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义熙末年的一个清晨，柴桑乡间的一位老农叩响了陶渊明家的柴门。他带酒来与陶渊明同饮，陶渊明欣然接受。透过从房顶和四壁漏处照进来的晨曦，老农看到陶渊明家徒四壁，无以为继，就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矮房破屋、衣衫褴褛，这样的生活不适合你陶渊明。世间之人都浑浑噩噩，你为什么不和他们同流合污呢？）陶渊明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他谢绝了老农的劝告。
几年后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陶渊明的草舍探访。此时的陶渊明已经又病又饿，卧床不起多日了。檀道济见状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现在是太平盛世，你为什么不出来做官？何必自我折磨呢？）陶渊明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我的志向不在当官上。）檀道济无奈，送给陶渊明许多粮食和肉，结果还被陶渊明“挥而去之”。
在东晋南朝，陶渊明是个孤独寂寞的隐者，不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树立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依然是儒家思想，但掌权者真正奉行的始终是法家思想，尤其是在九州动乱、朝廷衰微的背景下，各派人物将现实主义政治发扬光大，法家思想更是大行其道。比如司马睿送给太子司马绍的图书礼物，不是《诗经》、《论语》或者《尚书》，而是《韩非子》。政治斗争异常残酷。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反叛，玄学盛行，社会上以清谈为乐。玄学为许多人提供了躲避残酷现实、保持独立人格的可能。而陶渊明抛弃了这一切，不信奉任何思想学派，奉行简单、平淡、真实的隐居生活。他沉默少言，想说话就说，不想说话就不说；喜欢读书和写作，却不以精通某家学问或者追求什么为目的；喜欢喝酒，就尽情喝酒。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写道：“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晋书》在《陶潜传》开篇不久就引用了这篇文章，认为这是陶渊明的自传。如果说陶渊明的人生有什么“目的”的话，那就是坚守率真、独立的人性。所以他不为务实的东晋政治所吸纳，也不为当时或宗法家或宗玄学的士人所理解。
率真、独立的人性在复杂的现实中难以保持，所以陶渊明的后半生远离了尘嚣，躬耕自资。他写了一篇《桃花源记》，来描绘他理想中那平淡、简单的生活图景：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
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从此，桃花源，一个若有若无的仙境，成了中国文人心目中理想世界的代名词。千百年来，一代代后来者或苦苦追寻或刻意营造想象中的“世外桃源”，更有一代代崇拜者，力图证明桃花源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陶渊明的虚构。
二
陶渊明（刘宋建立后改名“陶潜”），字元亮，是东晋名臣陶侃的曾孙。在他出生时，陶家已经败落，陶渊明9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寄宿在外祖父孟嘉家里，艰难度日。
孟嘉是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旁若无人”。陶渊明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外祖父不求虚名的率真个性，也继承了外祖父酗酒的嗜好。孟家藏书很多，给陶渊明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历史上没有记载陶渊明的老师是谁，陶渊明很可能是自学成才。这就使得陶渊明的人格无拘无束地蔓延生长，开出了求真淡定的花朵。在其他人热衷“三玄”（老子、庄子、周易）、士人从小钻营进取的两晋时代，陶渊明自由选择学习了儒家的六经，遍览了文、史、哲以及神话等闲书、异书。结果，两种思想在陶渊明身上扎下了根。一是多数学问都倡导的入世思想，陶渊明也有兼济天下、抚慰苍生的志向抱负，渴望施展才华做出一番功业来；二是清正独立的人格根深蒂固，陶渊明正邪分明，去伪存真，不阿谀、不谄媚、不说假话、不干坏事。他要按照“正确的思路”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来。
这样，陶渊明就遇到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独立正直又有抱负的读书人会遭遇的难题。现实不会让你顺利地施展才华实现抱负，而是给你设置种种障碍。读书人要想成事，必须妥协让步，要么委曲求全曲线践志，要么丧失独立性在现实中随波逐流，不会让你既保持清正独立的人格又实现理想抱负。如果你不愿意如此，轻者在现实中被摔打得头破血流，重者被扫地出门无处容身。
