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魏晋原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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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当兵是个很有前途的职业

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着重了解一下刘裕的成长和发迹经历。

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先祖是彭城绥里人(今江苏徐州),曾祖刘混时随晋室南迁,后来迁居到京口(今江苏镇江)。刘家是极其普通的城市贫民家庭。

但是《宋书》为刘裕列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家族世系。“汉高帝弟楚元王交之后也。交生红懿侯富,富生宗正辟强,辟强生阳城缪侯德,德生阳城节侯安民,安民生阳城釐侯庆忌,庆忌生阳城肃侯岑,岑生宗正平,平生东武城令某,某生东莱太守景,景生明经洽,洽生博士弘,弘生琅琊都尉悝,悝生魏定襄太守某,某生邪城令亮,亮生晋北平太守膺,膺生相国掾熙,熙生开封令旭孙,旭孙生混,始过江,居晋陵郡丹徒县之京口里,官至武原令。混生东安太守靖,靖生郡功曹翘,是为皇考。”也就是说刘裕是西汉刘邦的弟弟楚王的后裔。在他的祖先中,封侯拜将是很容易的事情。这一串家族世系基本上是瞎说。它只能证明南朝宋时期的皇室是多么在意自己的家庭血缘,因此不遗余力地往自己脸上贴金。

退一步说,即使世系存在,也只能说明刘裕虽然是西汉楚元王刘交的后裔,但早已经败落了。起码按照《宋书》的记载,到刘裕的父亲刘翘的时候,刘家已经家道衰落。刘翘一生,仅居郡功曹(郡守属吏)的职位。就是这个郡功曹的职位也极可能是虚构的。因为郡功曹也算是地方的士绅大官,家里多少也有些家底。但是从刘裕日后赤贫的生活来说,他的父亲刘翘怎么可能不为儿子留家产,怎么就眼看着儿子缺衣少食呢?因此,刘翘本人极可能只是官府的一名底层衙役,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底层农民。

根据《宋书·武帝本纪》推断,刘裕生于兴宁元年三月壬寅夜,即公元363年4月16日。出生时,母亲在生产中死了,父亲刘翘因为家境实在贫寒,难以养活儿子,就想将刘裕抛弃。就在刘裕即将成为弃婴的时候,与刘裕同郡的同族刘怀敬的母亲,听说了这事,忙赶过来阻止了刘翘,并承诺自己将抚养这个可怜的婴儿。当时这位可敬的母亲生了自己的儿子刘怀敬尚未满月,就毅然断了刘怀敬的奶水去哺乳并非亲生的刘裕。刘裕对刘怀敬一家终生感激,在成为皇帝后,刘裕封并无亲属关系的刘家儿子为王。

关于刘裕的乳名——寄奴,这里还有一个传说。中药中也有一味中草药叫做刘寄奴。这个名字是因刘裕而起的。刘裕年少的时候,一天傍晚外出打猎,用箭射中一条大蟒蛇。但是那条蛇一闪就不见了。刘裕觉得很奇怪,就想去寻找那条受伤的蛇,无奈天色已晚已经作罢。第二天,他又来到原处寻找,当搜索到一条小河边时,听到密林深处有柞臼声。刘裕顺着声音寻去,只见两个小童在捣药。两人边捣药边说话。

其中一个说:“我们大王伤势不轻,到底是谁这么大胆,敢射伤我们大王!”

另一个说:“是昨天被刘寄奴射伤的。”

“大王有那么大的本领,为什么不杀了刘寄奴报仇呢?”

“不能杀,刘寄奴将来是要做皇帝的。这是大王说的。”

刘裕听得好奇,就大吼一声,跳将出来。两个小童吓得急忙逃窜,没了踪影。刘裕见两人留下药臼和草药,就试着用这种草药疗外伤,竟然有特效。后来刘裕驰骋疆场也都带着这种草药。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他用那种草药治愈了多少受伤的将士都已经记不清了。当时人们都不知道这种草药的名字。因为这药是刘裕最先发现的,就以刘裕的乳名寄奴来命名。

这只是传说,不是事实。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刘裕喜欢钻研医药却是真的。他曾广泛收集民间方药,编辑了《杂戎狄方》一卷,可惜现已散失。

