham）所述：“（媒介素养）较低的儿童比起较高的儿童显然拥有较少的接近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途径，他们不仅生活在不同的社会世界中，而且生活在不同的媒介世界中”。美国著名政治专栏作家李普曼（Matthew R.Lippman）认为：“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中，一个是现实环境，一个是虚拟环境又称“拟态环境”，英文为：Pseudo Environment。所谓虚拟环境就是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的再现，而是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供的环境。”我们将这种环境称之为“世界”。“环境”与“世界”的主要区别在于“环境”不包括人本身，而“世界”包括人本身，因此，使用“世界”这个词能够较好地蕴涵“人—媒”共生理念。
来自客观世界和媒介世界的各种讯息均会在人们的头脑中留下印记，形成对两个世界的认知结构，这就是心理世界。童清艳博士将这三个概念分别称之为“客观现实、媒介现实与受众心理现实”。媒介教育中的媒介分析不仅仅涉及“真实与不真实”的问题，还涉及更多深刻而又庞杂的内容。从这个角度而言，使用“世界”也更合适一些。
心理世界同媒介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区隔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用虚线表示即是这个意思。三个图形是叠加的，心理世界的内容既来自于媒介世界，又来自于客观世界，取决于人们认知的方式和渠道。一方面，心理世界的内容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媒介世界，从面积大小上可显示出这一点；另一方面，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在大众传播的渗透面前不断退缩，人们借助媒介信息，把握着自身与现实的对位关系，使当今社会变成“媒介引导”的社会。
媒介世界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可独立于人们而存在。它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反映，而且作为人们生活的伴随物，媒介世界“似乎培养起自己独立的意志，即常常是它操纵着编辑人员，而不是被编辑者所左右。这样，由当初传递经济和商贸方面的情报到今天全方位地参与社会生活，可以说，大众媒介所走过的道路是人类社会为自身规定的一条不归之路。尽管少数有识之士试图返回到混沌、俭朴的传统生活之中，弃圣绝智，退入‘无媒体社会’中，但是，这种返回是极有限度的和阶段性的，如他们可能告别电视和报纸，但是却保留着收音机，因此从来不可能是彻底的。”一项来自上海的调查报告为此提供了佐证。当问及“现在人们离开大众传媒已无法生活”的反馈意见时，就整个青年群体而言，表示“很同意”的有32.9%，表示“基本同意”的有41.8%，两项合计为74.7%，而表示“不太同意”和“不同意”的只有15.2%。数据显示，绝大多数青年已认同媒介与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媒介深度介入生活已不可逆转。人们所能做的就是如何在自身制造的媒介世界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如同在人类社会中一样，个体需要历练在媒介世界中生存的各种能力。
人们发展和影响了媒介，也通过提高媒介素养保持与媒介合理的“距离”，两者不可偏废，影响媒介的重要前提取决于媒介素养与能力的高低。通过媒介教育正确合理引导这种互动关系，使其成为“良性”互动，也即“建设性表达”，而不是“恶性”互动，也即“破坏性表达”。“良性”互动当是媒介教育调适“人—媒”关系的追求。
随着媒介的变迁，作为“人—媒”关系中的“人”的主体性渐次得到了提升，其主动性得到了较大的关注，媒介使用者由“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是变化的本质。人与媒介的“互动融合”也即“人—媒”共生，当为中国社会“人—媒”关系发展的主流走向。“人—媒”共生蕴涵着双重含义：人对媒介世界的依赖和人与媒介的和谐相处。两者相辅相成，才能达到和谐的“人—媒”共生形态。
三、媒介教育的中国视角
世界各国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与经济发展状况差异明显，媒介制度安排迥异，教育理念和体系差别突出，导致对媒介的认知有很大区别。在相关媒介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各国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出现了不同的范式，风格各异的模式和多元化的价值取向，这些差异体现在媒介教育意识、理论、组织形式、课程研制、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评价等诸多方面。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在哲学研究层面上存在两大分庭抗礼的思潮：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与人本主义的价值理性。我们认为，这两种思潮对文化生产以及社会科学研究诸如传播研究、教育研究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不能对本层次的问题加以认真的分析，那么，对于媒介教育的理解难免流于肤浅。从传播与教育两个角度对这些理论的梳理与分析是媒介教育研究的重要方面。
在传播学研究领域里存在着两大学派，即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诚如李彬所指出的：一切学术或学问，无外乎是进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在传播学的研究中，经验学派着眼于事实判断，目的在于揭示传播活动的规律；批判学派着眼于价值判断，目的在于探究传播活动的意义。以美国学者为典范的经验学派主要侧重于研究传播现象、探求传播规律和传播效果等方面。在国内，自从传播学进入学术视野以后，此派影响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媒介的趋利行为越来越突出，“收视率”、“市场份额”等等一系列概念无不出自该学派门下，对中国媒介产业实践以及传播理论研究影响甚重。
批判学派以源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为主，该学派以审视的目光分析媒介与社会、媒介与人的关系，如媒介分析即是批判学派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以欧洲为中心的法兰克福学派将“传播制度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考察传播媒介与拥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权力机构对其影响，成为这一学派的研究重点。”在此意义上，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核心理念与研究分析方法应当成为媒介教育重要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来源之一。
同样，在教育研究领域，尤其是在课程研制方面，也存在两大价值取向。郝德永博士认为，一种是思想家们从对理想人格的冥想及对知识的学术价值刻意追求的角度阐述其对课程内容的主张，体现出一种永恒的、具有普遍价值的特点。这种从绝对的价值判断意义上限定的课程原则观往往富含浪漫主义的情怀而不被课程决策者所接受；另一种是思想家们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阐述其对课程研制指导思想及内容选择的建议。但后一种却因其对未来缺乏鲜明的价值导向而不能使人们明确什么是值得追求和学习的，因而又常常被指责为目光短浅和社会功利主义。
中国正在着力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应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多层面的和谐。进入信息时代的现实社会中，人与媒介似乎成为一对矛盾，许多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在对待未成年人与电视、网络的关系时可谓“爱恨交加”，既想让未成年人通过媒介接触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但又担心受其“伤害”。我国学校中正式或非正式课程中较少涉及“如何看电视”、“如何看电影”、“如何上网”、“如何读报纸”诸如此类的内容，即便是进入校园的“影视欣赏”或“观看爱国主义电影”等活动课程也侧重于思想品德教育或政治宣传目的，与媒介教育原本的理念及丰富的内容要求相去甚远，实践上更没有相关理论的指导。媒介素养已成为人们尤其是未成年人的一种必需的权利和生存能力，然而，国内至今尚未开展较大规模的媒介教育研究与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