陶渊明就属于不愿意向现实妥协的那类人。
太元十八年（393年），陶渊明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当时他已经29岁了。东晋门阀制度森严，世族能够二十为官，寒门缺只能三十试吏。曾祖父的成功并没有让陶渊明摆脱寒门身份，他入仕即遭人轻视。同时，陶渊明对官场冗繁无聊的生活很不适应，对官吏脱离百姓民生的工作不以为然，很快就辞职回乡了。之后，江州又召他出任主簿，他也辞谢了。隆安四年（400年），陶渊明觉得荆州刺史桓玄有所作为，跟随他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主动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不想，桓玄的有所作为是篡夺东晋的天下，陶渊明不愿意同流合污做乱臣贼子，便在第二年借母亲去世之机，挂冠而去。元兴元年（402年），桓玄叛乱，攻入建康，第二年篡位称帝。陶渊明对桓玄称帝深恨在心，思考如何报国，得知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人起兵讨桓，便马上离家，乔装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报告刘裕。陶渊明对此举很是得意，认为做了一件对国家百姓有利的事情。他看到刘裕主政后革新政治，作风不俗，便留在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刘裕以身作则整顿朝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陶渊明一度以为自己找到了事业归宿，和刘裕走得很近。马上，陶渊明便失望地发现刘裕的这些作为其实是在为篡位称帝做准备，于是在义熙元年（405年）去职。
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陶渊明出任彭泽（今江西湖口）县令。此前的陶渊明断断续续出任了多个低级官职，都干不长，没有积蓄又酗酒，家庭生活开始出现困难。东晋的官吏有“职份田”，到任耕种，卸任归还。陶渊明到任后想在职份田上全种上酿酒用的秫谷，说：“让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不同意，要种上可以吃饭换钱的粳米。夫妻争吵的结果是一顷五十亩田种秫谷，五十亩种粳米。随着现实和理想差距日益扩大，陶渊明酗酒也越来越厉害。不过没有等到种下去的秫谷成熟，陶渊明又挂冠而去。原来追求简单真实的陶渊明上任后，有事办事，没事休息，从不和上级、同僚“联络感情”。一日，浔阳郡遣督邮来到县里，属吏告诉陶渊明应该束带正装去见。陶渊明叹道：“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于是授印去职。陶渊明的彭泽县令在任仅81天，却为他赢得了“陶彭泽”的雅号。
卸任后，陶渊明13年的仕宦生活结束，此后再未出仕。在这13年中，陶渊明一心报国利民，辗转为官又辗转失望辞职，最后绝望地发现残酷的现实并没有给他那清正独立的人格留下空间。他只能选择隐居。陶渊明写道：“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公元405年的这一天，中国历史上少了一个县令，却多了一位开创文派、刷新思想的大师。
三
陶渊明辞官回到乡里，过起“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的生活。夫人翟氏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
陶渊明很享受纯朴、简单的乡村生活，乡间没有复杂的权力纠纷、乡民不会尔虞我诈、党同伐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些平凡的乡间景象，在陶渊明笔下格外亲切温暖。陶渊明一家成了普通百姓，生活压力自然比当官的时候要重许多。40多岁的陶渊明拿起锄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他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劳动希望能有好的收成，真正体会到了普通百姓的辛苦。他和一起劳动的乡亲们“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日常琐事和收成好坏成了大家的共同话题。东晋南朝对百姓的剥削是很重的，尤其是大量户口荫庇在世族豪门名下，像陶渊明这样的自耕农承担了越来越重的税赋。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富裕人家的田地跨州连郡，穷人家无立锥之地；富裕人家山珍海味，穷人家连米饭、稀粥都不能保证，菜肴只是粗盐腌菜而已。