当然了,刘裕小的时候肯定不知道自己能当皇帝。也没有人认为这个贫苦人家的小孩能当皇帝。在人生的早期,人们通常都是以家境来决定一个人的前途的。刘裕就是属于那种因为贫穷而不被人看好的孩子。刘裕在贫困的环境中逐渐长大,“雄杰有大度,身长七尺六寸,风骨奇伟,不事廉隅小节”。前半句话是史书中惯用的修饰溢美之词,只能说明刘裕长得比较高大而已,后半句话才是重点。刘裕在老家不从事生产,不像出身相同的普通百姓家子弟一样做点“正事”。他识了几个文字,但进不了官府;为了糊口,他零星地从事被士人和官府瞧不起的力气活,有时还做些编席卖鞋之类的小买卖。由于家境贫寒又毫无背景,刘裕经常受人欺负。

刘裕还有一个一般人家难以接受的坏毛病:喜欢赌博。他的运气很不好,经常输得除了随身衣物就一无所有了。最后,刘裕因为赌博,欠了有钱有势的刁逵3万钱。刘裕自然还不起赌债,结果就被刁逵找人抓了过去,缚在马桩上,受尽了耻辱。当时的大世族王谧到刁逵家中拜访,偶然见到刘裕,觉得这是个日后会表现不俗的年轻人,就替刘裕还了债。刁逵得了钱,又看在王家的面子上,这才放了刘裕。王谧对刘裕说:“卿当为一代英雄。”他不因为身份和地位悬殊,主动与刘裕交往,让刘裕感动不已。

总之,年少时期的刘裕是一个出身不好,行为有所不端,名声也不佳的孩子。

刘裕觉得再这样瞎混下去,一生就毁了,于是决定去做穷人还能做的一件事情:当兵。

东晋之前执行的是世兵制:一些家族世代当兵,垄断当兵资格,其他平民没有资格当兵。这些世兵子弟的素质越来越低,当兵吃粮而已,国家军事力量逐渐下降。最后连首都建康都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支持,叛乱者动辄兵临都城,威胁朝廷。在这种背景下,谢玄在江北招募贫苦流民入伍,建立了北府兵。广陵、京口及其附近的贫苦百姓和从北方南下的流民构成了北府兵的主力。这支新军队的战斗力非常强大,逐渐成为稳定东晋政局的主力。淝水之战的惊人胜利就是北府兵取得的。北府兵逐渐不受世族子弟控制,从上到下都由非世族出身的普通人掌握,成为完全的庶族军队。刘裕入伍之后,稳步得到提升,最初担任将领孙无终的司马,后来转入刘牢之手下做个军事参谋。

刘裕真正崭露头角是在镇压孙恩起义的战争中。此后,刘裕长期在外对起义军作战,每次领兵都只有几千人,却屡建奇功。他在北府军中的声望越来越高,也越来越为朝廷所倚重。天下太平之时,治政功绩是一个人最大的政治资本;但到了乱世,军事实力是压倒一切的优势话语。职业军人出身的刘裕就有幸生活在这样的乱世中,分量越来越重,以至于桓玄在篡位之前都不得不征询刘裕的意见。男怕入错行,看来刘裕是入对了行。

自立为帝后,桓玄征召刘裕来京,做深入的试探。新王朝对刘裕日夜优待,礼遇有加。桓玄以为优待刘裕就可以了,可是他大错特错了。常年军事和政治争斗,让刘裕不再是简单的武夫,开阔了眼界,锻炼了政治智慧。他虚情假意地支持桓玄称帝,内心早就图谋推翻他。但是考虑到自己根基尚浅,实力不够,同时也想让桓玄逆天下之意称帝,自去根基,再图谋推翻他,所以才韬光养晦、蒙蔽桓玄。当时反对桓玄的人很多。多数世族大家都是反对他代晋自立的。但是这些养尊处优的贵族大家失去了实际权力和纵横天下的志向。相反刘裕却将反对桓玄的计划付诸实施。因为刘裕具有反对的实力。他不仅身经百战,政治军事经验丰富,还继刘牢之之后成了北府兵事实上的领袖。反桓的力量逐渐秘密汇聚到刘裕身边。这似乎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一个新的不以出身为标准,而以能力为考虑的政治时代。

以刘裕为盟主的反桓同盟建立后,刘裕身先士卒,将士们无不死战,接连以少胜多,汇聚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推翻桓玄后,朝野竭力称赞刘裕平定桓玄之乱的功绩。朝廷封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徐青二州刺史。刘裕就此成为南方声望最高、实力最强的人物。他名声在外,就连北方的姚兴也颇为忌惮。刘裕上台后,向姚兴讨要后秦之前趁东晋大乱攻略的河南地区。姚兴竟然将部分侵略的东晋土地归还了刘裕。

刘裕继桓玄之后成了建康的主人,却没有留在建康专断朝政,而是接任徐青二州刺史,主动出镇外地。他推司马遵出来维持局面。当时,反正的桓楚司徒王谧(就是之前救过刘裕那个世族)与众人商议,准备推举刘裕统辖扬州。我们知道东晋朝廷长期只能直接关系扬州一地,要把持朝政必须兼任扬州刺史。刘裕坚决辞谢,把扬州刺史让给了王谧。他这么做可能基于以下考虑:首先是自己根基不足,尤其是刘裕出身贫寒,可能适应不了建康的政坛深水,想先常驻丹徒继续积累政治威望;其次是刘裕起家于江北,政治基础在今天的江苏南部一带,因此他选择丹徒作为根据地;最后,刘裕将盟友刘毅、孟昶等留在建康作为内应,可以遥控朝政。

义熙三年(公元407年)十二月王谧去世,不利于刘裕的情况出现了。原来的盟友刘毅不希望刘裕进入朝中辅佐政事。之前刘毅和刘裕共同行动,同甘共苦,地位和权力都在刘裕之后,如今富贵了,刘毅开始不满于总是居于刘裕之后,想和刘裕争夺实权了。他聚集一帮人,商议任命中领军谢混为扬州刺史,或者退一步让刘裕兼任扬州刺史,但不让刘裕入建康,而把朝中的政务交给孟昶管理。这是典型的只可同患难,而不共富贵。商议定后,刘毅等人毕竟心虚,不敢突然袭击式地发布任命,而特意派尚书右丞皮沈带着这两个方案,前去征求刘裕的意见。

皮沈到了丹徒,先去见了与自己有交情的刘穆之,向刘穆之透露了自己的来意。刘穆之自然知道让刘裕长驻丹徒的坏处,那就是对首都这个政治中心的疏远。他暗自庆幸皮沈先来寻找自己通报情况。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假装起身上厕所,迅速写了张条子派人送交刘裕。纸条中写道:“皮沈所言,切不可应允。”皮沈告别刘穆之后,就去见刘裕。刘裕听完皮沈的陈述后,没有表达意见,只是吩咐下人好好安顿朝堂使节。之后,他迅速将刘穆之招来商议。

刘穆之向刘裕介绍了情况后说:“晋朝失去对国家的控制已经很久了,天命已经转移。将军您兴复皇家,功高德勋,民望所归。之前您谦让官职,出守外地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您的威望更高,政治资源更丰富了,如果再一味谦让,难道就甘心于永远做一个老守疆土的地方将领吗?”

“刘毅、孟昶等人都是与您一起从布衣开始起家的。当年大家倡导大义,争取富贵。因为举事有先有后,官职有高有低,所以推举您作为盟主。力量的对比结果是暂时的,政治上的服从也是会有变化的,但他们并不是诚心诚意服从您的。现在您长期领兵在外,他们在朝内占据高位,大家的力量相当,地位也差不多,已经到相互吞并和排挤的时候了。”

“在政治斗争中,扬州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平定桓玄之乱后,您没有兼任扬州刺史的职位,而是交给了王谧,那不过是实力不够时的权宜之计。现在您决不可以再拱手让出扬州了。如果对手同时占领扬州和朝堂,我们就要受到别人的制约。权柄一旦丧失,形势一旦不利,如果再想逆转回来,就困难了。如果我们落下那样的境地,不仅将优势拱手相送,而且前途难测。”

“现在既然朝廷征询您的意见,您就应该明确表示反对这两个方案的态度。因为将军您不能公开地向朝廷要求担任扬州刺史的职位,所以您只能这么说:‘扬州是国家根本所在,地位重要。挑选扬州刺史事关重大,我不能在外地空发议论,要详细了解情况。我计划近日前往京城,与各位一起交换意见。’等您到了都城,京里的一帮人就不敢越过您随便处置扬州刺史的人选了。”

刘裕听从刘穆之的话,没有理会皮沈,接受了扬州刺史的任命,冠冕堂皇地前往建康就任。刘毅等人偷袭不成,反而引虎入家门。结果真的如刘穆之所分析的,朝廷征召刘裕任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仍兼任徐兖二州刺史的职务。至此,刘裕算是名副其实的权臣了。