归隐之初，陶渊明的生活尚可，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他喜爱菊花，宅边院前遍植菊花；继续嗜酒，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饮必醉。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自便。”在最初的几年里，陶渊明劳作虽然辛苦，但还能自由地爬山、写诗、喝酒，并洒脱地处理来自官场的打扰。江州刺史王弘崇拜陶渊明，主动上门拜访，陶渊明称病不见。王弘派人侦察，得知陶渊明将游览庐山，就叫陶渊明的故人庞通之等人赍酒在半道上拦住他。陶渊明既遇酒，引酌野亭，欣然忘记了登山。王弘适时出来相见，欢宴了一整天。陶渊明没有鞋，王弘马上让左右给他编一双鞋。左右要量陶渊明的脚，他就坐在那里伸出脚来让别人量。王弘邀请陶渊明去江州，问他怎么去，陶渊明说：“我素有脚疾，以前是坐蓝舆的，现在也能走回去。”王弘就让一个门生和两个儿子把陶渊明抬到江州。面对王弘这样的权贵，陶渊明谈笑自若，丝毫没有羡慕、趋附权贵的意思，得到了时人的赞扬。
陶渊明的《饮酒》诗可以对他归隐的早期生活做一个总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义熙四年（408年）夏天，陶渊明那闪耀着夺目文化光辉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焚毁一空。陶家不得不迁至其他村子重新安家，此后家境每况愈下。为了养家糊口，陶渊明的劳动强度骤然加大，可即便他终年辛劳，还是生活窘迫。如逢收成好，陶家尚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一旦遇上灾年则陷入“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的困境。最后，陶渊明可能是把宅地给卖了，全家寄居在船上。现实是如此残酷，世外桃源般的归隐生活即便能够存在一时，也不能存在一世。
到了晚年，陶渊明的生活难以为继了。据说他的儿子都是痴呆，一家人的生活始终依靠年迈的陶渊明。晚年陶渊明的生活来源主要靠乞讨和借贷。有的朋友会主动周济他，有的就需要陶渊明亲自上门乞借了。政治的打击接踵而来，420年刘裕篡夺了东晋的天下，建立了刘宋王朝。那个陶渊明曾经寄托忠诚和梦想，希望在其中有所作为的王朝不复存在了。永初三年（422年），年近花甲的陶渊明生活已近绝境，他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写道：“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他长期饿着肚子，求一把菽麦都不可得。
令人吃惊的是，在最困难的时候，陶渊明依然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朝廷的征召，拒绝再次踏入官场，哪怕是领取一份清闲的俸禄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他对困窘的生活际遇淡然置之，仍然坚持写诗，继续歌唱自然，品味田园，钟情理想中的桃花源。老朋友颜延之在刘宋景平元年（423年）出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找他喝酒。临别，颜延之留下两万钱接济老友生活，陶渊明全部送到酒家换取久违的美酒。越是贫病交加、现实打击越重，陶渊明就越离不开酒精。
元嘉四年（427年），陶渊明身体不行了。九月中旬，陶渊明在清醒时给自己写了《挽歌》组诗。在第二首诗中，他自嘲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设想了死后“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的情景。在第三首诗中，陶渊明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平淡地迎接死亡的到来。冬天，陶渊明去世，享年63岁。
陶渊明及其作品在南北朝不为人重视，却在几百年后获得了空前的赞誉和如潮的掌声。
陶渊明的诗在南北朝时影响不大。刘勰的文论《文心雕龙》对陶渊明只字未提，钟嵘《诗品》将陶诗列为中品。唐宋之后，读书人开始发现几百年前的陶渊明是那么有代表性，那么前瞻地预示了文人的困境。他用生命营造出来的“桃花源”意境是那么美，能给人暂时的逃避和休憩，能给人无限美好的想象。于是，不管是入仕还是没有入仕，不管是得意还是失意，士人们纷纷附庸陶渊明，解读他的田园诗。因为没有文人能够逃脱现实和理想的巨大鸿沟，没有文人能从中找到两全其美之道，陶渊明的探索已然是最佳选择了，所以陶渊明始终拥有稳固的拥护者。诗仙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遥相呼应。当年李白意气风发出川来，满心扬名天下，结果接连受到打击，不得不醉情山水、诗文和美酒，最终在古江州附近赴水捞月而去；王维20岁高中状元，名扬四海，本想成就伟业，结果在中下级官僚序列中徘徊，最后归隐终南山，“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辛弃疾壮怀激烈，少年戎马南北，中年久经前线，却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终将陶渊明引为知己，在《念奴娇》中盛赞“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最终陶渊明成了一类文人的典范，成了中国历史的特殊符号。