从412年开始,刘裕聚敛东晋朝廷大权,很有一番作为。东晋朝廷的烂摊子已经糜烂很久了,经过司马道子父子的蹂躏情况更加糟糕,桓玄虽然打算进行整顿也毫无成果。刘裕在刘穆之的协助下,按照轻重缓急进行朝政清理和政策矫正。像作战时一样,刘裕以身作则,树立勤政榜样,同时以威行严法管束朝政,使朝廷内外的文武百官都能小心谨慎地奉行职守。刘裕入朝不到一个月,建康的官风民俗就大为改观。

同时,刘裕开始暴露出不臣之心。表现在他经常矫晋安帝的诏书给州县长官下命令,也表现在他开始严厉镇压异己力量。尚书左仆射王愉的儿子王绥,因为出生于江左冠族、世代公卿的王家,再加上自己很小就获得了名望,就对刘裕很不服气,讥笑他地位卑贱。刘裕毫不犹豫地将他杀死。当时东晋世族大家的势力经过之前的动乱大为削弱,加上世族子弟自身不学无术,沉溺享受,在刘裕的进攻前完全败下阵来。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刘裕开始注意起自己的形象来。因为出身的缘故,刘裕识不了几个字,也没读过几本书,是个半文盲。后来因为行政的关系,他逐渐认识了一些字,可以读懂文告,也能亲自写些简短的命令和文告了。在东晋官场上,文学谈吐和书法水平是官员相互交往和评价的重要标准。尤其是在一些大族世家看来,他们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些缺乏系统文学教育的寒族子弟。即使刘裕贵为朝廷主政大臣,也难免有一些世族大家在背后讥笑他的文字和谈吐。刘穆之提醒刘裕要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谈和文字,这不仅事关刘裕个人的尊严,也直接关系到政治斗争的前途。刘裕这时已经对刘穆之推心置腹,几乎是言听计从。他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尽力淡化军人色彩。但自己的那一手烂字却是怎么都提高不了,加上生性不喜读书习字,让刘裕苦恼不已。刘穆之出主意说:“写字虽然是小事,但对于有志天下的人来说,不能不多加留意。将军您可以坚持一直写大字,一个字写成一尺大也无妨。大字能够掩藏拙处,而且有气势。”刘裕欣然采纳了这个建议。以后刘裕的文告字写得硕大无比,一张纸只有六七个字,贴得满墙都是。远远看来,他的文告显得气势非凡,和身份相配。

说到刘裕执政,不得不说刘穆之的成功辅佐。刘穆之对内是刘裕的行政管家,对外是刘裕在朝廷的主要助手,他不仅给予刘裕政策咨询,还亲自处理朝政和军事。他这个人有非常能力,处理问题快如流水,文件和事情在他的手里从来没有堆积迟滞的。刘裕成名后,各色人物从四面八方涌来,朝野内外事务千头万绪,一时间让刘裕难以适应。刘穆之从容不迫地将千头万绪的事情处理得滴水不漏。通常的情况是,他眼睛看着文件资料,手里起草批阅意见,耳朵听着情况汇报,嘴里当场答复下属的询问,应对自如,没有出错。刘穆之还有一个本事就是掌握消息比较全面,不管是闾里言谑、途陌细事,不论大小都知道些。他把这些信息一一告诉了刘裕,刘裕就能明白民间的实情,还常常将民间消息挂在嘴边表示自己的开明通达。

刘穆之出身寒门,没有家庭基础可以依傍。得志之前,刘穆之一度窘迫到待在岳父家里混饭吃,受人奚落。随着地位提高、条件改善,刘穆之沾染了一个毛病,就是讲究吃喝的排场。他吃饭,一定要宽大的饭桌,桌上必须得有足够十个人吃的饭食,而且从来不单独进餐,不是招待宾客就是需要歌舞助兴。这可能是刘穆之发达后对早年窘迫的一种心理弥补。对于自己的毛病,刘穆之向刘裕坦白说:“我出身贫穷微贱的家庭,之前维持生计都很艰难。现在位居高位,我虽然心中想着要节俭,但从早到晚所需要的花销还是过于丰厚了一点。除此之外,没有一点儿对不起您的了。”

从京口讨伐桓玄开始出任刘裕的主簿到义熙十二年(416年)年底去世,刘穆之与刘裕合作了13年时间。这13年分别是刘裕和刘穆之一生中最重要、最辉煌的时期。刘穆之凭借聪明勤勉,支持刘裕南征北战,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刘裕则奠定了日后新王朝的基业。奇怪的是,刘穆之死后,刘裕再也没有取得先前那样的辉煌战绩。刘裕评价刘穆之“深谋远猷,肇基王迹,勋造大业,诚实匪躬”。刘宋王朝建立后,刘穆之被追封为南康郡公,谥文宣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